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转型和家庭围城看女性生存困境

邵丽长篇小说《金枝》以周启明为轴心，集中展现了穗子一支和朱珠一支三代人的命运、情感与境遇。邵丽用细腻的笔触写出新旧价值观交锋的社会转型中乡村和城市女子的生存困境，以及被锁在婚姻家庭中丧失了主体性女子的命运悲剧。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曹书文《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而邵丽在写《金枝》这部家族小说中尽力突破小说叙述的男权传统，并呈现出明显的女性立场，书写女性真实的生存困境，建构女性历史，从社会转型和家庭婚姻围城两个维度观照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命运悲剧。

“五四”之后，以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为主题的小说屡见不鲜，故事大多聚焦在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男性与女性中，对于没有投身革命而是一辈子深陷家庭中的女性，以及投身革命但依然受困于家庭的女性只是草草带过。她们或是被树为批判的靶子，或是作为被人怜悯的封建家族牺牲者，很少有人关注她们的情感与命运。一方面这些女性生长在封建观念及男权思想渗透裹挟的旧时代，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在她们的心中根深蒂固，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中又蕴含着内在的进步性，新时代自主独立的思潮席卷而来，因为新旧思想在这个社会转型时代的激战，所以生存在社会转型夹缝中的她们就必然处于矛盾之中。作为历史的“中间人”，她们不再怯懦，不再躲避命运，但同时也不够激进、不够独立。她们只能在时代里踽踽独行，在命运的蜘蛛网中苦苦挣扎。

穗子是生长在封建乡绅家庭中的传统女子，是投身于历史革命中的知识分子的“弃妇”。她信奉着传统的婚姻观念，在面对奶奶哀求她离开这个地方时，她却说：“死我也不会走！我是周家八抬大轿来的，生是这家的人，死是这家的鬼……周启明死了，也得拉回来跟我合葬！”“婚可以离，但是家不能离！”她以王宝钏自诩，一直坚守在周家的土地上，辛苦耐劳，勤俭持家，操持着一大家子的事，如一个当家主母一样掌管这个家。忙碌一天后，她还会在夜晚想起与周启明相处的十几天，盼望周启明能够回来。穗子也一直相信着周启明终会回来。另外，穗子也有着强烈的贞操观，她在面对莲二婶提出的和周庆凡结婚的建议时破口大骂，强烈的被侮辱感让她几乎疯癫。周启明回到老家时，“穗子倒也奇怪，整天价日天骂地，千刀万剐诅咒的人回来了，她却匆忙躲到自己屋里，不哭不闹，也不让栓妮子去跟他闹”。在面对她的丈夫—她一生都在等待盼望的对象时，她不愿意展露自己的丑陋，心存着周启明能看到她的好，回来和她过日子。她正如传统女子一样，对男性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和归属性，只能被选择被抛弃，失去了属于她作为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但同时，她又不会只是怯懦地后退，而是与命运抗争。“她一直控制着我父亲，并企图通过父亲操控我母亲和我们的家庭……她在岁月里衰老，亦在岁月里沉淀，她变得如此衰微，却又如此强大。”她拒绝奶奶让她不要等下去的建议，沉默地对被抛弃的命运进行抗争。只要她还在周家扎根，就始终是周启明心中的一个结。奶奶死后，穗子几乎成了一个“泼妇”。她殴打女儿栓妮子，辱骂大哥周庆凡，讽刺莲二婶，甚至苛刻对待自己的婆婆。她几乎是发疯一样极端激进地在抗争，她开始憎恨周家人，痛恨她不公的命运。在临死之前她还提出在自己家的田头安葬的要求。她的反抗与叛逆是对周启明的控诉，亦是对自己被捉弄的悲剧命运的控诉。“疯癫”的穗子是个体对封建男权社会下既定程序和主流话语的抗争，但同时这种疯癫也几乎预示着抗争的失败性，社会转型缝隙中的穗子几乎有着命定的悲剧结局。

