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人：当代广场的模样

我初次到欧洲是在海德堡大学交换。从火车站开出的所有公交都会停留在市中心的“俾斯麦广场”。俾斯麦是德国的伟人，于是，那天清晨，坐在公交上的我已经脑补了一座宏伟的广场。搞不好我得从广场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去换乘呢。然而，甫一下车我便诧异了——俾斯麦广场是一片几乎一眼能望到尽头的三角形绿地，有小商铺，街头艺人和在长椅上等车的路人。半年后，在离开海德堡的那天，我依然从俾斯麦广场转车，那时手风琴手弹奏的是一曲欢快的《查尔达斯》。

后来我知道，德国还有很多“俾斯麦广场”。欧洲的广场可以生长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也可以消失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在商业街的某个路口，在住宅区四合的建筑之中，在运河的某个拐角……欧洲许多大型广场的面积往往只相当于中国的中型广场。它们并无有序的功能分区，而是随着人的活动自然发展出功能和景观。广场因人而生，这正是西方文明的隐秘起点。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广场给出了公共空间的最初定义。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说，当人们散去，公共空间便瞬间消失——“城”便消失。人类文明不能仅仅依仗于这转瞬即逝的广场。不同人群和势力设计、建造和装饰着广场，希冀它彰显力量，颂扬权威，尽管它往往比建造它的权力更为永恒。

现代化中的广场变迁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现代，广场的政治意味减弱了。在隆隆蒸汽中运转的机器，席卷尘土飞驰而来的火车，日益拥挤的道路和模糊的边界，由农村涌入城市的人群，构成了“现代”的万千风貌。广场还是人们聚集、互动、交流之处，只是其方式和效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柏林的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最初只是一个十字路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普鲁士为收容大量涌入的宗教难民，在当时的柏林西南方扩建了一片新区：弗里德里希施塔特（Friedrichstadt）。1721到1723年，在弗里德里希施塔特新区的扩建中，今天的波茨坦广场成为柏林的边界。南北向的艾伯特大街在此汇入东西向的莱比锡大街西端，波茨坦大街由此直直地通向柏林西南方向25公里以外的波茨坦。当时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还是众多诸侯的松散邦联，邦国林立，关税严苛。在城墙外接受检查的“进城”者排起长队，有心者抓住商机，贩卖食物，市场由此发展起来。1740年，后来的腓特烈大帝成为国王。由于他经常在柏林和他的住所波茨坦无忧宫间“通勤”，普鲁士军队也需要快速移动，莱比锡大街被不断拓宽，向西延伸，将波茨坦广场一分为二。富人们则从日渐拥挤的柏林搬出，在波茨坦门外形成住宅区。广场本身成为腓特烈大帝炫耀武力的演兵场之一。

1838年，波茨坦火车站建成。连接柏林和波茨坦的火车无法穿过城墙，往往在波茨坦广场短暂停留。尽管当局随后新建了火车站，波茨坦广场还是经常出现火车和马车“面面相觑”的“堵车”奇观。直到1860年代，统一前夕的现代德国取消了关税，城墙被拆除，周边地区的流量进一步增加。1871年，德国统一。新生德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均选址于波茨坦广场周边的富人区。

德国和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首先“点亮”了波茨坦广场——德国的第一次无线电广播由此发出，第一座路灯和第一座交通信号灯均被安装于此。今天，你还能在波茨坦广场看到德国第一座交通信号灯——只不过是复制品。百货商场、酒店、电影院、咖啡厅、啤酒馆……波茨坦广场如美国的时代广场，成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这里越来越拥挤，市政建设者们不得不远渡重洋去美国取经以规划人流车流。

波茨坦广场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德国曾经的狂飙突进和骤然衰落。到二战后，像柏林的其他地标那样，曾经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波茨坦广场已被夷为平地。位于美、英、苏占领区交界的波茨坦广场就如柏林城本身一样被冷战撕裂了。仿佛历史重演，波茨坦广场再次成为“边界”。当年隔绝柏林与城外的波茨坦门现在隔绝了东西柏林——两个阵营，两种意识形态，以及劫后余生的人们。在荒芜的波茨坦广场及周边地区，小规模的冲突不断上演，黑市交易从未停歇。双方心照不宣地遗弃了这里，在战后重建中为东西柏林各自选定了新的中心——西柏林的布赖特沙伊德广场（Breitscheidplatz）和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

1961年8月13日，东德当局选择在一个周六的夜里开始建墙。位于边界的波茨坦广场不能幸免。那里的柏林墙则由手持刺刀列队的东德士兵演变为通电的铁丝网，又演变为石头，最终演变为水泥加固的墙。电车依然忠实地驶过波茨坦广场，只是曾经人流熙攘的车站已成“幽灵”，唯有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于此。此后38年，波茨坦广场或许比17世纪它刚刚成形时还萧条。附近地区再未有高大建筑拔地而起，一些阻碍视野的建筑也陆续被拆除——狙击手在瞭望哨内提防着可能翻越柏林墙的人。楼高不见章台路。此种情形一直延续至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波茨坦广场成为最早开放的入境点之一。

