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罪恶
作者: 李思慧 席烁然
《人间喜剧》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其中的九十一部中长篇小说无一不凝结了他对现实的深思熟虑,如同镜子一般冰冷而又犀利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物欲横流发展之下的种种闹剧。而作为《人间喜剧》的序幕,《高老头》在其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书中微缩了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图景。主人公高老头有着几近病态的父爱,他满足女儿们的一切要求,却没有收获哪怕一点点亲情的回报,最终身无分文地死去,其悲剧色彩不言自明。老人对爱的定义以及表达爱的方式都是不正确的,他向女儿们展示父爱的手段是金钱,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力量百余年来引得无数读者对其进行追问和思考。本文将从三个角度对高老头中的悲剧意义进行分析:首先,探索《高老头》作品中的悲剧成因及其表达方式;其次,对作品中金钱至上的罪恶观念与人物命运之间的联系进行追问和思考;最后,从金钱观念入手探究《高老头》悲剧的意义与价值,关注其心灵忏悔的写法。
一、《高老头》的悲剧成因及其表达方式
1834年10月18日,巴尔扎克曾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说:“一种充满巨大力量的感情,无论是灾难、痛苦或不义,任何东西都不足以破坏这种感情。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父亲,但他无异于一个基督教神圣的殉道者。”但这样一位无私奉献、拥有美好灵魂的父亲最后却落得两个自己一生视若珍宝的亲生女儿无一为他送终的悲惨境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中人物遭受的苦难,一方面不完全由于自取,另一方面又有几分自取,由于他看事不明,犯了错误,而不是由于命运”(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究其悲剧原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唯钱是图”的金钱观念影响下的必然结果。高老头的悲剧是在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发生的,当时的封建贵族还在掌权,却不能阻挡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封建门第等级观念在金钱至上的现实面前早已变得一文不值。大革命胜利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将“金钱至上”的观念播撒在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们心中,使整个社会处于“金钱轴心”无情取代“父亲轴心”的变化时期。金钱成了统治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力量,它洗去了封建时期的世袭权利与阶级观念,使每个人都陷入极端的自私自利之中。
作为社会过渡中的成员,高老头没有充分准备去熟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情世故,去斩断从封建社会带来的宗法制观念和“庸人温情”,他便带着这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抵触的旧观念步入新社会。而在另一个方面,这个悲剧也是高老头自身陷入父爱误区的结果。高老头在病重之时甘愿把自己买药治病的钱全部给自己的女儿纳齐,只为了她在贵族舞会上能身着镶嵌金银丝线的长裙。“我不愿意他们以为我害了病。那她们要不去跳舞,来服侍我了。纳齐会拥抱我像拥抱她的孩子,她跟我亲热一下,我的病就没有啦?再说,在药铺子里我不是也能花掉上千法郎吗?我宁可给包医百病的纳齐的。至少我还能使她在苦难中得到点安慰,我存了终身年金的过失也能补救一下。”他临死前甚至依然觉得钱能买来一切,如果自己一直有钱,两个女儿将一直留在自己身边。“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分给她们,她们就会来,会用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倘若我还有财产留下,她们会来伺候我、招呼我;我可以听到她们,看到她们……啊,不,我要有钱,那我可以看到她们了……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拉紧儿女的缰绳,像对付狡猾的马一样。”在他的话中,本应温情脉脉的父女关系已经转变成了一种金钱的交易,他绝望的悲叹虽令当时在场的拉斯蒂涅和广大读者心生怜悯和不公,却无法换来女儿对父亲应尽的责任,这是当时社会金钱观念的映照,也是资本主义教育模式下的必然结果。
二、通过不同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金钱至上的罪恶
金钱使得亲情扭曲、友情变质、爱情异化。书中人物的命运都和金钱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作为《高老头》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拉斯蒂涅的命运早已被注定。他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书中,随着伏脱冷被捕、鲍赛昂夫人被无情抛弃、高老头孤独惨死等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开展,拉斯蒂涅的形象逐渐向“野心家”的性格发展。在小说开头,这是一位热情乐观、极具才情的法学生,梦想着在巴黎通过不断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仅仅不到一年,他就认识到在巴黎仅靠自己的努力,没有金钱的支撑他是根本不可能跨越阶层成为上流社会成员的。于是,在姑母的帮助下,他开始攀附远房表姐鲍赛昂夫人的关系。在鲍赛昂夫人看来,“这社会不过是傻子和骗子的集团,要以牙还牙来对付这个社会”。在选择女人成为向上爬的阶梯时,鲍赛昂夫人告诉青年“你能爱她就爱她,不能爱她利用她也好”,她成为拉斯蒂涅借助女人追名逐利路上的第一个领路人。