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袁枚《小仓山房尺牍》中的“说话”艺术

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左氏传》写道：“《汉·杜周传》：‘不循三尺法。’注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从事。’《盐铁论》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盖律书以二尺四寸简，举其大数，谓之三尺。”以三尺长简书律法，是简帛时代公文例行的通则，而书信则常写于一尺短简之上，故又称“尺牍”。如此，尺牍之重要性自然无法与法律条文相提并论，但也正是基于此，形成了尺牍自由洒脱、不拘一格的写作风格，作为亲友、同僚之间交互的媒介，往往能更鲜明地展现书者的性格和语言风格，更真实地传达笔者的“说话”艺术。

一、《小仓山房尺牍》的成书及版本

（一）成书

在袁枚看来，尺牍是“古文之余唾”，其所为尺牍，随作随弃，故此时袁枚尚未有成体系的尺牍集。直到盐商洪锡豫，他对文章也颇有见解，发现了袁枚尺牍的过人之处并赞叹道：“读之意趣横生，殊胜苏、黄小品；且其中论政、论古、论文学极有关系，在他人必阑入正集矣。”他进而对袁枚严格划分古文界限而舍弃尺牍的行为进行辩驳，为袁枚尺牍的留存传世寻求可能性，“先生以四六为《外集》，其严画古文界限之意，业已了然。尺牍每况愈下，豫岂不知……今先生既以严且洁者示人，而不以不严不洁者示人，则学者又何由知古文与尺牍所由判别之故哉”，以尺牍与古文作对比，便能更鲜明地展现出古文的规范；同时，尺牍作品也得以保存下来。经此一言，洪锡豫终于获得了袁枚的首肯，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前后刊刻了《小仓山房尺牍》，初刻本共六卷，此后又陆续增刻至十卷。

（二）版本

《小仓山房尺牍》早期主要版本有乾隆、嘉庆间刻《随园三十种》本，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刻《随园三十种》本，光绪十八年（1892）勤裕堂排印《随园三十八种》本等。晚清以来，《小仓山房尺牍》又相继出现了众多选本与注本，包括胡光斗《音注小仓山房尺牍》八卷，有咸丰九年（1859）青萝室刻本、光绪四年（1878）兰言书屋刻本、光绪中申报馆排印《申报馆丛书》本等；陈名金《小仓山房尺牍详注》六卷，有同治二年（1876）文光堂刻本；马步元《小仓山房尺牍辑注》十卷，有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虞山犹龙子《增广详注言文对照小仓山房尺牍》四卷，有“民国”十七年（1928）中西书局石印本；章荣《广注语译小仓山房尺牍》八卷，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世界书局铅印本；等等。“民国”时期甚至还出现了徐桢在胡光斗原注基础上增注的《新体广注小仓山房尺牍》八卷，有“民国”八年（1919）上海广文书局铅印本等多种版本。

二、《小仓山房尺牍》的“说话”艺术

尺牍作为亲友、同僚之间交流的工具，不必严格按照诏书一类文体，行文严谨、措辞考究，而往往自然流畅地展现出书者的“说话”艺术。袁枚《小仓山房尺牍》的“说话”艺术主要体现在“致上陈情”“彰显性灵”的场合下，袁枚总是仗义相助，或帮人举荐，或替人求情，“说话”毫无“急功近利”之痕迹，却往往能达成目的。

（一）致上陈情

袁枚在任县令期间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且其人才华横溢、公正严明、爱民如子，的确是可以委以重任的好官，可惜袁枚这一生为官都不顺利，初入仕途时期，袁枚一直被上级器重，却只能做一介小小县令，辗转于百姓的日常矛盾之间，空有一身本领却无用武之地。至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袁枚曾获悉有补高邮州知州位的机会，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够跃上一层平台，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满腔抱负，却又事与愿违，最后落空，至此，袁枚遂有了退出仕途的想法。经此几番，袁枚最能知晓人才不被赏识的失意落寞之感，加之他为人清明豁达、慧眼独到、赏识才俊、仗义率性，故此，他常常动用自己的人脉，向仍居庙堂的旧友或亲人举荐自己看重的人才及门人弟子，或为贫困子弟请求资助。

