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离骚》中的“神思”
作者： 严敏“神思”作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对它做过专门论述。屈原怀揣对国家的忠诚，为读者刻画了上叩帝阍、三次求女、灵氛占卜、去国远游等充满神异色彩的画面，并用香草象征贤君名臣。这些奇幻的想象正是屈原的“神思”，而“神思”之缘起，便是他的超越性生存情感，他从对个人遭贬受难的苦闷升华为对国家存亡的深深关切，因而“神思”飞荡。
一、“神思”及其产生
（一）“神思”阐释
“神思”一词其实并不是刘勰的独创，早在《周易》便有了关于“神”的描述，“神无方而易无体”（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说明“神”是变化无常的，没有固定的规律；而“思”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思，容也”。最早将“神”“思”合称的是曹植，“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象”（《宝刀赋》），这里的“神思”是具有神性色彩的，与刘勰提出的概念并不一致。刘勰首次将“神思”进行了文学理论建构，真正将“神思”用于文学创作，他对“神思”的形容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文心雕龙》），即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神与物游”的艺术构思方式。
“神思”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构思方式，对文学创作者有一定的要求，即作家有灵性、要文思敏捷，“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文心雕龙》）。但有先天的禀赋还远远不够，作家还需要后天的练习，熟悉写作技巧、增进见识，“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文心雕龙》），如此才能写出一篇富有“神思”的佳作。
（二）“神思”产生的动力—“情变”
刘勰认为“神思”产生的动力，即“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文心雕龙》）。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想象力是“神用象通”的结果，而“神用象通”又从作者的“情变”中产生，由此“情变”便成为“神思”的动力。而所谓“情变”，是指情感的升华，即由日常情感而达到具有超越性的生存情感。
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涌动焕发的情感，为物我双方交互往来提供内在动力。“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文心雕龙》）其中，“情以物兴”就是指审美主体在具体审美对象的感发中，通过比兴思维产生联想，进而触发情感并激活内在的审美体验。“物以情观”则指静态而客观的自然物象感染了具有主体审美理想和情感态度的个性化色彩，成为主体情意的寄托。
物象无处不在，作家在日常观物中产生的情感只是一时之情感，并不能凝聚成内心恒常的情感，只有这些日常情感发展成某种超越性的生存情感时，才能达到“情变”的境界。这种情感即使身处变化动荡的环境中，也始终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并成为某位作家作品的恒定情绪状态。正如屈原的作品，无论什么题材内容，凝结其中的超越性生存情感便是忠君爱国而已。
二、《离骚》中的“神思”体现
（一）瑰奇的神话世界
屈原《离骚》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写现实遭遇，小人嫉妒、君王不听、被谗遭贬；第二部分由现实进入想象，为读者构建了奇幻瑰丽的神话世界；第三部分是去留之思，最终不忍去国，为国殉道。本文主要通过分析《离骚》中的第二部分来深入理解其中飞扬的“神思”。
中国的神话世界以《山海经》为源头，书中展现了远古时期的文化形态，包含了地理、历史、神话、天文等各类知识的百科全书，但将神话如此大量地纳入文学作品中的作家却自屈原始。这一创举使得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祖。
1.各异的神仙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描述了两类神仙：一类是居于天庭的天神，一类是降于人间的人神。屈原在现实中遭受的疏远与诬告，君王听之不聪，反而将其流放。屈原在人间已经哭诉无门，高高在上的天神便是他申诉冤屈的唯一对象。在诗歌中，他塑造了许多功能性神祇的形象，如“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其中，“羲和”是日神，“望舒”是月神，“飞廉”是风神，“鸾皇”是神鸟，“雷师”是雷神，“丰隆”是云神，这些神祇都出现在同一幅图画之中，并且为他所驱使，想象奇特大胆。同时，在众神之外，他还塑造了天帝这个人物，但是诗人却无缘与之见面，“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帝阍不开，隔断了他唯一的希望。即使天神引路，他也无法申诉自己的冤屈苦闷。
第二类便是人神，人神主要是天神下降到人间，成为人类的始祖，如轩辕、炎帝、黄帝、祝融、颛顼等。屈原自托为楚先祖高阳氏的后代，“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些人神大致可以分为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正面形象的有“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等，负面形象的有“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等。这些人神并不是一味高高在上、完美无缺，而是有其优劣。屈原希望楚王能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离骚》中的神仙形象是丰富多彩、参差多样的，无论是神仙的种类还是品性，都各有不同，体现出诗人飞扬的“神思”。
2.奇幻的天宫环境
主人公从人间游历天庭，一路上所见之景象都被诗人书于笔下。“指九天以为正兮”，其中的“九天”反映出古时人们对于天庭的幻想，九重之天，高不可及。“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其中的“苍梧”是南方的苍梧之丘，传说有一座九嶷山，是舜死后埋葬的地方，而“县圃”在昆仑山之巅，是神仙所居。“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其中的“咸池”“扶桑”均是日浴之处。《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其中的“阊阖”便是天门。“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邅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其中的“春宫”“瑶台”“昆仑”都是对天庭之雄伟的描述。诗人在天宫自由流连，与在人间的失落流放形成鲜明对比。
