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丝绸之路中探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变迁

丝绸之路广义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作为中国古代连接东西方世界的贸易通道，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联系着沿途各国的文化交流。它不仅促进了商品贸易的繁荣，更在饮食文化领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在丝绸之路的推动下，经历了显著的变迁。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西域的香料、瓜果、酒类等食材及烹饪技术逐渐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华饮食的口味与种类。同时，中国的茶叶、瓷器、烹饪器具等也沿着丝绸之路传至西方，为当地饮食文化带来新元素。目前国内学界对丝绸之路文化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文化、敦煌艺术、戏剧交流等领域，而对饮食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中国饮食文明的对外传播，较少探讨丝绸之路对中国内部的饮食文化影响，研究视角单一。由此笔者将两者相结合，探讨古代丝路上外来植物食材传入中国的具体情况及其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其被引入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一、饮食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广义上，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文化主要指的是精神财富。而饮食是人类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物质基础。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饮食文化本身内涵极为丰富，涉及人类实践的各个方面。目前学界并未对饮食文化概念给出统一解释，如学者张景明和王雁卿在《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中认为，在食物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食物原料的开发与利用、食品制作技艺、饮食消费中的科技与艺术元素，以及基于饮食习俗、传统、思维与哲学观念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均是多种方式与过程、功能等结构的综合展现。这些元素相互交织，共同构建出饮食文化的全面而丰富的图景。学者何宏认为“饮食文化是指特定社会群体食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思想和哲学”（《中外饮食文化》）。但通过探究各学者的说法后，可得出饮食文化是人们在生产食物中的社会活动，包含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涵盖了食品的选择、制作方法、餐桌礼仪以及相关的哲学和价值观等方面，反映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正如俗语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结果自然是“一方水土一方人”。

二、丝绸之路引起中国的饮食文化变迁

中国古代人们的饮食，是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类划分的，这便是饮与食。“饮”是清水、菜汤、酒和茶，“食”是用谷物做成的饭。而在贵族的生活中，饮食区分更为多样，《礼记·内则》将饮食分为饭、膳、羞、饮四个主要部类。由此可看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除自身发展以外，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圈内部始终在促进着域内各子属文化区位之间的交流与互补。始自汉代，中华饮食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不断吸纳域外文化因素。

（一）丰富饮食原料种类，提高生活质量

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西域特产的芝麻、核桃、石榴、大蒜、苜蓿、石榴、葡萄等植物陆续传入中国地区，《汉书·西域传》中就有所提及：“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此举为当地人的食物来源增添了新的多样性。而胡饼、奶酪、葡萄酒等众多的胡食、胡饮也激起了内陆居民的浓厚兴趣。《太平御览》引《续汉书》说：“汉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中亚一带的酒类及其酿造技术随之传入中原。其中最著名而且影响深远的当首推葡萄酒。《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魏晋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对葡萄和葡萄酒的认识已相当深入。魏文帝曹丕在《诏群臣》中写道：“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与此同时，石榴在中国南北方得到推广。该作物与葡萄作用相同，即可当水果来食用，亦可用来酿酒。梁元帝《咏石榴诗》云：“西域移根至，南方酿酒来。”到唐代，葡萄酒与石榴酒等酒类成为广受欢迎的酒类，频繁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例如，王翰的《凉州词二首》其一曾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直至如今，葡萄酒依然成为中国重要的酒类之一。

到隋唐时期，又引进了新的蔬菜品种，即莴苣和菠菜。据《清异录》载：“呙国使者来汉，隋人求得菜种，酬之甚厚，故因名千金菜，今莴苣也。”菠菜在唐初引入。据《新唐书·西域列传》载：“贞观二十一年，（泥婆罗）遣使入献菠棱、酢菜、浑提葱。”菠菜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身体素质，其富含多种维生素，这些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在中国古代，疾病的出现可谓是死神的来临。因此，菠菜具有预防疾病的能力，对于当时人们而言提高了饮食质量。胡食在汉魏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唐代达到最盛行的阶段。据《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还引进了西域的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为古代人们的饮食生活增添了几分甜蜜。这一引进的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味蕾享受。宋元时期，原产于北非沙漠地区的西瓜由中亚传入中国。据《陷虏记》记载：“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与此同时，宋元时期各种瓜果成为食材，丰富了素菜的品种。到明朝，至为重要的农作物番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福建。此作物可在干旱贫瘠等地进行种植，同时产量极高。清人陆耀《甘薯录》中记载：“每亩可得数千斛，胜种五谷几倍。”番薯的引入对于开发丘陵山区、增加粮食产量、缓解粮食供应压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其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源，也丰富了人们的饮食选择，提高了人们的营养水平。

总体而言，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古代人们引进西域新的食物品种，互相学习，互相吸收，结合本民族特色对这些新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但从以上史料中不难发现，从西域各国引进的新饮食产品多为蔬菜瓜果，这与当时运输条件有关。陆上丝绸之路始于中国长安或洛阳，途经甘肃、新疆等地，到中亚与西亚。途经区域环境较为恶劣，运输载体多为骆驼，承重力有限。而果蔬运输成本低，尤其是蔬菜果品可以种子形式进行携带，而牲畜不便管理，运输重量与果蔬比较成本花费高昂，更何况海上丝绸之路以船只运输。因此，从丝绸之路引进西域的饮食品种多为蔬菜水果，丰富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内涵。

