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城市文学书写

署名邗上蒙人的《风月梦》是晚清一部以扬州为背景的典型城市文学，新西兰学者韩南在《〈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中称其为中国第一部不折不扣的“城市小说”，有很强的写实性，“它的出现，和扬州通俗文化是有关系的”。相比此前的通俗小说，《风月梦》的城市书写确实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细腻”程度。一方面，它以扬州作为主要叙事空间，基本不涉及其他城市，体现出鲜明的单一城市书写特色；另一方面，它对扬州的城市书写又涉及了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多个层面，“更能向我们展示人们对一个城市，对它的文化和传统的观感和理解，一句话，即对它的精神气质的观感和理解”（韩南《〈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为我们了解晚清时期的扬州提供了一种文学视野。

一、行走：一种城市空间体验方式

小说本身是一种虚构文学，而被称为“城市文学”的小说又需要给读者一种较为真实的城市体验，但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风月梦》作者自署“邗上蒙人”，“邗”为扬州之古称，从书中对扬州城市街巷、民俗文化的描写来看，这位“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风月梦·自序》）的“邗上蒙人”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作者笔下，扬州城市空间得到了一种极为日常化的体现，他无须刻意营造，仅是通过人物的日常活动就带出了扬州的风物特色，这种“时代感和真实性的增强，能够使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故事世界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幻觉，从而激发起阅读的兴趣”（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

人们对城市的直观感受，离不开对城市空间的体验，而在城市内部的行走往往会带给人们一种最直观的感受。《风月梦》的作者非常乐于在行文中去描写人物的城市行走路线，并以这种方式点出扬州的一些街巷地名。如第三回，陆书第一次去袁猷家中拜会，作者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其行动路线：“由南河下到了常镇道衙，署前那照壁紧对着钞关门城门，那里是水码头，来往行人拥挤不开……陆书行过常镇道衙门，转弯到了埂子大街……遂过了太平码头，到了小东门外四岔路口，问了店面上人路径，一直向北，进了大儒坊，过了南柳巷，到了北柳巷，问到袁猷家门首。”此处是陆书作为外地人第一次在扬州城市中行走，作者颇费笔墨去描写陆书行走的所见所闻。这种描写体现了作者在展现扬州城市空间时的一种独特构思，即选择一个“外乡人”的身份，以外来者的行动视野去给读者提供一种感受城市空间的方式。作者以陆书的眼睛去观察城市、行走城市，而路线方向、街巷名称又是真实的，特别是对于钞关城门的热闹场景的描绘，为读者呈现了晚清扬州城市街景的视觉画面。

除第三回以外，书中还有多处涉及人物行动路线的描写，如第四回：“话说魏璧带着小厮，夹着衣包，拎着水烟口袋，离了公馆，走头巷街转弯向东，出了小东门，到了多子街，进了金元面馆。”第六回：“吴珍执意不肯，关照了茶钱，拉着穆竺，邀着众人，出了茶馆后门，走贤良街转弯向北柳巷，到了天寿庵南山尖，下坡走到河边，过了摆渡，走倒城到了九巷一个人家。”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书中多数对人物行走路线的描写，对小说叙事或情节推动并无实际意义，甚至可能一般读者往往也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内容。“尽管对行走路线不厌其详的描写使叙述节奏变得平缓散漫，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情节的紧凑性，但正是通过人物在城市各个繁华场所间的不停游走，市民在城市生活的某种空虚状态才被凸显出来。”（张袁月《近代小说中的文学“地图”与城市文化》）可以说，《风月梦》借由人物的城市行走路线，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感受城市空间的方式，而由人物行走路线所带出的城市空间，无论是茶馆、青楼，抑或寺观景观，既体现了鲜明的扬州城市生活特色，又与书中所要塑造的特殊城市群体与其生活密切相关，这一点正是此前的通俗小说所缺乏的。

二、茶馆：公共空间在城市文学中呈现

在城市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空间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必然会涉及一些城市公共空间，而这些公共空间在城市文学中的描写，恰恰是城市文学对市民公共生活的一种独特体现。在《风月梦》一书中，作者围绕袁猷、陆书等人物的日常生活所描写的城市公共空间，最具扬州城市特色的非茶馆莫属。

