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历史中看翻译

从古至今，翻译一直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现如今在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前人的研究，翻译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艰辛只有译者自己才能够明了。身为一名译者，不仅要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了解甚至掌握古今中外有关翻译的历史。只有充分了解了中西翻译历史，才能够了解中西翻译的差异。倘若只知字面意义，而不知翻译背后的文化、历史和地域差别，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就会寸步难行。

一、基于历史角度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翻译的历史都非常古老。可以说，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翻译之前，翻译活动就已经存在了。谭载喜也说：“在整个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西方翻译简史》）中国各个朝代为了与匈奴部落进行联谊，最重要的就是进行文化交流，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要进行语言和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这时译者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翻译活动最本质的作用是为人类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成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的结果，往往能启迪新的感悟、新的智慧、新的视角，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推动力，这是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加油器。”（许嘉璐《翻译是社会、文化进步的加油器—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的书面讲话》）

（一）中国早期的翻译活动

在中国，翻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欲明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尊史》）古代人们对于翻译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寻求人才的程度。不论是否名留青史，不可否认的是，每位译者都对本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礼记·王制》篇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该句的意思是在古代中国的周围有着各个匈奴国，尽管言语不通，思想文化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每个国家内都有一个共同的职位，即翻译。文中所说的“寄”“象”“狄鞮”“译”都是指精通言语的人，之所以有了译者，各国之间才能“达其志，通其欲”。

在华夏大地，早期的翻译活动是汉民族向其他匈奴国传播本民族思想文化的过程。其中有名的例子便是“箕子入朝”。箕子经过数十年写成的《洪范》，给当时圣明的君主提供了治国理政的好方法，奈何王权之大，最后还是被远封到了朝鲜。“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既至朝鲜，言语不同，译而知之，教以诗书。”（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可以想象出，朝鲜族人与汉人“言语不同”，箕子要教其民礼仪、诗书和汉人的典章制度，只能“译而知之”。箕子到朝鲜半岛不仅传入了当时自己家乡的先进的文化，农耕、养蚕以及织作技术，还带去了大量青铜器，另外还制订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当时社会的治安，为当地百姓做实事，让其安居乐业，以至经济处于鼎盛时期。以上的这些措施都对当时朝鲜族的经济、文化、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将汉族文化带到其他国家。正是因为箕子所做的一切，朝鲜才会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再者就是周穆王西行了，周穆王时期，国力强盛，周王朝的影响力已扩展到东南西北很远的地区。《列子·周穆王》中记载：“穆王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瑶，王和之，其辞哀焉。”周穆王从青鸟（今敦煌），一直向西进发直至昆仑，最终同母系氏族部落首领“西王母”在瑶池相逢。此次西游耗时两年，行程约二万五千里，是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可与红军长征相比拟。周穆王西行期间受到沿途各个邦国民众的接待，让周穆王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周穆王西行，是华夏民族有机会了解到新疆、西亚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广阔的区域，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的肇始。”（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还有一位译者名为甘夫，又名堂邑父，是知名度很小的译者，但是在张骞出使西域时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汉武帝曾任命他为张骞出使大月氏国的随从翻译。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并非西汉人，而是在一场战役中被汉朝所俘虏的匈奴族人，尽管是匈奴，但是在随从张骞出使西域时，他尽心尽力为张骞翻译，得到了张骞和汉武帝的赏识，为西汉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历史当中，正是因为众多翻译家的出现，才使得中国的翻译活动经久不衰，灿烂至极。

（二）西方国家早期的翻译活动

与东方翻译历史相同，西方翻译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谈论到西方翻译历史，不得不提及《七十子译本》。它是西方第一本用希腊语翻译的译著。公元前285至249年间，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邀请了七十二名学者聚集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将《圣经·旧约》从希伯来语翻译成了希腊语，这样做不仅满足了当时城内犹太人的需要，同时也巩固当时统治者的政权。此次翻译活动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七十子译本》不仅是翻译史上的一次大事件，同时也是欧洲文化历史上的重要的事件之一，对后来的翻译活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西方翻译史的另一件大事便是“罗塞达石碑”的出土。“罗塞达石碑”创作于公元前196年，高1.14米，宽0.73米。直到公元1799年，该石碑才被发现。尽管经过了近一千年的时光，但是该石碑在出土时仍保存完整。“罗塞达石碑”对于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该石碑上刻着埃及象形文字、俗体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为什么要将三种文字刻录于上？翻译起来不会麻烦吗？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埃及，象形文字是用于编纂重要文件的文字，希腊文只能为当时统治者运用，而俗体文是普通老百姓平时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文字。将三种文字刻于石碑之上，当时的统治者和普通平民便都可读懂。该石碑的出现无疑展现出了当时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重视程度。

