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角度浅析《长恨歌》中男性形象的塑造

王安忆是当代文坛颇受瞩目的女性作家，她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许多风格多样、内容丰富的作品，其中代表作长篇小说《长恨歌》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二是对生命存在的追问，三是对农村生活的关注。而《长恨歌》便是王安忆从女性的视角作为切入的窗口去观察审视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喜怒哀乐与人情冷暖。在《长恨歌》中，王安忆用细腻的笔触将女主人公王琦瑶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与人生的苍凉中一个女性的命运轨迹。作者将王琦瑶的爱情故事作为成文的线索，通过再现王琦瑶与多个男性之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她悲惨的结局突出王琦瑶坚韧的性格特点。但也正是如此，多数研究者在研究时受到作家性别的影响而对《长恨歌》的人物形象分析存在局限性，从而忽视了《长恨歌》中作家精心刻画的另一性别群体：男性群体形象。本文试图从女性角度入手，分析《长恨歌》中塑造的复杂丰富的男性形象，并通过研究其形象的特点进一步分析这类形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塑造这些男性形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一、复杂丰富的男性形象类型

在《长恨歌》一文中，王安忆塑造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其中刻画较为深刻的有善良痴情的程先生、神秘的李主任、懦弱的康明逊、虚伪的老克腊。

（一）善良痴情的程先生

“程先生学的是铁路，真心爱的是照相……照相里他最爱照的是女性，他认为女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图画。”这是文章对程先生这一人物形象的总体概括，也正是这一段落，为程先生与女主人公王琦瑶之间一生命运般的纠缠埋下了伏笔。他爱照相，爱照女性，因为这样的热爱使得他遇到了参加“上海小姐”评比的王琦瑶，并且迷恋上了她，一生没有婚娶，默默地守护在她的身边。

与男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不同的是，程先生从一开始便被王安忆放在了女性的世界，他的身上有着女性的特质，敏感而又柔和，透露出忧郁的气息和朦胧的思绪。这样的性格特质，成就了这一类型形象的特征，那便是女性化的男性。他继承了女性的性格特质，在无所爱的时候表现得自由，一旦遇到真爱，便呈现出不顾一切的迷恋与疯狂，他对从前全面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是一种决绝，是一种主观的需要，他或许并不是因为“真爱”而迷恋，而是因为他主观意识到他应该“有一点东西去填满和坠住，那点东西就是真爱”。所以，他当真是爱王琦瑶吗？或许不是的，只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他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空洞与虚浮，所以想为自己的心寻找栖身之所。而这个人为什么是王琦瑶呢，因为她美？显然不是，因为程先生看到她的第一眼是并不起眼的，“他先还是有点不起劲，觉得王琦瑶是马路上成群结队的女性中的一个”。可是随后程先生在王琦瑶身上找到了创作灵感，这种灵感，这种对下一张照片的期待，是程先生爱的起始。因此，程先生并不是真的爱王琦瑶，他只是为自己的真爱寻找个承载物，为自己的空虚寻找填充物，换言之，没有王琦瑶也会出现下一个女性。但是他对这个女性是有要求的，那就是能让他的照相艺术产生灵感，因此，程先生这类具有女性特质的女性化男性仍然保留着部分的男性特质，即对男性的主体地位的保持，真爱的对象、真爱的程度、真爱的时间都由他所决定。这也是在王琦瑶试图接近他时，他却选择逃避的重要原因。

（二）神秘的李主任

与被放置在女性世界的程先生不同的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地位颇高的李主任。在面对这一形象时，王安忆仍然对其男性“阳”性的一面进行了消解，作为一位能够掌握他人命运权力的男性，李主任达到了男性世界普遍追求的目标。但是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消解掉了他作为男性在这个世界中的权力和地位的崇高，而是将其“阴”性的一面，脆弱的、敏感的、温柔的一面借助王琦瑶表现出来。正如文章里提到李主任的地位时所说“李主任是军政界的一位大人物”，简单的一句话便对男性世界中的权力和地位的崇高性进行了消解，反而突出了他内心的脆弱，“四十岁的男人是有怜惜心的，这怜惜心其实是对着自己来，再折射出去的”。身处高位的李主任是政治的机器，丧失了做人的机会，而王琦瑶的存在正是他重新找回人性的方式。在他看来，女性所有的行为与诡计都与政治无关，而与政治无关便意味着为李主任提供喘息的空间。像所有的追名逐利的男性一样，女人是他们的真爱，但是爱却不是他们人生中的大业，只是一点润色。

李主任的形象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主流的男性形象，如果说程先生是为自我的内心寻找栖息之所，寻找充实，那么李主任便是在名利场上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的。而王安忆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将男性被隐藏在“阳”性特质背后的“阴”性特质从女性的角度呈现出来，填补了一直以来被忽视、被忽略，甚至被隐藏的特质，从女性的角度加以解释，为该男性形象的完整性塑造提供了重要的方式。

（三）懦弱的康明逊

对王琦瑶来说，程先生是她的避风港，李主任是她的依靠，而康明逊却是她真正动心、动情的男人。和康明逊相处时，虽有试探，但这试探却有种情人间的博弈，好像谁先动心谁就输了一般。她不像面对李主任时点到为止的懂事，也不像看到程先生时的愧疚，在与康明逊在一起的时候，她沉寂了太久的心又重新活了起来。她重新燃起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但是康明逊的懦弱决定了这场恋爱的悲惨结局。

