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骚传统”与清代性灵诗歌书写

清代诗歌在整个诗歌史上处于收尾的大总结时期，诗歌成就虽然不能与同时代的小说媲美，但在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诗人和创作方面，清代的诗人和诗歌作品的数量远超前代；在诗歌流派上，也产生了众多艺术风格各异，审美特质不同的诗歌流派。性灵派就是在整个清代诗坛有着深远影响的诗歌流派，性灵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主张表达真情实感，反对一味地抄袭模拟，崇尚个性和自然。“诗骚传统”作为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是中国文学精神的体现，文学样式的示范，人格精神的归属净土，即便是追求新变，主张性灵创作的清代性灵派也在承袭着“诗骚传统”。目前对于性灵派的研究，相关成果已经非常丰硕，但在“诗骚传统”与性灵派诗歌的相关研究上略有淡薄。本文对“诗骚传统”与清代性灵派诗歌的创作内容和形式进行研究，论述性灵派对“诗骚传统”的继承与这一文学传统对性灵诗人创作的影响。

一、诗歌理论上的复归传统

晚明公安派提出“性灵说”，是为了矫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扫荡复古派理论的唯“古”是物，抄袭模拟，强调文学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但是公安派发展到后期，逐渐意识到早期的文学主张存在偏颇与不足。例如，公安派的代表袁宏道在后期开始反思早期的理论主张，其弟袁中道的《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就指出袁宏道在诗学理论上由“主悟”转为“主修”，提出这种转变是因为过多地重视性灵创作而使作品流于“戏谑嘲笑，间杂俚语”，陷入俚俗的倾向。因此，公安派开始自觉地对自身理论进行修正。袁中道提出“诗以三唐为的”（《蔡不瑕诗序》），认为在诗文创作上，应当以性灵为本，再以古人法度和文学传统为辅助，可以说是对复古传统的肯定，是对一以贯之文学史的“诗骚传统”的继承，他反对拟古考据为诗，使诗歌复归书写真情、以诗言志的轨道上来。性灵诗追求新奇、风趣，描写市民阶层的生活情趣，虽不合雅正文学的标准，但其诗歌内容，创作主旨，艺术风格却延续了“诗骚传统”，是对“诗言志”“讽谏观”等文学正统观念的持守，是对自由情感的释放和兴寄艺术的绵延。

《随园诗话》是阐述袁枚“性灵说”诗论的著作，分条排列，每条或记事，或采诗，或述评，随笔写成，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以考据为诗的风气。其中诗论强调推崇性灵为诗，但并不是另起新旨，依旧在《诗》《骚》精神引领的文学传统之下构建的。

《随园诗话》言：“从《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又言：“《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三百篇》即《诗经》，袁枚肯定了《诗经》的创作，《诗经》中的作品都是描写劳动人民和思妇的真情之事，认为其不受格律的拘束，是发自内心真性情的歌咏，是值得效法学习的诗歌，是对《诗经》传统“诗言志”的支持认可，这与其倡导的“性灵说”不谋而合。《随园诗话》又言：“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袁枚认为诗不要有门户之见，不要各树一帜，诗歌本一脉承袭，继承传统，而这一传统是来自对《诗》《骚》精神的继承。

二、诗歌内容：文以载道的儒家仁爱情怀

钟嵘《诗品》言：“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诗经》与《离骚》作为古代抒情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赋予了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通过对它们的创作方法、书写内容以及体式风格等多个方面的探究，不难发现它们对于后世诗人的发展与影响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传统的意义，也具有尚古的传统。刘勰著《文心雕龙》力主为文宜“宗经”，强调文学对经典的继承和学习，信而好古、取法前人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深厚的心理积淀，深刻地影响到历代文人的创作。

“诗骚传统”的一个方面就是诗歌关注现实，长于比兴，有所寄托的传统。性灵派是乾隆盛世时期的一种诗歌流派，其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和弊端正是随着社会的衰朽而逐渐变得越来越尖锐。性灵派诗歌在前期主要强调仁爱之情，而后期则更多着重于讽刺揭示社会现实之中的问题。性灵派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这是由于该派别成员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来自贫苦家庭，与平民百姓有着天然的共情，如袁枚等少数人在步入仕途任职之际，便将仁爱之情体现于所服务的平民百姓。所以，性灵派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是他们的出身所属阶层与自然人性的必然反映。