与“罗塞达石碑”相对应且有重要意义的另一个事物，当数《汉穆拉比法典》了，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典，被镌刻在玄武岩柱上，它的意义不是在于被发现，而是在于它背后所蕴含的重要意义。《汉穆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大约在公元前1776年颁布的法典，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内容较完备的用楔形文字镌刻的成文法典。该法典有3500行、共282条。根据这些法令可以推定出，当时的古巴比伦王国国力强盛，征服了很多以希伯来语、阿拉米语为母语的民族。为了加强统治者的政权，当时的统治者令人将本族语翻译成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等语言并将它们镌刻在玄武岩柱上。这样做难度可想而知。“究竟有多少译员从事《汉穆拉比法典》的口头或笔头翻译工作，还缺乏详尽的书面记录，但从译员们编定的各种语言词汇的对应表中，证明了《汉穆拉比法典》曾在历史上被多次作为经典文献来翻译。”（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正是由于译员对其翻译成了不同的文本，使得古巴比伦文明能够在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传播。无论是古代中国的“箕子入朝”“周穆王西行”，还是西方的“罗塞达石碑”和《汉穆拉比法典》，都为世界翻译史上增添了一抹色彩。它们的影响对后世是非常大的。总而言之，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翻译在两者的历史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基于理论角度

毋庸置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翻译界也同样适用。翻译活动在进行的同时，翻译理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同其他活动一样，翻译理论总出现在翻译活动之后。两者是辩证关系，并且都拥有相对独立性。翻译实践先于翻译理论，也不依赖于理论而生存。但是翻译实践总是能有助于翻译理论的形成，而翻译理论又能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促进翻译实践的发展。

（一）中国翻译理论

自汉至唐，这一时期是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法句经序》）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后来在东晋时，道安更加发扬蹈厉，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的翻译论》）之说。他所监译的经卷，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鞞婆沙序》）。这两位所提倡的无疑是“直译”理论的最早版本。到了唐朝，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普及，玄奘大师发展了魏晋翻译理论，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续高僧传》）。这就在“案本”的基础上兼顾了接受的层面。

等到了近代，要说最具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定当为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天演论》）。但是，马建忠早在1894年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就提出了“善译”的问题。马氏所谓“善译”，就是要求译者对原作“所有相当之实义，委屈推究”，“确知其意旨之所在”，从而才能“心悟神解，振笔而书”，然后才能“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由此可见，马建忠对于“善译”是真正的延字句展开，并且他所论述的“善译”是将精华集于简短字句，尽管没有提出翻译理论，但是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刻。与严复的“信、达、雅”相比，马建忠更注重的是“信”，只有做到“确知其意旨之所在”，才能够做到后来的“达”和“雅”。然而，严复只是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没有将三字逐一展开进行论述，但他所提出的三字箴言也成为今后人们评析翻译的理论依据，甚至初期到了“译必称信、达、雅”的地步，可想而知对当时翻译界的影响之巨大。

（二）西方翻译理论

当提到西方翻译理论时，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西塞罗了。西塞罗首次将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开拓了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的先河。作为当时社会上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深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影响。与其所不同的是，西塞罗认为，知识的应用是人类最大的成就，修辞术似的知识更为有效。因而在翻译方面，西塞罗认为，译者应当作为演说家，而不是解释者从事翻译活动。针对直译与意译，他强调翻译不是字字对等（直译），而是表现语言所蕴含的背后的意义（意译）。演说家所注重的是如何用语言的艺术打动听众，让听众身临其境；译者所做的也应该是打动读者，让读者身临其境。

到了20世纪，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翻译模式就是翻译三模式，即“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哲罗姆主张对于宗教文本的翻译，要采用直译，但直译并不是死译，要灵活处理各种语言表达习惯。但是对于文学翻译，要采用意译，译者可以适当地加入自己的写作风格，使译文与原文一样优美。可以说，自哲罗姆和西塞罗开始，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就开始了。相比于哲罗姆，贺拉斯则是更侧重实施行为，关注的是翻译的功能和翻译在目的语的影响与接受。他认为翻译不能逐字逐句地翻译，必须采用意译的方法。贺拉斯反对译者奴仆般地盲从原作者，这给译者树立了主体的地位。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作为突出文化差异的手段，可以塑造民族认同感，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为此，施氏提出了异化翻译法和归化翻译法。在这两种方法中，他更倾向于“异化法”，“认为翻译的目的是把目的语读者带到国外去旅行，见识异域风光，这样让目的语读者时刻感受到阅读的张力”（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由此可见，三种翻译模式各有其特点，并且都对后来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文化史就是一部璀璨绚丽的翻译史。不论是翻译历史还是翻译理论，它们都是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的。身为译者，不论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在平时的翻译实践中，我们都要做到究元决疑，做到在翻译过程中与原作者对话，做到与原作者比宝，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地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