1.上拜请愿，环环相扣

袁枚在替后生寻请资助时，十分注重说话的分寸，极尽恭敬谦逊，却又不卑不亢，绝无低微之态，他往往会说明后生目前所处境况之无奈，通情达理地表示希望而不强人所难。当然在面对不同的准资助人时，袁枚也会转换不同的说话方式，在对朋友时，他的方式是通情达理、陈陈相因；当面对亲友时，他的陈辞中又增添了几分无奈与恳切。在《与卢雅雨转运》一文开篇，袁枚率先提及了二人之前在随园时相谈甚欢的风雅乐事，追忆了二人的深厚情谊，这也在为下文的请求之语作铺垫，希望卢见曾（字雅雨）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不要驳了自己的面子。随后，他又从为官、选才、文学等方方面面称赞了卢见曾的品德、能力、眼光、才华与坚韧。第二段袁枚才开始正式切入正题，说陈毅是在卢的赏识帮助下才成了家，但成家以后人口渐增，自然所负供给生活的压力也随之增加：“陈生古愚，因受知于先生，而有其室家；因有其室家，而转增食口。良医治人，原不能十全为上也。然恩始恩终，大君子必无厌色。喜渠食指无多，桶中之妻，尚易畜养。古语云：‘赈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兹来晋谒，祈进之前席而洗其寒酸，幸甚！”这是袁枚转述境况之语，如此说来便合情合理、扣人心弦。紧接着，袁枚并没有直说资助陈毅一事，而是绕了个弯子，对卢见曾表示体谅，自言郎中治病救人尚且不能圆满，但若君子施恩之行，定是胜过治病救人的福泽善事，有始有终才是君子之道，想必先生也不会厌烦拒绝的。此处袁枚就已经给卢见曾设了一个陷阱，让他不好意思拒绝。袁枚步步紧逼，接着又说陈家所求不多，尚且好养活，先生救人于危难之际，不必顾虑许多，少许钱财便可解这一家的“涸辙”之困，所以还请先生能够帮帮他们。经袁枚这么一番阐释，资助陈毅倒成了一桩不难办的小事。袁枚寥寥几句下来，说得是滴水不漏，让卢见曾没有拒绝还口的余地，还给卢见曾的脸上添了光彩。

2.举荐才俊，直言不讳

袁枚引荐才俊不受条件限制，即便是素昧平生的才俊对他有所请求，他也会为之欣然修书，如伯乐相马一般将他举荐给自己的故交，不让其聪颖才华白白浪费。在《与帅璞山刺史》中，袁枚与潘生素无交往，甚至潘生的诗文也并不规范，不符合著书立说的要求。潘生也是因为计划落空才在窘迫不已的情况下投奔袁枚的。严格来讲，潘生是不够资格被举荐的，但袁枚恰恰看重潘生是有志之士便愿意举荐潘生，可见袁枚对人才的看重和仗义豁达。接着，袁枚也给帅家相设计了一个圈套，说自己害怕南京官职均满，尚未有可补的职位，但凑巧潘生家乡就在您的属地广德州，您德高望重，一定能帮助潘生有所成就。一个转折就让帅刺史不好再开口拒绝了。

（二）彰显性灵

袁枚所提倡的“性灵”包含“性情”与“灵机”两个部分，“性情”是“性灵说”的基本要义，强调个性的彰显、性情的张扬和自然本性的流露，《小仓山房尺牍》中袁枚彰显“性情”的作品多是展现他深明大义、直言不讳的仗义之举，袁枚见义勇为，绝不是快刀斩乱麻式地解决问题，而恰恰是运用“说话”的艺术周全各方。

1.比喻新颖，洒脱率真

袁枚的“说话”艺术不仅表现在他举荐后生上，也表现在他仗义执言的处事方式上。在《乞上元令李竹溪释枷犯》一文中，袁枚见到一俊美少年郎被缚枷锁，心生怜悯与惋惜之情，询问得知是因赌博而被捕，便仗义执言，替美少年求情：“天性好赌，自古有之。王侯将相且然矣，况里巷子弟乎？且造物虽巧，生人易，生美人难。谈何容易，于千万人中，布置眉目，略略妥当，而地方官不护惜之，反学牛羊，从而践踏之，忍乎哉？”袁枚称王侯将相的门户里尚且有赌博成瘾的子弟，又何况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呢？这一理由倒是无可厚非，但袁枚替少年郎求情的另一个理由就让人哭笑不得了，他以为，少年郎生得俊美，这在天机造物的芸芸众生里实属不易，万不可像对待牛羊一样践踏了这份美貌，能说出这番痴人痴语，足见袁枚不拘小节，他放浪形骸又率真洒脱，却也劝得了李县令放走了少年郎。