清代的扬州，茶肆盛行，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一中云：“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据该书记载，扬州茶肆有名者有二十多所，而茶肆又有荤茶肆、素茶肆之分，荤茶肆则可提供精美点心，各家皆有所擅长，还有些茶肆提供曲艺说唱演出，供客人消遣。可见，清代扬州的茶馆兼具品茶、饮食、消遣娱乐等多元功能，是市民生活中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在《风月梦》中，出现了方来茶馆、冷园茶馆、竹炉轩茶馆等多家茶馆的名字，其中又以方来茶馆出现的频率最高。结合小说中的描写，可以发现茶馆在城市市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茶馆是市民休闲的主要公共空间，如第二回中袁猷就在方来茶馆与贾铭、吴珍“吃茶闲谈”，碰巧遇到了初入扬州闲逛“口渴腹饿”而走进茶馆的陆书。书中各回经常出现书中人物约定到茶馆中相聚、碰头的情节，如在第三回中，众人在袁猷聚会宴饮之后，“袁猷邀请众人仍到方来茶馆吃茶”，这充分表明了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在市民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作者也描写了扬州茶馆的饮食功能，如第八回，庾嘉福在教场冷园茶馆替强大说项，招待尤德寿、燕相，“众人喊跑堂的下面、买点心、下水饺、做葱油烧饼，有如饿虎争食，吵嚷不清”。第十、十二等回中也多次提到在茶馆吃早点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看，扬州市民也把茶馆视作早点店。第二，茶馆作为公共空间，在城市生活中发挥了一种社交与信息播散的功能。例如，在第二回中，袁猷等人在方来茶馆喝茶时，“忽然邻桌上一个吃茶的人，走到袁猷桌旁，挨着袁猷坐下，也不同众人招呼”，便说出了两件“新闻”，也就是爱林和秀红这两个妓女身上发生的事情。第三，茶馆还是市民解决纠纷或是请托办事的重要场所。例如，在第八回中，尤德寿等人在强大家连抢带砸，庾嘉福从中说和，也是邀请了当事人在教场冷园茶馆沟通，之后才是在饭馆设宴赔罪；在第九回中，仍是庾嘉福帮强大摆平地痞毕庆嘉讹诈之事，约了对方在教场竹炉轩茶馆会面；在第二十四回中，吴珍因被人构陷入狱，袁猷多方打点，几次请托狱卒帮忙照顾全都是在县西茂涛茶馆。作为一部城市文学，《风月梦》深入到了市民生活的许多方面，而公共空间作为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延展，必然要有所体现。书中对茶馆功能的多元化体现，对茶馆在市民日常生活中重要性的凸显，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市民生活的公共性。书中所描写的以袁猷为代表的主人公，虽然身份各有差异，但在某种程度可视为“有钱有闲”的一类人，他们需要某一空间来实现社交等公共化的功能，而茶馆则很好地实现了这一功能，再结合清代扬州茶肆兴盛的现实背景来看，作者的描写不仅真实，更让城市公共空间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呈现。

三、民俗：市民日常生活的独特表现

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往往在百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具有多元而丰富的表现形式。作为一部城市文学，《风月梦》也对扬州的民俗文化以及这些民俗文化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描写。

