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菅原道真咏白花诗歌主题比较

刘熙载在《艺概》中言道：“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个中有我也。”诗人咏物，往往意在物外。颜色词的运用，关乎着诗歌表达的内涵和情感。

白居易的诗集在其在世期间就已传到日本。其中，闲适感伤类诗歌因契合当时文人的审美意趣，颇受日本贵族阶级青睐，为日本中古时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菅原道真受白居易影响很深。日元庆七年（883），渤海大使裴颋使日时，就曾经指出：“道真文笔似白乐天也。”近代汉文学家冈田正之认为：“比起散文，菅公更长于诗。菅公私淑于白乐天，爱诵温庭筠的诗。时人评曰：‘诗风类白乐天。’”考察两位诗人的咏白花诗作，亦可对其中蕴含的思想情感管窥一二。

一、相同的审美意趣

（一）争解爱白花—对白色的喜爱与对素雅清明的追求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白居易与菅原道真咏白花诗歌比较》中梳理了两位诗人咏白花题材的诗歌，白诗共24首，题材以白莲、梨花、白牡丹为主；道真诗共15首，题材以白菊、白梅为主。通过对咏白花诗的统计，不难看出两位诗人对白色的喜爱之情。

纵观白居易一生，无论贬谪还是退居，无论欢喜与悲哀，白花都是白居易情感投射的重要物象，由此从各种角度展开刻画：紧扣颜色美，将梨花比作孀闺少年妇，如“梨花有思缘和叶，一树江头恼杀君。最似孀闺少年妇，白妆素袖碧纱裙”（《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江岸梨》），将玉蕊花比作白云、白雪，如“芳意将阑风又吹，白云离叶雪辞枝”（《惜玉蕊花有怀集贤王校书起》）；抓住形态美，着力勾勒白莲花之袅娜多姿、随风摇曳；强调气味美，通过对比表现出白牡丹有芳馨而不见赏于时人的孤独，如“素华人不顾，亦占牡丹名。闭（一作开）在深寺中，车马无来声。唯有钱学士，尽日绕丛行。怜此皓然质，无人自芳馨”（《白牡丹（和钱学士作）》）；另外，风韵、情意等主观之美，则往往融入对白莲花的不厌其烦的描写中，如“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飙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浔阳三题·东林寺白莲》），“白藕新花照水开，红窗小舫信风回。谁教一片江南兴，逐我殷勤万里来”（《白莲池泛舟》），“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濆。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感白莲花》），“归来未及问生涯，先问江南物在耶。引手摩挲青石笋，回头点检白莲花”（《问江南物》）。

市川桃子在梳理白诗中对莲花的描写后，总结道：“白居易吟咏莲花的特征是特别突出了白莲。白居易原本喜欢植物，特别喜欢白莲，并把它写入了许多作品中。”（《莲与荷的文化史》）埋田重夫也指出，“与‘清’的共鸣联动的对于‘白’的描写，即是对排除了多于文饰的质朴境界与景物的偏爱志向”（《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想》），亦是反映白居易思想的一大特色。正如二人所言，白居易对以“白”色为代表的素淡的颜色以及素淡颜色的花的喜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白居易的这种特殊的审美情趣，源头之一便是儒家思想对“白”与“素”的推崇。儒家借色彩比德的观念，先秦时期便出现并影响深远。诗人自幼薰习儒家思想，常怀兼济之志，甚至因“诗道崩坏”而“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与元九书》），在耳濡目染中对“白”与“素”产生好感乃至推崇备至。

中唐之后审美的转向也是原因之一。安史之乱不仅破坏了民生、经济与政治秩序，也导致了文学内部秩序、规范的崩塌。动乱后的疲劳感使得诗人们困惑，觉得有必要休养生息。一直以来的标准规范已经不适合当下的环境，王维“清致”的诗风适应了他们立足平地进行反顾内省并摸索、创造新规范的时代要求。在这种背景下，诗人们追求的是“省净”“沉宛”“冷淡”的美趣与诗境，所谓“稍厌精华，渐趋淡净，故五七言律清空流畅，时有可观”（胡应麟《诗薮内编》）。白居易显然也受到了这种审美趣味的影响。

菅原道真是将“白”有意识地融入汉诗中的第一人。相较于《菅家文草》之前的汉诗作品，在其笔下涉及“白”的汉诗数量方面，高达30首，无出其右者，道真对于“白”的执着可见一斑。这些涉及“白”的咏物诗有形容颜色之白、有描绘光亮之白，也有以“白”营造一种清明纯净的氛围。

