读《诗品》

钟嵘的《诗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理论专著，在文学批评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历年来，对《诗品》进行研究者络绎不绝，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钟嵘的文学批评思想集中体现在《诗品序》里，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诗论，也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文人诗歌的审美趋向。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这里的“自然英旨”是说诗歌中含有一种自然美，要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感受意境的清新，需要诗歌创作时将自然与文采有机融合。钟嵘认为诗人在创作中必须“直寻”，符合“自然英旨”。其实，诗歌要能达到“自然英旨”的境界，跟诗人的诗歌创作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也就是诗歌创作中“自然英旨”观产生的原因。本文主要通过《诗品序》和具体的诗歌评论，来探析钟嵘的“自然英旨”诗学观念。

一、“自然英旨”观的提出

钟嵘在《诗品序》中表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说明诗歌是感发人的情感的。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才能感发人的情感呢？“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钟嵘认为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并不是以引经据典为贵，诗歌与杂文不一样，诗歌水平的高下也不能以知识广博为标准，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也就是表达内心深处真情实感的。“‘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从这里可以看出，钟嵘认为诗歌唯有“吟咏情性”，方能创作出佳品，“吟咏情性”的方法就是“直寻”，不能想象，也不能作假，诗歌要表达出真实的所见所感。所谓“直寻”，就是诗人即景生情、自然兴发的一种创作方法。物感于心，不吐不快，然后直接反映到文字上来，这种创作方法，也被钟嵘称之为“直致”。例如，他在评价陆机诗歌的时候写道：“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诗品上·晋平原相陆机诗》）他认为陆机的诗歌不符合“直寻”，“有伤直致之奇”。其实，钟嵘提出“直寻”说，是在极力反对南北朝诗坛“用事”和“永明”声病之说，由此可知，钟嵘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声律说是不赞同的。他认为，诗歌如果过度强调声律，就很难直接表达出真情实感，违背了“吟咏情性”的本意。

此外，钟嵘还在《诗品》中表示：“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此处，钟嵘批评了颜延之、谢庄在创作诗歌时大量地堆砌典故，以致对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下来，他又批评了任昉、王元长等人在诗歌创作中对新奇生僻的典故的使用。堆砌、运用典故进行拘束拉扯，任意缝补和缀合，损害了诗歌作品。他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意指创作中自然精美的诗歌，能做到这样的很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纵览古今精美诗句，诗人只有运用“直寻”创作出来的诗歌才能展现出“自然英旨”。“自然英旨”注重诗歌的自然美，无须华丽的修辞，无须繁密的用典，仅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以我手写我心”，却让人读后回味无穷。英国作家华兹华斯说“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意为诗歌应立身于自然界的眼前景、耳边事，诗歌源于自然，也应展现自然的美。所以，“自然英旨”是由“直寻”得来的。

钟嵘的“自然英旨”观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自然美和文学艺术的厚重认识。钟嵘的诗歌理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对于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自然与文采的融合

钟嵘评陆机的诗：“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诗品上·晋平原相陆机诗》）

钟嵘认为陆机创作的诗歌虽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但是“有伤直致之奇”，也就是说陆机的诗有文采，很华丽，虽被列为上品，但还是有不足之处的，那就是缺少自然美。

钟嵘评颜延之的诗：“其源出于陆机。故尚巧似。体裁绮密，然情喻渊深，动无虚散……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诗品中·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钟嵘评颜延之的诗歌时，说他“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上文也已提到，钟嵘认为陆机的诗歌“有伤直致之奇”，也就是说陆机的诗并不符合自然之美，颜延之的诗歌源自陆机，也是华丽拘束，有损“自然英旨”。汤惠休所说的“谢诗如芙蓉出水”中的“谢诗”，指的是东晋谢灵运的诗歌。

对于谢灵运，钟嵘如此评价：“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诗品上·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

钟嵘认为谢灵运的诗歌有“颇以繁芜为累”的缺点，不过紧接着又说，谢灵运的诗如青松挺立于灌木丛中，如白玉映照着尘土和沙砾，不能抹杀其高洁，所以他说谢灵运的诗瑕不掩瑜。这足以说明钟嵘是赞同汤惠休“谢诗如芙蓉出水”的说法。“芙蓉出水”是说谢灵运的诗歌有自然清丽之美，这与钟嵘“自然英旨”的诗学观念是更契合的。因此，钟嵘把谢灵运诗置之上品。梁简文帝在《与湘东王书》中也曾评价谢灵运“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此外，钟嵘认为谢灵运的诗歌，“其源出于陈思”，那么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最高、最看重的诗人应该是曹植。