朱珠是和周启明相伴一生的妻子，与粗野的乡村女子穗子不同，朱珠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民公社女社长。城市里长大的朱珠接受了先进的新式教育，有文化有涵养，为人处世大方得体。即使周启明结婚后成了甩手掌柜，朱珠依然能在做好妇联工作的同时照料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有能力也有手腕。但就是这样一个新式女子，同样被困在传统的旧式观念的藩篱中。对在家里只知道看报喝茶的周启明，她从不指责抱怨，而是打骨子里尊敬仰慕，以丈夫为天。朱珠每天游走在单位与家庭中，忙得像个陀螺，从来没有消停的时候。她多次被周启明连累得只能在路边卖小玩意儿，也从不会对丈夫不满。哪怕是周庆凡突然带着栓妮子来家里，朱珠遭遇了丈夫的欺骗与背叛，她依然贤良地为他们炒菜做饭，依然没有考虑过离婚。朱珠也“疯癫”过，但还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日子过下去。所以，朱珠能忍受栓妮子隔三岔五来家里面晃荡，能忍受在食物有限的情况下给栓妮子吃更多的饼，能忍受栓妮子和女儿打架，能忍受丈夫不顾自己的意愿要回到有着丈夫前妻的老家中。朱珠总是不争不抢，以退为进，将辛酸与痛苦掩藏在心里，将遗忘的人生哲学贯彻到底。朱珠和穗子似乎是一体两面的镜子，她们都遭遇了新旧思想的激荡，只是穗子选择了“疯癫”，朱珠选择了忽略。

穗子和朱珠下一代的子女也依然处于新旧思想激荡的时代，依然遭受着社会转型的困境。周语同是新式教育中长大的孩子，长大之后成了国内著名的画家和美学评论家，获得了众多荣誉和赞赏。哪怕事业有成，但是幼时遭受父权的“冷暴力”依然是她解不开的心结。功成名就的她在父母面前已经获得了极高的话语权，当她向父亲控诉小的时候自己遭遇的冷遇和不公时，父亲却不记得了。周语同只拥有消失的父爱和淡泊的母爱，在父权家庭下，她感受到了隔膜与疏离。原生家庭的痛苦使得她的性格变得极端，她几乎苛刻地对待她的后代，希望她们成龙成凤，为周家争取荣光。她用这种方式在对父亲，也在对周家人说：看吧，即使我是个不被重视、不被爱的人，但我是真正对周家有用的人。周语同被困在压迫的父权家庭中无法走出。周语同下一代的女性周小语婚姻破裂，她的母亲包括她自己都没办法接受她是一个离了婚的人。这依然是封建思想作祟，但就是这种观念让本身优秀的周小语自怨自艾，无法振作。这些女性接受了新思想，却依然在父权观念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中戴着镣铐跳舞。

“家庭，乃至家族，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的。家的秩序是严格的男性秩序，子承父位、子承父业、子承父志等一系列形容父子相继关系的字眼，体现的都是这一家庭秩序内的男性之间的同性联盟统治原则。”（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而女人“通过把自己给予男人，女人完成她尘世的命运”（波伏瓦《第二性》）。女性终其一生都被困在婚姻的围城中，她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妻子，是被男性定义的角色，结婚生子成了女性的价值所在使命所在。不管是乡野村夫还是知识女性，都是难以出走也不能出走的“娜拉”。

穗子通过数十年如一日在周家扎根来反抗命运，用“疯癫”来抒发郁郁不平之气。这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因为穗子终其一生还是被困在了一方围城之中。然而，我们却无法指责作出这个决定的穗子。在封建保守的乡下，穗子的母家以及穗子是传统婚姻观念坚实的捍卫者。穗子出嫁时，她的父母不满周启明没有来接亲，但还是囿于传统婚姻观，觉得婚事不能耽误，依然让穗子跟着代接亲的周庆凡走了。得知周启明离家后的穗子选择在周家尽一个媳妇的职责边等周启明回来，她认为男人就是应该在外面拼事业，女人就是要在家中做好贤内助，等着丈夫回来，这是天经地义的。因而，被接到周家的穗子实际没有退路可言，她走出王家的那一刻就注定不再是王家的女儿，她也回不去母家。周启明提出和穗子离婚后，穗子只能也必须像奶奶一样苦苦等待丈夫的回归。奶奶同情穗子，也真心喜欢穗子，于是把周家都交给穗子掌管，把地也分给穗子。对于穗子来说，奶奶是她掌权的见证者，也是对她生活在周家身份的认证者。然而奶奶去世后，穗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她意识到自己在周家只是无所依靠的浮萍，她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她不是周启明真正的妻子，除了奶奶也没有人能成为她身份的坚实佐证，她也回不去她的母家，所以她选择了“发疯”，成了“泼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穗子失去了对身份的认同感，也失去了她生活赖以支撑的支柱。穗子只能用外表的抓狂来掩盖内心的不安，她拒绝和周庆凡结婚，鼓励栓妮子多去周启明家里，她用这种方式不断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她是周启明的老婆，是周家的媳妇。穗子一直到死，都陷在自证的泥潭中。她在婚姻这座围城中被困了大半辈子，从年轻的姑娘熬成了老妪，临终前她想埋在自家的田头，逃离这个折磨她一生的地方。