“白”是《古事纪》中最早出现的色彩，日本民族喜爱“白”的原初美意识已刻入骨髓。道真的汉诗创作中也深受影响。例如，诗人11岁时的诗作《月夜见梅花》中的“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月与梅花，皆为白色，月华流转如“晴雪”，沐浴其中的梅花每一朵都发出迷人的光芒，犹如天上繁星。这明亮而又柔和的白色世界，呈现出一种纯洁清澈的美感。

除了视觉上的纯净清明的效果，在精神道德层面，白色象征着美好、纯洁、脱俗。道真品性高洁坚贞，为人正直，与“白”暗暗相合。《霜菊诗》中“肃气凝菊匮，烈朵带寒霜”，白菊上的寒霜为白增添了清冷，“似星笼薄雾，同粉映残妆”的朦胧白色氛围给人清明纯洁的视觉效果，而凌寒盛放的白菊，如同人间君子般傲然、坚贞。《法华寺白牡丹》中，“贞白”一词，点出牡丹色白纯洁的同时，着重表明其“贞”。后句又以“云”“雪”等词描摹牡丹的亮白，同时暗含几分脱俗空灵。下句“清净写心肝”进一步形容白牡丹的脱俗纯净。在这片清明的雪白中，道真借佛寺中的白牡丹道出了自身不流于世俗且葆有清明之心的高洁之志，是对人生更高境界永不放弃的一种执着追寻。

白色是一种审美意识，也象征着纯洁、素雅、清明，区别于黑色的污浊，一善一恶。虽然不同的花卉寄托的情感各异，但无论是老境颓唐、寥落伤感还是闲适悠然、快意游戏，白花都表现出诗人的心灵独白，即对纯洁的赞美，对高洁的追求，遗世而独立的傲然。

（二）借白花抒怀，感怀人生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白色出现175次，或咏白牡丹之卓尔不群受人冷落而意兼讽喻，或言梨花之楚楚动人而兼存劝勉，或描摹白莲之闲适悠然而思念旧游。相较于象征高贵的红色、紫色，白色花更为适合代表平民或没有功名的白身。所以，在白诗中白色花常表达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之感。“厌绿栽黄竹，嫌红种白莲”（《忆洛中所居》）二句明示诗人偏爱白莲，在自己居所遍植白莲，更有“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浔阳三题·东林寺白莲》）之句。相较红莲，白色的莲花更能表现诗人的超尘脱俗、不染纤尘的高洁之志，对自己宦海沉浮中孤清不群的期许。

一丛白菊，在道真笔下，时而表己身孤傲高洁、不流世俗之志，时而抒发身世之叹，时而叙思乡之情、离愁之苦，时而又流露出哀婉自伤之意。

二、咏白花诗歌主题的差异性

（一）酬答赠友与奉合应制—主题内容的差异

诗歌承担着文人雅士的社交功能，白居易一生交友广泛，赠答唱和友人之作也不在少数。其中，以白花为题材者，有《赠别宣上人》《白牡丹（和钱学士作）》《惜玉蕊花有怀集贤王校书起》《酬严给事（闻玉蕊花下有游仙绝句）》《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白槿花》等数首。白居易以洁净脱俗的白莲喻宣上人，以玉蕊花思念故友王起，以描摹梨花风韵帮助好友元稹忘却行役之苦，以咏叹白色木槿花与杨使君互相劝勉慰藉……诗人选择用白花比喻友人，关注到了友人与花之间特有的联系，虽相隔天涯，但眼前的花却与他们品性相似，勾起诗人对友谊的怀恋与思考。诗人借吟咏白花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深切感情、对友情的重视，因此所作诗歌情真意切，艺术价值较高。

道真乃贵族出身，天皇近臣，在宫中为官时期，多作奉合应制类诗作，其中也有部分白花题材汉诗，如《早春侍宴，同赋殿前梅花，应制》《早春侍宴仁寿殿同赋春雪映早梅应制》。此类汉诗主题内容多为祝寿、渲染气氛、感沐皇恩等，内容较为单调，缺乏个人情感。不过，道真在经历贬谪之后的应制诗，较之前多了几分忧患、沉郁，如用“请莫多怜梅一树，色青松竹立花傍”（《早春侍宴，同赋殿前梅花，应制》）之句，规劝天皇珍惜有劲节孤心的松竹。

（二）思想情感的差异

两位诗人笔下的白花都表达了身世之感，寄托了怀才不遇之悲，也借花抒发思乡之情，但也有思想情感的差异。

1.讽谏时事、批判时俗与专注自身情感

出生于中唐后期官僚家庭的白居易，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以及“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种体察民情、反映得失的诗歌使命在咏白花诗作中也有所体现。《白牡丹（和钱学士作）》一诗，通过描写白牡丹因朴实无华的外貌而备受冷落的现象，讽喻以貌取人和重视出身的社会陋习，呼吁朝廷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其中，“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二句更是借人们追捧深色牡丹轻视白牡丹，批判时俗。在《感白莲花》中，诗人摹写“本生吴江濆”的白莲花被移植到洛阳后，“初来苦憔悴，久乃芳氛氲”的生长适应过程，取譬引类，联想到天宝流民，讽喻时事。