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上·魏陈思王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几句评价也反映了钟嵘的诗歌理想，体现了钟嵘不仅重视“自然英旨”，同样重视文采，既矛盾又相互融合。《诗品序》中写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钟嵘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与文采的相互融合。这也应该就是把陶渊明的诗列于中品的原因了。

钟嵘评陶渊明诗：“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诗品中·宋征士陶潜诗》）此处钟嵘认为陶渊明的诗符合“自然英旨”的诗学观念。陶诗风格清新淡雅，表现出一种自然美，但少了一些文采，所以被置于为中品。这也是后世诟病钟嵘不公的原因之一，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在陶渊明不被大众认可的情况下，钟嵘把陶渊明的诗列为中品已实属不易。

诗人缺少华美的词采，便会受到批评，比如受到后世推崇的曹操、陶渊明，就因为语言质朴省净而被置于中、下品之列。明清时期的批评家对此颇为不满，往往指责钟嵘见识低下而品第未公。其实，这原本是南朝时期整体的审美倾向，钟嵘并未超脱于时代之外，不能因此对他全盘否定。

钟嵘对南齐永明年间逐渐兴起的声律说也持批评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诗歌确实需要声调流美，但四声八病之类都是人工制定的规则，有悖于自然天成的要求。从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永明体诗人对声律问题的探讨和实践直接影响到后世近体诗格律的形成，钟嵘的意见无疑显得过于保守。可是，声律说本身确实存在不少琐碎严苛的不合理成分，此后四声逐渐出现二元化的倾向，最终归并为平仄两种声调，而八病也逐步被简化和扬弃，慢慢演化出黏对等规则。由此可见，钟嵘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不能简单地视作固执守旧。

总之，钟嵘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自然与文采的完美融合，既能表现自然界的美丽和神韵，符合“自然英旨”，又能用铿锵有力的诗文表达诗人的感受和意境；诗歌的文采应该是对自然本身美的一种提升和阐述，而不是仅仅追求华丽而不切实际的诗句；诗歌创作要求诗人的情感和文采的完美融合，只有融合才能使创作显得自然而不做作，令人感受到至真至美。

三、“自然英旨”观对后世的影响

钟嵘的“自然英旨”观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钟嵘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并将自己与自然融合在一起。根据自己所见所感，“以我手写我心”，这种思想在后代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诗人通过对自然的感知和描绘，表现出自然与人的紧密关系。例如，杜甫在《登高》中写道：“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秋高气爽之时，此地却有急风。诗人登高望远，听到“高猿啸哀”，看到江水洲渚和迎风飞翔的鸟群，之后仰望茫茫无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的江水，便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这几句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令人感到诗中有画，韵味无穷。又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借景抒情，表达了对友人的不舍。

（二）自然景观描写

钟嵘的自然观强调了自然景观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应该欣赏和赞美自然。这种思想在后代诗歌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许多诗人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传达了对自然美的赞美和感悟。唐代还出现了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歌流派。苏轼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诗歌中的诗意与画意都离不开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如《山居秋暝》中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孟浩然在《春晓》中写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此诗同样描绘了自然景观，并赞美自然之美。

（三）“吟咏情性”的重要性

钟嵘的自然观也强调了“吟咏情性”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在后代诗歌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许多诗人通过借用自然的图景、植物等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如“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峨眉山月歌》），“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等，都强调了在自然中表达真情实感的特点。

由上可见，钟嵘的“自然英旨”观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创作高峰。他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重视自然美感，启示了后代诗人描绘自然景观和自然美。同时，他强调遵从本心的重要性，为后代诗人表达内心感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对《诗品》作了很高的评价的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诗话》中说道：“《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诗品》品评汉魏六朝的诗人，评其优劣，定其品第。钟嵘的品评很有系统，也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诗品》与《文心雕龙》可以称得上南朝两大文论名著。在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下，钟嵘提出“自然英旨”的诗学观念，对后世诗人的诗歌创作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后，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自然英旨”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理想和共同追求，这种艺术原则也贯穿了此后的中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