（二）推动饮食习俗的变化，分食制向合食制转变

在丝绸之路尚未开辟的古代中国，人们用餐时主要采用的是分食制。这种分餐制的起源可追溯到遥远的原始部落时期。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多采用群居的生活方式，而所获取的食物属于整个部落的共有财产。为确保部落的延续与发展，人们并不按照劳动量来分配食物，而是采用平均分配的原则。具体而言，便是将烹饪好的食物均等分割成若干份，再将这些食物分配给部落中的每个人，这便是分餐制最初的表现形式。商代之后，人们普遍实行分餐制。此时人们分餐进食时，一般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在西周时期，以“周公制礼”为标志，形成了一整套贯彻亲疏尊卑关系的一元化宗法礼制，包括饮食在内的社会生活。此时分餐制作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这种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的社会等级制度。

东汉时期，胡床传入中原地区。有关胡床的记载出现在范晔的《后汉书·五行志》中：“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其广泛使用对传统分食制的改变发挥了重要作用。胡床的特点在于其可折叠性，形制较小，用绳索连接着两个交叉的木架，可以随时收拢张开，携带轻便，在野外或狭窄处也可以使用。这种坐具改变了中国人几千年席地坐起居的习俗，使得人们可以垂足而坐，解放了膝盖。《梁书·侯景传》有所记载：“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随着坐姿的升高，人们开始寻求与之匹配的、具有一定高度的家具。于是，高桌、高案应运而生。这种家具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将多份食物放置在桌面上，大家围坐一桌共同进食，这为合食制的实践创造了条件。从《韩熙载夜宴图》中可看出此时高桌、高椅已出现，图中人物已摆脱以往席地而坐的习俗，多数人坐在大椅上就餐。唐宋以后，人们不断完善胡床的结构造型，增添靠背和扶手，舒适度大为增加，成为室内的主要家具。明代王圻的《三才图会·器用卷一二》中胡床的造型中已有扶手和靠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由于烹饪技术的加强与饮食原料的丰富，多种菜肴出现在人们餐桌上。因此，以往的小食案已无法摆放众多菜肴。胡床的传入推动了高桌大椅的出现，而其满足了人们围桌共食的需求。由此，新的饮食方式出现，即合食制。合食制满足了人们一次宴饮品尝多种菜肴风味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感情，提升饮食体验。史料《易林·睽之姤》记载：“二人同室，兄弟合食，和乐相好，各得所欲。”

（三）提高烹饪技术，促进饮食器具的多样性

饮食器具是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器具，这些器具往往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丝绸之路将西域各国器具文化传入中国，结合自身民族特色，形成新的饮食器具。各类食物所使用的器具都有所差异。先秦时期人们制作菜肴的方式多为蒸、煮等。从丝绸之路传入的胡饼的烹饪手法就较以往有所差异。胡饼采用炉烤而不是蒸煮的方式，因此烹饪器具采用的是烤炉。在汉代时，烤炉成为流行的烹饪方式，用于烤食肉串等。烤炉之上配备了各式各样的烘烤工具，包括用于悬挂烤物的铁链，专门用于烤肉的铁钎、铁钩以及长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烤炉底部还装有四个轴轮，便于移动，用于大型宴会”（张景明、王雁卿《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

到唐代时期，饮食器具异域色彩更为浓厚，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该时期，玉石、水晶材质饮食器具增多。西域各国通过丝绸之路常向唐朝进献水晶饮食器具，如《唐会要》中记载的，开元初，康国屡遣使献水晶杯，而《新唐书》也曾云：“武德二年，（罽宾国）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晶）盏、颇黎（状若酸枣）。”与此同时，引入西域各国的琉璃器具多见于食器和香料瓶。在乐史的《杨太真外传》中就曾记录开元年间，杨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所献葡萄酒饮之”。此时琉璃已成为饮酒器具。而玉石饮食器具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玛瑙。在唐朝史学家的记载中，玛瑙产出国为西域国家。唐代戴孚在《广异记》中谈道：“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玛瑙传入唐朝以后，也成为饮食器具之一。从李商隐《小园独酌》的“轻斟玛瑙杯”中可看出玛瑙与玻璃同样作为饮食器供众人使用。宋朝饮食器具许多均酷似唐代风格。而到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推动饮食器具的发展。器具的制造工艺融入西域色彩，在造型、纹饰、色调等方面，吸取各国风格并结合自身特点，将珐琅、珠玉、宝石、琉璃相结合，增添了器物的华美与高贵。根据张景明、王雁卿在《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上所说，器具上所刻画的图案既有中国本土神话故事人物，又有欧洲的天使、圣婴等形象，具有异国情调。

总体上，饮食器具的变化凸显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繁华程度，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中国古代烹饪技术以及饮食器具不断改进与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体系。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传统的商贸之路，更是推动中华民族跟其他民族交往形成的文化之路、友好之路。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得以一窥域外植物食材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特色与影响。这些外来食材不仅丰富了中国的食材库，更在烹饪技艺和口味上为中国菜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最早的香料、果蔬，到后来的粮食作物，再到饮食习俗和饮食器具的变化，丝绸之路上的每一次交流都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来食材的传入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开放与包容。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文化得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应继续深入挖掘丝绸之路上的饮食文化交流，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多元性与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