现实主义倾向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平民百姓怀有仁爱之情，这是继承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传统的结果。诗人表现出关心百姓生活，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尤其是在遭遇天灾人祸之时，更加体恤民生，同情他们的境遇。例如，乾隆八年（1743）江苏沭阳的连续水旱，灾民生活异常困苦，即使朝廷展开国库救济措施，但很难缓解灾民的困境。袁枚身为县令，感到十分心痛，但是又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于是作出了《苦灾行》，其中写道：“下吏或当诛，百姓有何恶？取我瓣香来，朝夕向天祝：上念尧舜仁，下念父老哭……永志喜雨亭，稽首谢天禄。”袁枚发出类似祈祷的诗歌还有《捕蝗曲》，其中写道：“蝗兮蝗兮去此乡，东海之外兮草茫茫，无尔仇兮尔乐何央！毋餐民之苗叶兮，宁食吾之肺肠！”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所表现出的仁爱之心，远超过“舍身饲虎”所体现的豁达与坚毅。袁枚在目睹亲历了沭阳三年灾荒，再次面临蒙受灾害的紧要关头时，表现出对百姓的深深关切和同情心，并且颂扬着关爱他人、推行仁爱的信念。另外，袁枚的《征漕叹》记叙了官府于沭阳征收漕粮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沭阳漕无仓，水次在宿阜。去县百余里，官民两奔走。富者车马驮，贫者篅芚负。展转稍愆期，鞭笞随其后。北风万里来，腊雪三尺厚。泥途行不前，老幼足相蹂。”再如，性灵派诗人赵翼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对于百姓遭遇灾难的描述简练客观，然而在行文间仍不失温情，表达着对灾民的深深关怀和仁爱之情。他在《逃荒叹》中写道：“男拖棒、女挈筐，过江南下逃灾荒……侧闻有司下令逐，具舟押送归故乡。却望故乡在何所，洪流降割方汤汤。”这些诗作都表现出诗人关注现实、体恤百姓的仁爱之心，以及有补于世、济世救民的现实主义精神。

三、表现形式：言志抒情的诗歌传统

抒情是古典文学的底色之一，对诗歌而言，“诗言志”的传统从《诗经》开始，后世诗人不断在创作中丰富和延续这一传统，《诗经》中比兴寄托的传统在性灵派诗歌中就有体现。例如，袁枚的《贵人出巡歌》《咏鸡》等，以咏史、咏物的形式，将笔锋指向最高统治者。诗人在《咏鸡》中写道：“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计固佳，不可使鸡知。”此诗明是咏鸡，暗是写人，写人与人的关系，所谓“不是此诗，恰是此诗”（《随园诗话》），正是对《诗经》中的比兴传统的继承。主人之所以放纵鸡自由大量地吃食，为的是让鸡更加肥美，而让鸡长得肥美的目的则是为了“烹之”。这样借鸡和养鸡人的关系，来比喻封建社会君与臣、主与奴的欺骗与被欺骗、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正是“以彼物比此物也”。

从性灵派的代表诗人的这些诗歌作品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未全是自身真情的肆意表达，也是承袭着关注现实，以诗言志的传统，他们的诗歌创作都融合了对现实的关注，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呼吁。

性灵派继承“诗骚传统”的另一个方面是浪漫主义的情调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抒情传统。性灵派还有一部分诗歌表现个人的性情遭遇，单纯抒发诗人内心的情感，遵循了《诗》《骚》的浪漫兴寄的抒情传统。这一类诗歌的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有亲情、友情、爱情。