3.美妙的神话氛围
屈原在《离骚》中为我们构建的神话世界，有姿态各异的神仙，也有雄伟壮阔的建筑，除此之外，还有美妙绝伦的音乐、曼妙多姿的舞蹈、云雾翻腾的气氛等。例如，在诗歌末尾处的“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为神话世界提供了音乐和舞蹈，“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则是为神话世界提供了云雾弥漫的朦胧效果，让整个神话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离骚》中的神话世界奇特纷纭、引人入胜，足可见屈原在写作这首诗歌时“神思”在其艺术构思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二）香草美人的象征
屈原在《离骚》首次以香草美人作为象征系统来表达自己高洁的人格和对明君贤臣的渴望和追求。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屈原将《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吸收创新，创造出一种形象鲜明并且具有象征内涵的寓托，发扬了“神思”。
1.香草
《离骚》中的香草虽形象万千，但主要只有两种用法：一为自喻，表达自己高洁出尘的品行；一为和恶草相对，象征政治斗争的双方。
一方面，从“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览茹蕙以掩涕兮”等诗句中可以看出屈原的形象：他头戴花冠，身披花衣，腰间佩戴的也是香草，甚至，他饮花露、食落英，连拭泪用的也是香草。如此一位诗人形象是高洁的，诗人就如同他佩戴的香草一样具有崇高的品质，香远益清，美名远播。
另一方面，与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香草代表诗人，追求的是理想的、高洁的、尊重百姓的美政，而恶草则是倒行逆施的、暴虐无道的、臭名远播的小人形象，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除此之外，还有借香草表达时间流逝的，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便是通过香草由盛而衰表现岁月变迁，抒发对自己逐渐衰老的感慨和对政治还未进行改变的急迫心情。
2.美人
屈原的《离骚》大胆表达对美人的追求，文中有三次求女，第一次是求宓妃，“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但因她美丽却不守礼法，与屈原专一执着、守礼的个性相悖，于是诗人放弃了她。第二次，求娀氏佚女，“望瑶台之蹇兮，见有娀之佚女”，但由于鸩鸟诡诈，娀氏先行成为帝王的后妃，诗人最终求而不得。第三次，求虞氏二女，“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但无奈自己的媒人能力不足，给自己说合的希望非常渺茫，诗人没办法，只能放弃。
屈原的求女之路始终未获成功，追求的过程坎坷艰辛，但他对美的追求却不曾止息。诗中的美人一方面是诗人对明君贤臣的追求，一方面也是诗人的自喻，象征着诗人高洁的品格、崇高的政治追求。屈原以其对外物的仔细观察与思索，驰骋想象，放飞“神思”，构建了一个“香草美人”的世界。
三、《离骚》中“神思”产生的动力—浓郁的家国之情
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在《离骚》之中，也随处充满着家国之情，正是这种情感的滋养，使他具备了“神思”产生的动力，“情变所孕”，家国之情凝结成他内心深处强烈的呼声，形诸文字，便是上天入地、求女占卜、香草美人的神奇想象。
屈原的家国之情，一方面来源于楚人本身的爱国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自觉的爱国情怀。首先，由于楚国本身建国不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司马迁《史记》）的楚先民们用超人的意志和决心开垦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其间艰辛，历代的楚人都不敢忘。楚国长期以来被中原国家视为蛮夷，受到他们的歧视和打压，发展困难，一代代楚国国君为实现楚国富强的目标从不曾懈怠，才有了一个足以称霸天下的楚国。因此，楚人的爱国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后来楚被秦所灭，也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司马迁《史记》）的誓言。屈原生于长于这样一片国土，毫无疑问爱国思想深深扎根于他心中。他曾经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颂》）在《离骚》中，他即使知道留在故国已无任何用处，君王不听，奸臣当道，自己的理想永远也实现不了，他也不忍离开故土，“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另一方面，他有自觉的爱国情怀，以自己的身世自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他自称是楚先祖高阳的后裔，如此高贵的身份让他必须保持人格的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同时，他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他想要实现自己的“美政”，当时的楚国弊病尤多、国事衰退，曾经疆域辽阔、国富兵强的大国已经荡然无存，屈原深感于现实，迫切想要改革。在《离骚》中，屈原不厌其烦地列举历史上兴亡治乱之君的案例来提醒楚王，盼其能够知人善用，一展雄图。诗中虽有凄楚苍凉和幽怨痛苦，但遮掩不住其博大的胸怀及深挚的爱国之情。最后他在去留之际，坚定不移地选择留下，决定以死殉国，更可见其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
正是因为屈原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凝结成诗，便充满了飞扬的“神思”，随着“神思”流动，屈原为读者构建了神奇瑰丽的神话世界，有风格各异的天神和人神，还有雄伟的天宫建筑和美妙多姿的乐舞；与此同时，诗人凭借想象和联想，创建了一套“香草美人”的象征系统，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