潜逃的囚犯伏脱冷同样在拉斯蒂涅转变为野心家的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进一步向拉斯蒂涅灌输了金钱至上的观念,他对拉斯蒂涅说:“这个社会有财便是德,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大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搬着两腿走路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得到法院广场上展览。”这两个人物的言传身教成了拉斯蒂涅性格转变的重要推手。作家对两位人物生动细致的刻画也凸显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针对个人发展的一种无限制的欲望,这种欲望不以群体的团结力量为重,而是过分夸大了个人的力量,最后也给其以众矢之的的悲剧结局,这正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之处。
金钱至上的罪恶观念在书中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上也有体现。雷斯托伯爵对于妻子有情人本不以为意,但当发现妻子偷走他祖传的珠宝为情人还债时,伯爵则大发雷霆,立即要求妻子拿出所有的陪嫁财产,并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哪怕在岳父高老头病重将离开人世之际,伯爵也不允许妻子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在他看来,自己私人的财产权高于一切。阿霍达伯爵在有着二十万法郎利息陪嫁的洛希斐特小姐和对自己一往情深的鲍赛昂夫人面前,也选择了有金钱加持的洛希斐特小姐,前者在极度伤心与失望之下只好从贵族社会退隐。米旭诺小姐为了三千法郎,接受了警察局暗探的任务,在伏脱冷的饮料中下麻药,最终导致伏脱冷锒铛入狱。《高老头》一书就是这样把金钱引发的一个又一个悲剧串联起来的。“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三、从金钱观念入手剖析《高老头》悲剧的意义与价值
在这一悲剧中,高老头是牺牲者,鲍赛昂夫人是陪葬者,拉斯蒂涅是崛起者。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在历史长河的指引下,在伦理情感受挫之时通常表现为以内疚、自责、赎罪等为表征的心灵忏悔。和众多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一样,巴尔扎克在叙述主人公高老头的悲剧时采用了心灵忏悔的艺术手法,来增强作品的审美价值。在高老头病重去世后,他的大女儿—雷斯托伯爵夫人(纳齐)跪在已故父亲的病床上,充满了自责和悔恨。二女儿纽沁根太太,在鲍赛昂夫人的宴会上,听到拉斯蒂涅说父亲病重,便放声大哭。拉斯蒂涅本人也是一位心灵上的忏悔者。他从母亲、姑妈和姐姐那里要了些钱,再加上家里妹妹寄来的钱,他才在上流社会中混得风生水起。他曾责备不该利用自己至亲骨肉的感情,并因其而懊悔自责。“西方悲剧精神的审美本质是反思人类社会历史矛盾,因而其悲剧精神的审美特征之一是浓郁的心灵忏悔。”(马小朝《论西方悲剧精神心灵忏悔的审美特征》)同时,这种心灵忏悔还伴随着主人公的“人性异化”或“人性失落”,能够在广大读者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增加其情感的悲剧性。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但高老头生前时生病就无人照料,死后也无人送终,恰是拉斯蒂涅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缺。他甚至典当了纽沁根太太送给自己的手表,来料理高老头的丧事。可以说,拉斯蒂涅此时已经可以作为巴黎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他虽然被金钱至上的观念洗脑,却没有忘记应有的人性之善,没有忘记伦理亲情,并借此向所有受伤害的人痛悔赎罪。在拜金主义的理念下,高老头参与构建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而拉斯蒂涅则是这种畸形社会价值的后继者,两人所获得的金钱和地位是以人格和自我为代价的。
正如批评家泰纳在《巴尔扎克论》所说:“金钱问题是他(巴尔扎克)最得意的题目……他的系统化的能力和对人类丑处的明目张胆的偏爱创造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高老头》之所以能被百余年来的读者所认可,绝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在书中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在金钱腐蚀下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尖锐地讽刺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更是因为书中也传递了向往美好未来的积极乐观精神。就如书中的皮安训,在故事的前半部分,他和拉斯蒂涅的一次谈话让后者暂时得到了心灵上的宽慰。在故事的结局,他在医学课程忙碌的时候依然照顾生病的高老头。这是书中黑暗现实下为数不多的光明人物,寄托了作者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期待,暗含着作者对探索社会理想的美好追求。据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皮安训能救我。”他已经完全沉浸在笔下的世界里,等待着像皮安训一样的青年来解救他,解救这个社会。
作为法国现代小说之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巴尔扎克以笔为枪,始终对黑暗的现实进行着坚强不屈的斗争。他对巴黎社会金钱至上的现实进行生动写实的刻画,对当时社会“拜金主义”的价值主流进行强烈的抨击。尽管现实如此黑暗腐朽,巴尔扎克依然对未来抱有无尽的信心,字里行间充满了开辟未来的坚定信念,这也是我们学习悲剧的意义所在。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理解《高老头》,不仅可感受作品本身的哲理光辉,更深入体会其现实主题,以此促进时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