朱珠在结婚之前是人民公社的社长，生了孩子后换工作到了妇联工作，她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是从男权家庭走出来投奔革命的新女性，但结婚之后的她承担了家庭的全部劳动，她似乎走出了家，但是很快又回来了。朱珠“下班后急急忙忙往家赶，大着肚子还要给一家人做饭……她恨不得多出一只手，帮她和面切菜”，与此同时，周启明“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一如既往地捧杯热水看他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后来栓妮子经常来家里，在家里吃住，向周启明要钱，周启明都视若无睹，推脱称自己不管事，有事找朱珠。新女性朱珠既不同于传统女子只需要在家中干活儿做家庭主妇，也不同于其他更为激进的新女性致力于革命事业，她需要兼顾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忙得像个陀螺，即使这样，她依然“骨子里崇拜”周启明。“女人的社会位置始终由男人来指定，她从未实施过自己的法律。”（波伏瓦《第二性》）在男权社会“规定”下，朱珠需要成为好妻子、好母亲。这些身份都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与规训。朱珠将这种规训内化于心，强迫自己遗忘，宽厚得体地对待周启明的女儿栓妮子，淡然地同意年老的周启明回老家的要求，甚至死后也去了周启明的老家。朱珠的女儿也为自己的母亲打抱不平，认为父亲的不作为和栓妮子来家里让母亲受尽了委屈。朱珠未必没有痛苦与委屈，只是选择了麻痹与遗忘，在家庭的围城中操劳了一生，从来没有找到朱珠自己。

“在男人的眼中，女人时时处处都是作为一个抽象的他者出现的。”（波伏瓦《第二性》）女性只是一个客体，是被选择被抛弃的。对于周启明来说，朱珠是依附于她的角色，所以朱珠需要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周语同也是依附于他的女儿，因此周语同就要生活在父亲权威的统治之下。在周语同小的时候，周启明给过她父亲的关爱，周语同成了父亲宠爱的对象，这让她在父权家庭中有了横行的资本，她也因此十分得意。但是当她因为在报纸上涂画后，她的父亲收回了他的爱，转移给了他的妹妹，从此周语同成了失去父亲宠爱的女儿，在这个家庭的地位一落千丈，她感到她的母亲对她也冷淡了很多。父亲的权威压制着周语同的童年，父亲对她视而不见，母亲对她隔膜冷淡，她在本该温馨的家中感受到了隔离与陌生。童年家庭的创伤并没有让她对家庭失望，反而依旧把婚姻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维度，同时在长大后也依然在恳求着父权的承认。周语同对林树苗的管束压制，正像周启明小时候对她一样，她极尽展示着她的优秀，展示她对周家作出的贡献，她想被周启明看到。周语同成为行业翘楚，但是她依然没有忽视自己的客体身份，没有摆脱父权的枷锁，她被困在那个失去了爱的小时候，被锁在了父权权威压迫的童年。

邵丽将笔伸向中原大地周姓家族的几代人，一群深受封建父权制压迫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被抛弃的“泼妇”穗子，被困在家里的新女性朱珠，受到父亲权威压迫的女儿周语同……她们生存在新旧转型的历史夹缝中，作为“中间人”苦苦挣扎，同时受困于几千年来压迫女性的父权家庭之中。她们有过挣扎，有过妥协，有过抓狂，但是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父权的压迫，而我们却难以对她们苛责。邵丽细致地展现了这群女性被压迫被选择，丧失了主体性的生存困境，隐含着对女性生存之痛的同情与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