反观道真，得意时期时恪守诗臣本分，诗作多以奉合应制诗为主，祝寿添彩、颂扬天皇恩德，表达忠君恋阙之情；失意时期的诗作更侧重描写自身境遇，专注抒发个人情感。此时道真笔下的白菊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自身的真实写照。以菊自咏，更显诗人情怀，但诗人对民间疾苦、社会流弊未见关注。

2.乐天达观与伤感哀婉

两位诗人的人生经历高度相似，皆才学卓绝，但仕途坎坷，遭受政治排挤，屡次被贬。然而，同样不得志的仕途，却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心境。

面对一次次的转折，白居易通过创作咏花诗怡情悦性，自我安慰调节，淡化排解惆怅矛盾的心灵。“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浔阳三题·东林寺白莲》），“清静何所似，似彼白莲花”（《赠别宣上人》），作为佛教之花的白莲花备受诗人青睐，佛家追求超凡脱俗、远离政治的教义抚慰了诗人的伤心，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主观心理感情付诸咏莲花的诗中。“莫怕秋无伴醉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可见其心胸的旷达。吟咏白菊花的“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重阳席上赋白菊》），也表现出诗人的乐观幽默。儒家的“独善其身”、禅宗的“四大皆空”和道教的“明哲保身”在白居易的思想中皆有体现。儒释道互补的思想使他超越了生命短暂、命运坎坷之悲，走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的随遇而安、乐观洒脱。

面对贬谪不得志，道真同样也在文字中寻求慰藉，以期宽慰抑郁之情。《秋晚题白菊》中诗人引用典故，倚在篱边，篱边白菊带着白霜发出淡淡白光，仿佛看见王弘携酒而来。道真虽自比陶渊明，但字里行间始终流露着哀婉之情，内心并非真正的洒脱淡然。另一首其晚年被贬太宰时所作的《官舍幽趣》，虽极力表现出在谪居之地苦中作乐的闲情，但仍掩不住辛酸与无奈。

笔者认为造成二人思想倾向不同的主要原因是白居易与道真身份地位的差异。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民不聊生。出身于河南中小官僚家庭的白居易，少时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深刻体会了庶民疾苦。他贴近大众生活，步入仕途后饱含热情、秉承“达则兼济天下”之志，所作诗歌旨在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阴暗腐朽，关心时政黎民，积极上书言事，希望有一番作为。元和十年是其人生转捩点，因触怒权贵而左迁江州，政治理想的破灭使白居易顿觉人生无常，而后乐天知命。谪居江州至转任苏州刺史后，白居易为消解现世苦闷，渐渐接受了隐逸思想。他亦官亦隐，追求独善其身，终日与诗酒为伴，纵情于山水间。

平安时代的日本虽内部暗流涌动，但表面相对繁荣安定，政治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贵族文人的生活绚烂如花，他们钟情于吟诵风花雪月，捕捉四季细微的变化，不问政事。受靡丽享乐之风影响的名门出身的道真，接近政治的中心，沐浴圣恩，且自幼熏习儒家思想，“忠君”的信念贯穿人生始终，决定了他基本无缘于消极避世。道真被贬后所咏白花诗重在抒发无故被贬之痛，思念家乡之苦，同时暗含的仍是脱离谪居隐逸生活，回到朝廷继续为天皇效力、鞠躬尽瘁的意愿。

白居易与菅原道真的咏白花诗都借吟咏白色花卉传达出对白色的喜爱与对素雅清明的追求，对纯洁高雅的赞美，表现出遗世而独立的傲然；借白花抒怀，感怀人生，表达恋花惜花的感情，或歌颂友情，或感怀身世，或哀婉自伤。不同则在于白诗中多借白花讽喻时事、批判时俗；道真诗中多书写日常生活，颂扬圣恩，专注个人情感。在诗歌风格方面，白诗明快自然、精巧脱俗、浅切通俗，艺术价值较高；道真诗则内敛隽永，艺术价值稍逊一筹。在情感方面，白居易更随遇而安，乐天达观；道真则感伤哀婉，郁郁寡欢。诗人们的思想境界、爱憎态度、自身才力都寓于诗中，愈靠近便愈鲜活。这些精彩的咏白花诗歌慰藉了诗人自身，也给读者提供了极其舒适的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