2.两歧之语，缓和气氛

袁枚也善用“两歧语”说理解难，能够有理有据地缓解矛盾双方的尴尬，使人信服。在《答唐静涵问坐位》一文中，袁枚便明白晓畅地对问题作了解答，宴席之上，彭大司马坐在了朱观察之上的位置，惹得朱观察甚为不满，托唐静涵向袁枚寄信询问孰是孰非，袁枚则认为二者皆各有理由上座：“朱所执者，《孟子》‘乡党莫如齿’一言；彭所执者，《王制》‘一命齿于乡里，二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之义也。彭官一品，是三命矣，于父族尚不齿，而况于乡里乎？”朱观察所执的理由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下》，意即：在乡里，是按照年龄分尊卑的，可见朱观察的年龄是要高于彭大司马的；而彭大司马所执的理由实则语出自《周礼·地官·党正》，而非《王制》，意即：一命的官要与乡里众宾按年龄序尊卑，二命的官要与本族众宾按年龄序尊卑，三命的官就不与众宾按年龄序尊卑了。那么彭大司马官居一品，是三命的官阶，尚不与父族按年龄序尊卑了，又何况是与乡里呢！朱观察按年龄定座位，彭大司马按官阶定座位，于二人而言都是合乎情理的，袁枚虽以“两歧语”为二人作了合理的解释，但其实孰是孰非已经明了于心了，彭大司马自然无需与朱观察按年龄定座位，按照官阶，彭大司马上座才是合乎礼法的。只是袁枚的一番解释，缓和了二人的矛盾，同时也保全了双方的美名：如此看来，朱观察倒也有理有据，并非故意为难；而彭大司马纵然官阶三命，却仍礼让乡里，德高望重。

3.清丽雅言，韵味无穷

袁枚用语从不过分藻饰，却总能用平淡的文字彰显出清雅别致的独特韵味。在写回复尹继善的《答两江制府尹公》这封信时，适值袁枚久病初愈，身体虽然见好但仍很虚弱。信中便有“适窗前有绿梅一株，水仙数种；对之展读，正与古香冷艳，同入襟怀”一语，寥寥几字，并无绮丽华美之语，但使人读来却有微风徐徐、梅香幽幽之感，平添了一丝淡雅清新。其以“绿梅一株”“水仙数种”立于窗前的画面，勾勒出一幅对窗展读的图景，营造出一种清雅的氛围，此情此景，花香萦绕，佳句在心，怎能不令人心旌摇荡、畅快自得？袁枚在此也向尹公暗示自己懒怠俗务，只想退隐随园，经营吟诗颂文的清闲生活。在《与史抑堂少司马》一文中，袁枚称颂袁史两家联姻实乃天定良缘时还提及随园内所植的三株紫薇花：“园中植紫薇三株，十易星霜，从无蓓蕾，今年盛开，烂如云锦，或者薇省呈祥，应在将来甥馆乎？”袁枚并未直接袒露自己的喜悦心情，只道园中的三株紫薇花十年未曾开花，怎料今朝两姓联姻之时花团锦簇、灿烂盛放，且紫薇花本就“紫薇省”同名，寓意颇佳，不禁让人联想到女婿品行俱佳所得天降祥瑞，由此想来，让人喜不自胜。这番花团锦簇的绚烂之景，亦得于十载披星戴月、历经霜雪的沉淀，文字里是岁月积淀的清丽典雅，却蕴含着喜上加喜的热烈和共逢良缘的喜悦之情。在《与郑时庆太守》一文中，为向太守举荐潘生，袁枚特提及潘生的文章，形容其为“若春波之漾落花，流风之舞回雪”，虽未亲自品读潘生的文章，但在袁枚的描绘之下，便感觉那些文字就如同清溪一般缓缓流入心间，夹杂着落花的芬芳，沁人心脾；又好似微风徐徐，夹杂着雪花浮荡心灵，使人觉得温婉清新。清雅别致的意境，在袁枚的寥寥数语间便显现了。

袁枚是清中期的一位文坛大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在散文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同时，其尺牍也有着独特的价值，在中国尺牍史上熠熠生辉。袁枚尺牍结合了古文与骈文的优势，意蕴精深且观赏性强。在清中期，科举制度推崇下的八股之风盛行，加之以桐城派为首的古文风气影响，尺牍已然呈现出衰落之态，其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袁枚本身虽推崇古文，对尺牍尚且不是十分重视，但在这一时期，他将自己的卓越才华、高雅意趣和独到见解倾注于尺牍，创作出了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尺牍作品，扛起了清中叶文坛尺牍文学的一面大旗。一方面，袁枚在尺牍创作中不拘小节、挥洒自如，使其尺牍充斥着率性纯真与缱绻真情；另一方面，袁枚才华横溢，在尺牍中引经据典、喻事说理，使其尺牍作品自然活泼而典雅厚重。袁枚凭一己之力将尺牍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袁枚在尺牍创作上的成就，值得我们关注并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