混凝土的墙被推倒了，但人们心中的那堵墙或许还未瓦解。1990年，柏林市政府重新规划了波茨坦广场。大兴土木的德国人希望以波茨坦广场的重建告别历史，告别自二战以来的民族创伤。1993年，波茨坦广场重建计划正式动工。有奔驰集团和索尼公司在内的4个投资方获得了大部分土地，高楼大厦平地突起，遮天蔽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索尼中心，8栋用于办公、商业和娱乐的大楼被一个庞大的伞状屋顶连接在一起。重达500吨的环形梁柱牢牢盘旋在一根42.5米高的主柱周围，其间由无数缆索、夹层玻璃和半透明膜编织而成的“帆”徐徐展开。波茨坦广场也是柏林夜生活和“灯光秀”的主要坐标。每当夜幕降临，整个波茨坦广场流光溢彩，漫步索尼中心，仰视日间白色的“富士山”屋顶变换成紫色、蓝色、绿色，仿佛置身科幻电影，开启关于德国的未来主义的想象。

今天的波茨坦广场成了柏林名副其实的商业、文化和娱乐中心。每年，蜚声国际的柏林电影节有大量电影在波茨坦广场剧院和电影院首映。然而，对于波茨坦广场的商业化改造，特别是景观的“美国化”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在怀旧的人眼中，亚历山大广场才更“德国”。

像波茨坦广场一样，亚历山大广场也不仅是“广场”，而是交通枢纽和商业、文化、娱乐中心。波茨坦广场起源于柏林西南部的波茨坦门，而亚历山大广场则起源于柏林东北部的乔治门。这片地区同样在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发展起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达到全盛，同波茨坦广场一般，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骤然崛起的德国的名片。波茨坦广场的光怪陆离保留在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基尔希纳和瑞士裔德国籍画家保罗·克利同名的传世名画《波茨坦广场》之中，亚历山大广场的喧嚣与躁动则被德国作家德布林的杰作及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同名电影《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捕捉。

无论是德布林还是法斯宾德，都以现实主义者的坚定、地理学家的严谨和地图绘制者的周密不厌其烦地勾勒着亚历山大广场的一切：街道名称、门牌号、公交车序号、地标性建筑……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开头，刚刚出狱的弗兰茨乘坐41路电车进城。电车载着还没准备好走向新生活的他在城中呼啸而过，都市生活的一切如雷霆般扑面而来——鞋店、帽店、报贩、警察、闪闪发亮的商店橱窗、紧锣密鼓施工中开裂的地面……弗兰茨欲在亚历山大广场谋生，却在这繁华中始终受困于对生活无意义的顿悟，犹如“悲凉之雾，便被华林”。

不可避免地，亚历山大广场也在二战中被摧毁——广场中心的雕像被熔掉制造武器，广场的地下成为柏林最大的防空洞。1945年5月，为延缓苏联军队进入柏林，德军炸毁了此处的地下通道。冷战时期的亚历山大广场被选为东柏林战后重建的中心。遵循庄严的社会主义美学，整个广场被划为步行区，电车随之改道。德布林笔下的“红堡”警察局也成为东柏林的市政厅，进而成为东德政府的代名词。1969年，柏林电视塔和世界钟拔地而起，次年，为庆祝东德成立21周年动工的友谊喷泉（Brunnen der Völkerfreundschaft）如期揭幕。今天，波茨坦广场只象征性地保留了一截柏林墙，亚历山大广场严肃地保留着这些东德“遗物”。当人们徜徉于此，一定会不无唏嘘地想到，一个民族曾在此分裂，一个民族也曾在此重聚。

当代生活中的广场温度

步入21世纪的欧洲广场不再气势恢宏或歌功颂德，它们顶礼膜拜的是生活本身。欧洲的城市规划方案往往会在市议会激起多次争吵，多轮投票。有时，一座机场，一个体育场，都会启动全民公投。因此，大型广场日渐稀少，小型广场层出不穷。

2017年，我来到哥本哈根大学位于阿迈厄岛的新校区读书。主教学楼前是一片建筑工地，在我攻读硕士的2年间，这里始终在不慌不忙地施工，“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绕道走了2年后，我倒是能隐约辨认出，他们修建了一些沙丘似的突起——但它们会有什么用呢？既不能用于教学，也不能用于锻炼，应该没人愿意在这些光秃秃的地面上秀滑板吧？2020年初，当我再次来到这里，才发现它的真实目的——存放自行车。中空的“沙丘”下方能存放2000多辆自行车，与沙丘相映成趣的“绿洲”可以坐着吃午饭、晒太阳、小憩，甚至踢球。这座广场的设计在当时被作为“北欧设计”的典范之一，广为乐道。它的匠心、灵动和美感令我惊艳。哥本哈根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之城，平均每人有1辆以上自行车。而哥本哈根大学“停车难”的问题我也耳闻目睹，但“只为存放自行车而造一个广场”和“造一个广场2年只为有艺术感地存放自行车”这两件事儿还是令我开了眼界，反复跟丹麦朋友念叨。但是，为什么不行呢？广场为什么一定得是神圣的，不能是世俗的？为什么一定得是意义重大的，不能是平易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