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环境

历代女性作家之创作实属不易，沈善宝《名媛诗话》有言：“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内言不出于阃”等观点很大程度上使得女性不得不遵从封建礼教的束缚，重德轻文，创作后自焚其稿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到了明清时期，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相对稳定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开放，带来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文学活动，也有男性文人大力支持女性创作，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和文化意识开始觉醒，她们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名士交游，与女性作家结社唱和，女性文学一派繁荣景象。

一、开明的社会风气

明清时期，鼓励女性创作的有识之士不断涌现，甚至连统治者也颇为欣赏能文善吟的闺秀。例如，女诗人堃秀颇具才名，又勤于教子，乾隆曾赐诗“彤管芳规在，千秋耀简编”以示褒奖，这实际上不仅褒奖了品行，也肯定了女性参与文学活动的合理性及其表率作用。又如，明末清初的男性文人钱谦益、王世禄、毛奇龄等，对女性创作给予了高度关注；清中叶的沈德潜、袁枚、王文治等，则为女性创作与文学活动提供了切实的指导和帮助。

明清社会对女性包容度以及女性自身自由度的提高，都是社会风气开明的体现。当一些才华卓著的女性作家由于命途坎坷、生活困顿，不得不走进社会，以设馆教书、卖字鬻画等方式维持生计时，她们这些在以往看来抛头露面、有悖封建礼教的行为非但没有受到非议，反而得到了世人普遍的同情、赞扬与帮扶。黄媛介本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深厚，但夫家一贫如洗，丈夫又屡次科考落第，她不得不靠卖字画、收弟子为生。一些达官贵族便寄诗求画，如王阮亭尚书“闻其名，寄诗乞画”（段继红《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研究》）。汪宜秋丰才吝遇，家贫无以为继乃至绝食之境，于是“竹溪诸子敛金周之”，当汪宜秋作诗答谢时，刘景叔说“贤人君子得志可以养天下，不得志天下当共养之”，将汪宜秋比作贤人君子，王蕴章亦道：“诗人闺秀，亦天地间所当珍重爱惜之物，其有坎坷，亦宜相共存之。”（段继红《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研究》）另外，这一时期不少才色双绝的青楼名妓活跃于名士之间，甚至成为名士、官宦的妻妾，在身份上得以转变，也能与闺秀名媛交好，进行诗词唱和。可见明清社会对女性较为宽容，对才女也是持充分肯定和褒扬的态度。

二、父母对女教的重视

明清才女的争相涌现，离不开家族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在文学世家这样的高层次文化环境中，提高女性知识水平被视为家族文化传承与振兴的关键一环。这些世家大族深知，通过教育赋予女性智慧与才情，不仅能够培养出慧心灵思、姿容婉懿的名媛才女以配名士才子，还能够为家族带来更加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声誉。而对于寻常人家来说，虽然对女儿的教育期望可能没有那么高远，但也同样重视女儿的基本文化素养。他们希望女儿粗通文墨，能识大体，以便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自立自强，更好地融入社会。这种教育观念体现了普通家庭对于女儿成长的关爱和期待，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教育的基本认同和重视，因此这一时期女童受教蔚然成风。

重视女性教育的首先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们，他们思想较为开明，乐于对族中女性进行文化教育，一些望族甚至允许女子进入家塾与男子同学，这一点有不少相关记载可佐证：

（钱孟钿）幼读书，涉览不忘，尚书（其父钱维城，官至刑部侍郎）为授《史记》《通鉴纪事本末》，遂能淹贯故事。

—钱仲联《清诗纪事》

吴丝威略将军英女……性喜吟。黄绢其爱女也，亲课之诗。

—《国朝闺秀正始集》

余年在龆龀，先大人以为当读书明理，遂命与二兄同学家塾，受四子、《孝经》、《毛诗》、《尔雅》诸书。少长，先大人新授古今体诗，谆谆以正始为教，余始稍学吟咏。

—《国朝闺秀正始集》

（钱锳）幼聪颖，父……绝爱怜之，延名师课读，遂工吟咏。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虽然女教的内容主要是闺范、妇德，但往往也有经史诗文、琴棋书画，因此涌现了不少多才多艺的才女。女诗人王采薇就不仅精通诗史，还工书画，其夫为著名藏书家、经学家孙星衍。孙星衍在《亡妻王氏事状》中忆起妻子，言语间难掩赞赏：“外舅教女，一如教子，尝自言‘吾女慧或过于男’。故夫人姊妹俱识字能书。既婚数日，夫人属余填词，并约围棋，余皆未学，颇心愧之，后遂为小词而卒不能对弈。夫人尝言唐五代词，率可倚声，被之箫管。春余夜静，辄取李后主‘帘外雨潺潺’词，按笛吹之，令余审听，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闻者唏嘘。”

父教对女性成才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是母教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在教育女儿时便常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莫因斯语废文章”“女红倘有暇，切勿废书篇”之语，一再跟女儿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一些女性在母亲的文化教育下，学会作诗填词。例如，沈善宝从小跟着母亲吴浣素学习诗文书画，她母亲在诗词创作上很有见地，让她学诗从《文选》入手，才不失于粗鄙。

三、交游结社之风盛行

明清以前，由于封建礼教的桎梏和阶级地位的差异，才女与名士、闺秀才女与名妓才女之间，交往人群和活动范围迥异，极少有文学交流。到了明清之际，结社唱和成为一种风雅的社会风气，在此风气的浸染下，文人们交游结社，冲破礼教大防，打破民族、社会身份局限，积极参与文学互动。他们的文学交往形式包括拜师请教、互写序跋、诗词酬唱等。