在文章中，王安忆通过设置王琦瑶和康明逊之间的问答游戏，将康明逊的怯懦、虚伪展露出来。他是一个对历史有着迷恋情结的人，因此对他来说，王琦瑶是一个烟雾缭绕中的谜团，于他而言，解开这个谜团是他接近王琦瑶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情怀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是二房的孩子，却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是高尚与卑劣的结合体，因此，他有着尊贵的地位，却又有着尴尬的血液。他是满怀伤感的，他对不幸表以同情，因为他卑劣的血液让他与不幸者产生共鸣。正如当他知道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遗物时，他对王琦瑶时常流露出的哀伤生出了怜悯与惋惜，但是这怜悯与惋惜的对象是王琦瑶，同样也是他自己。他的自卑与委曲求全成为他与弱者息息相通的原因，因此他怜悯自己的人生，但又痛恶自己的身份，这种矛盾心理呈现在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态度，怜悯夹杂着嫌恶，他恨他的母亲，所以形成了倚强凌弱的卑劣人格。而正是这卑劣的人格，加深了王琦瑶的悲剧。作为弱者，他欺辱比他更弱的人，他总是突然地造访，去享受王琦瑶的窘态与无措。他享受当下的恋爱感觉，却怯懦地不敢给王琦瑶任何的承诺，不负任何的责任，最后只留下一句“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和王琦瑶的内心平静相比较，康明逊的窘迫显得像一个笑话，他不如王琦瑶勇敢与真挚。

（四）虚伪的老克腊

老克腊不是这个男人真正的名字，而是某一类的风流人物，他们无名无姓，却又有着极其精细和讲究的怀旧，但是，全新的新人有什么“旧”可以去怀呢？不过是将时间激流泛滥而过遗留下来的老物件反复地咂摸，活在那想象中的“旧”中。想象的泡沫美好，但是如同幻影，正对应着老克腊和王琦瑶最后的结局，怀旧的情怀变成泡影，最终老克腊丢下王琦瑶逃走。

王安忆对老克腊的形象概括用了一个十分准确凝练的词—“无名”。老克腊的家庭条件简单中带着优越，没有大的烦恼，因此他的忧郁是无名的，是一种无病呻吟的忧郁，是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地带着一丝审美享受的忧郁，而当这份少年的不知愁遇到了真正的忧郁，即饱经时间激流洗礼下的王琦瑶时，他却退缩了。他品味的历史，不能太久，太久会荒凉；不能是新的，新的太俗气。他的爱是有条件的，是有边界的，他像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的孩子，只能经历些小的玩笑般的苦楚，太深了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这就形成了虚伪的老克腊。他不爱王琦瑶，他爱的是自己那点狭隘的情怀，而这情怀、这两世的谎言成了王琦瑶爱的幻影。她再一次鼓起勇气去追求爱，最后被推下了深渊。

二、《长恨歌》中男性形象塑造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传统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受到儒家人格理想的影响，可以用“君子”一词进行概括。那么什么是“君子”呢？君子的核心理念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因此，君子需要遵循儒家思想的要求与规范，克己复礼。除此之外，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便是男性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定位，即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于男性来说，这些“君子”的规范成为铐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便要承担“顶天立地”的责任与使命。从女性的角度来看，“三从四德”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压迫，而从男性的角度看，这也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责任。

而在这样的思想约束下，中国传统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多是指向外在世界的形象，他们谈国家大事、谈忠君报国，谈大丈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君子”形象，英雄本色，他们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刘备的天下守不住，却仍然使出浑身解数坚持北伐。还有用自己的一生去报国杀敌的辛弃疾。年少时，他“叹少年胸襟，忒煞英雄。把黄英红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黄金印……此时方称情怀，尽拚一饮千钟”（《金菊对芙蓉·重阳》）；迟暮时，他说“倦客新丰，貂裘敝、征尘满目。弹短铁、青蛇三尺，浩歌谁续。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辛弃疾的家国情怀是时代的幸，又成为他自身的不幸。在被贬谪赋闲在家的近二十年里，他被家国的责任捆缚着，成为他融入血液中的使命。他六十五岁时被重新启用，却在两年后病逝，临终之际，他还在大喊杀贼！他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而这种悲壮成了中国男性形象的主要色彩，是屈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最后投江殉国的悲壮。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是《三国演义》、是《水浒传》、是宏大叙事的主人公，是历史与时代的弄潮儿，偏偏不应该是在女子闺房中的男性形象。

“君子”需克己复礼，其中对女性和性欲的规避态度便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们把男性社会权力角逐的失败归咎于女性，而女性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反面的女性形象，如褒姒、苏妲己、杨玉环。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杨玉环与李隆基。“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一个王朝的没落，又岂是一个杨玉环能决定的呢？面对安禄山的马嵬坡兵变，杨玉环成为李隆基和节度使之间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这种牺牲的背后，是男性对权力的病态追求，而这种泯灭人性的病态追求背后，是儒家“君子”文化的变态发展。因此在笔者看来，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打破了一直以来男性生存的空间局限，将他们身上生来便承担的责任重担卸下，重新给他们多样化生存选择的机会。

《长恨歌》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学史中男性形象的空白。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的提出验证了文学史作品的性别趋势，即男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主体地位。权利与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儒家思想的“君子”协议使得男性作家深陷宏大叙事创作策略的陷阱，男性作家的笔总是不由自主地指向宏大的历史，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中男性形象的主要活动空间，即外部的权力的角斗场。而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打破了这一屏障，将困守在外部世界中的男性拉到了女性身边，安置在了女性的闺阁之中，让这个舞台中的男性围绕着王琦瑶一个女人的命运、爱情而演绎。因此，《长恨歌》中的男性形象填补了文学史中男性形象的空白，使文学史中的男性形象更加生动立体。同时，该作品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扩大了男性的生存空间，将男性从传统的生存困境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