亲情源于血缘关系，极为稳定和深厚。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是先天的，是世间最伟大无私的感情。封建时代由于医疗技术的落后，时常有婴儿早夭和青年离世的情况发生，如诗人赵翼的《哭伟儿》：“时到弥留倍可伤，不呼妻子只爹娘。五更纩息微将绝，忍死催移到我床。”此诗描绘了老年时的诗人痛失爱子的悲痛，通过伟儿临终时对父母的眷恋反衬出诗人对伟儿离世的哀伤，情感深沉。再如，戴兰英的《次女痘疡，回煞之期又生一女》：“招魂适值女生时，一转轮回事可知。识旧金环应认母，投怀玉燕倍思儿。”此诗则展示了悲喜交织的情感，新生儿的诞生带来喜悦，却也让诗人怀念已故的女儿，体现了母爱的崇高。

性灵派诗人各有亲朋好友，相互之间亦多有来往，很多人关系亲密。因此，抒发友情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题材。例如，赵翼的《西湖晤袁子才喜赠》：“不曾识面早相知，良会真诚意外奇。才可必传能有几？老犹得见未嫌迟。苏堤二月春如水，杜牧三生鬓有丝。一个西湖一才子，此来端不枉游资。”袁枚的《别常宁》：“六千里外一奴星，送我依依远出城。知己那须分贵贱，穷途容易感心情。漓江此后何年到？别泪临歧为汝倾。但听郎君消息好，早持《僮约》赴神京。”赵诗描写与袁枚见面的情境，二人间的“同调”是二人友谊牢固的基础。袁枚的友情诗更具特色，那句“知己那须分贵贱”蕴含的交友思想彰显出平等的人际关系尤为可贵。

袁枚最推崇《诗经·国风》中表现男女情感的诗歌。性灵派重视情诗在乾隆时期反道学、反禁欲的思想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性灵派诗歌中男女情感的表现大多真挚健康，形式丰富。

表现美满的婚姻，夫妻志同道合的爱情诗。性灵派中有几对伉俪诗人，如孙原湘与席佩兰，“水沉添取博山温，一院梨花深闭门。燕子不来风正静，小楼人语月黄昏”（席佩兰《同外作》），“别后新诗互商略，眼前家事且朦胧。同心喜得黔娄妇，荆布看来黻佩同”（孙原湘《还家示内》）。

“悼亡”诗。恩爱夫妻中的一方不幸去世，对于留存者来说，承受的心理冲击自然难以想象，由此引发的肝肠寸断之痛表现在诗歌之中。例如，袁枚的《哭陶姬六首》其四：“开箱遗墨剩簪花，不见弹棋指爪斜。惟有帨鞶针线迹，压郎腰下尚鲜华。”此诗写袁枚感念陶姬，开箱见到陶姬生前的旧物，睹物思人，而今已物是人非，内心之空虚悲凉之情溢于言表。这样强烈地抒发个人的内心情感，与《离骚》肆意地抒发内心的情感，兴寄浪漫的情思是一致的，也是对“诗骚传统”的一种继承。在《离骚》中，屈原抒发内心情感，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而性灵派诗人在抒发个人情感和关注现实方面，与《离骚》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性灵派诗歌语言生动、意境深远，这与“诗骚传统”中的诗歌语言特点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通过丰富的意象、独特的修辞手法，营造出优美的意境，委婉含蓄地表达内心的情思。

“诗骚传统”是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朝历代的作家文人受到“诗骚传统”的影响，传承了中华文脉和人文精神。在当下，着眼于文学现状，以“诗骚传统”为主干，对文学的历史进行梳理和再阐释，向着复归传统精神的方向承袭中华文化，是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

性灵派在清代兴起，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追逐新变，也是在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通过分析性灵派主将袁枚的诗歌，我们可以知道，性灵派虽然在诗论上求新求变，反对格调肌理、抄袭模拟，但只是在诗歌创作的形式上求新，在诗歌的文化内核上依旧遵循着贯穿整个文学史的“诗骚传统”。诗骚精神作为一种文学传统，不因时代的更替而断裂，也不因各种文体的出现兴衰而失其本来面目，而应与时代的政治经济、审美风尚和社会习惯相融合，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在其铸造的精神气象上，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别样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