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有言：“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明清文人雅士爱好集结，才女们也纷纷走出家门，结社聚会，互相唱和，因此明清女性结社是一个显著现象。女诗人顾之琼发起成立“蕉园诗社”，最初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顾姒、朱柔则为“蕉园五子”，后期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顾姒四人加上毛媞、冯娴、张昊则为“蕉园七子”；张允滋以其号“清溪”为名，集结众才女成立“清溪吟社”，成员包括张芬、江珠、沈纕、席惠文、朱宗淑、李媺、陆瑛、尤澹仙、沈持玉，合称“吴中十子”；沈善宝为首的“秋红吟社”则集结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在京官眷才女，包括顾春、许云林、项紃、钱继芬等。此外，还有一些家族性的社团，如张纨英的四个女儿、张仲远的女儿和妾，一共六人形成的家庭诗社，以张纨英的长女王采苹为首，勤习诗课，传为美谈。

明清闺秀和名妓之间，也跨越了阶层和身份的鸿沟，有了直接的互动往来，交流唱和。名妓王微与名门才女项兰贞关系匪浅，二人时常唱和，如王微有《湖上次韵答黄孟畹夫人》，在项兰贞离世后，王微还作了一首《哭黄夫人孟畹》。柳如是身边也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朋友，如黄媛介、林雪、徐佛等。根据现存记载，柳如是和黄媛介何时相识尚未可知，但是二人交情匪浅。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卷十七中曾言黄媛介“时时往来虞山，与柳夫人为文字交”。钱谦益在《赠黄皆令序》里有言：“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君邀皆令至止。砚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望东山之画障。”可知黄媛介曾受柳如是之邀，至绛云楼小住。故宫博物院今藏黄媛介在顺治八年（1651）作《为河东夫人作浅绛山水卷》，也是二人交往的见证。

四、思想开明文人对女性创作的支持

明清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一些思想开明文人的倾情助推，正如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中所言：“有清二百数十年中之妇女文学其所以超越前代者，端赖提倡之有人耳……诸人之推波助澜，于是闺襜英奇，玉台艺乘，遂极一代之盛矣。”他们或为女性诗文集作序题词，或收录、编写女性诗文总集，或广收弟子亲自授业。当时著名文人如袁枚、陈文述、王渔洋、阮元、沈德潜、毕沅等，门下都有不少才女聚集，称为女弟子。杭世骏有女弟子方芷斋，任兆麟与“吴中十子”亦在师友间，陈文述门下有碧城女弟子群，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据王英志先生详考，加上袁氏家族才女，随园女弟子约有五十多人，其中著名的有席佩兰、钱孟钿、骆绮兰、汪玉轸、屈宛仙、归懋仪、严蕊珠、孙云凤、金逸、王倩等。

随着女性文学创作活动的丰富，女性诗集、文集、作品总集的编辑与整理工作也迎来了一个高峰。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社会对女性才华的认可与尊重，也展现了文学领域性别界限的逐渐模糊与交融。明清众多男性文人热衷于收集、编选女性作家的作品，诸如王士禄所编的《然脂集》两百三十卷、徐树敏与钱岳所选的《众香词》六卷、汪启淑所辑的《撷芳集》八十卷、许夔臣所编《国朝闺秀香咳集》十卷、周铭编选的《林下词选》十四卷、周寿昌辑订的《历代宫闺文选》二十六卷等。在这些男性文人的积极提倡和大力推动下，一部分女性也相继参加到女性文学作品集的编选工作中来。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柳如是编选的《古今名媛诗词选》、恽珠编撰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卷（另有《附录》一卷和《补遗》一卷）、王端淑编写的《名媛诗纬初编》四十卷和《名媛文选》、归淑芬等辑录的《古今名媛百花诗余》四卷和《名闺诗选》等。她们以独特的文学视角和审美标准，编选出了一批反映女性生活、情感与思想的作品集。这些女性作品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女性文学的创作形式和内容，也进一步提升了女性文学在整个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此外，女性意识的大面积苏醒和立言求名的自觉追求，使得女性自身也更加重视文学创作和传播。明清女性作家在受教过程中培养出深厚丰富的文化艺术素养，产生了强烈的自省意识，她们不再囿于闺阁庭院的狭窄生活，而是积极施展自己的才干，渴望担当更重要、更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她们的创作也不再仅限于诗词文赋，还有散曲、戏剧、弹词及小说，尤其是明清女性文学批评也显著发展。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既是女性作品总集，也是一部评论集。这部书中不仅记叙了女性作家的生平、采录了女性作家的作品，还通过撰写评论彰显了自身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审美眼光。此外，席佩兰、汪端、沈善宝等女性作家都曾作文学评论。多种文学体裁的成功尝试，不仅显示了明清时期女性多方面的才华，也标志着明清女性文学已进入了成熟阶段。

同时，明清女性作家打破了“内言不出”的封建传统，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自己的作品并积极出版，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于世，这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极为浓重的一笔，它标志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吴中十子”张滋兰结集刊行《吴中女士诗钞》，使得“吴中十子”的诗词在文艺之林广为传诵。赵棻在其诗集《滤月轩集》自序中道：“文章吟咏诚非女子事，予之诗不能工，亦不求工也。也有自知其短而反暴之以求名者乎？盖疾夫世之讳匿而托于若夫若子以传者，故不避好名之谤，刊之于木。”她要争取独立的文学地位，不愿将自己的作品附属于夫与子，这正是明清女性作家主体意识逐渐强化的表现。因此，在各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明清女性作家的创作较以往而言更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