《风月梦》的作者对扬州民俗非常熟悉，在小说情节中嵌入了诸多民俗文化。从民俗文化的描写来看，《风月梦》涉及了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以及游艺民俗等民俗事项。信仰民俗是大众民间信仰的体现，民众一般也是信仰民俗的直接信仰者与参与者。书中第三回，魏璧提出五人结拜，并在小金山关帝庙进香。而在民间信仰中，关羽常被视为义气的象征，是民众结拜时的偶像。但书中对此次义结金兰过程的描写，实际上反映了魏璧等人把去小金山进香当作一次游玩，他们携带各人所熟识的妓女，以唱曲消遣。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过程，才引出月香这一形象。书中的信仰民俗还体现在对观音的信仰上，书中第十回，双林于睡中得一梦，为卜吉凶，想到北门外白衣观音庵内的观音菩萨灵验，便到庵内拜佛求签，而梦境与签文的结合，也推动了双林与袁猷的感情走向。在第十五回中，月香听说“扬州六月十八日湖上大为热闹”，便以观音菩萨圣诞怂恿陆书等人前去烧香并借此游览。第十六回则详细描写了众人一路所见扬州市民在观音圣诞烧香祈福的热闹之景象，“有许多提着朝山进香灯笼，点得亮亮的，引着拜香的男男女女，发辫打着大红头绳，穿着青兴布褂裤，捧着小红板凳，几步一拜”。作者还描写了许多观音会中的所谓“马披”烧符上锥的景象，可以说是民间信仰生动而真实的写照。至于扬州因观音圣诞而形成的热闹场面，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也有记载：“画舫有市有会……六月观音香市……每市，游人多，船价数倍。”书中对信仰民俗的描写还有第十五回所谓的平安喜乐会，进玉楼的萧妈妈“年例要做平安喜乐会”，今年因代月香还福，加之陆书支持，更加热闹。此种所谓的“平安喜乐会”，作为民间信仰杂糅了许多内容，第十五回写道：“这日午后，有四五个端公，扬城俗名香火，挑了一担所用物件，以及神牌、画轴，到了进玉楼里。在楼下中一间，挂了东岳天齐仁元圣帝、消灾降福都天旻王大帝、泰山娘娘神像，又摆了各部神祇画像、牌位，挂起长幡、榜文。又向萧老妈妈子要了许多米，并红扎辫扣的本命钱，结一杆小秤、一面把镜。安设斗案，设了香炉、烛台，摆好坛场。锣鼓喧天，开坛洒静，召将请神。”之后端公又是念经、做法，又是说唱、表演“戴起娘娘帽兜，胡言乱语跳娘娘”，颇有些傩戏的意味。

岁时节日民俗一般与特定的节令相关，如书中第十二回就提到了扬州端午节看龙船的习俗，第十三回则非常详细地描写了龙船斗标的热闹情景，“那站在陆书们船头上的两个人，见有只青龙划近大船，就将蔑笼内鸭子抓了一只，往河里一撩。那青龙船上早有一个划船的朋友，精赤着身体，只穿了一条裤头儿，发辫绕了一个咸菜把子，蹬在龙头上。见鸭子一撩，他就跳下河去，将鸭子抢起，复跳上龙船”。如此有九条龙船来来往往，每船都抢过两只鸭子。实际上，作者的描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现实依据，《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也提到画舫有“五月龙船市”，以及“小船载乳鸭，往来画舫间，游人鬻之掷水中，龙船执戈竞斗，谓之‘抢标’”。《风月梦》中所描写的内容较之《扬州画舫录》则更具有细节意义。

游艺民俗与民间文化娱乐活动有关，其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风月梦》也有所涉及，如书中第十回，陆书等人游玩路过钱店会馆，见到门首张贴单帖，贾铭解释是“敝地有些斯文朋友在里面出社，俗言打灯谜”，众人也都进入“瞻仰”一番。这种灯谜正是民间最为常见的一种游艺民俗，作者对此应该较为熟悉，这一回写了不少灯谜，还描写了解谜的过程。韩南在《〈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一文中，还根据梅红单帖上的“红梅馆”三字进一步假设：“既然谜社是作为扬州的特征之一来写的，那么红梅馆就很可能代表扬州当时有名的谜社竹西春社，作者可能也是社中一员。”虽然这只是韩南的某种假设，但确实如他所言，结合书中所描写的各种内容，作者对扬州“当地的艺术家和书法家，以及地方小曲和评话的熟稔”程度，都在彰显作者对扬州通俗文艺的熟悉。

从《风月梦》的民俗描写来看，可以发现以下三点：第一，民俗与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更与城市市民的游观、休闲等活动有机融合，充分体现了民俗形式的多元与内涵的丰富。第二，作者对扬州城市民俗的描写涉及面较广，举凡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游艺民俗皆在小说中有所表现，这些内容在书中的出现，作者更有可能是有意为之。有些内容与小说叙事其实并无紧要关联，更像是作者的一种有意的“展示”，如第十回的打灯谜，但这种有意为之，又恰恰体现了作者自身的扬州属性以及对扬州市民生活的高度熟悉。第三，作者对扬州城市民俗的熟悉以及对民俗与城市市民日常生活关系的描写，站在城市文学的角度看，亦是一种对城市文学书写的拓展。此前的古典小说涉及城市的内容，不乏对城市民俗的描写，但《风月梦》在这一方面更进一步。在民俗内容的广泛性，与情节叙事的关联度，民俗在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等方面，作者做了更为深入与详细的展示，让民俗活动在城市文学中成为重要的构成要素。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明清通俗小说江南城市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092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