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再生于抢救

作者: 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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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上把发生伤病后的头4 分钟称为急救“黄金时间”,如果能有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救护知识,无疑会在挽救生命时抢得先机。

多年前,我曾经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那是在加拿大东部的一个地方,我亲身体会了当地的急救水平。那次还做了一个濒危的梦,在潜意识里和死神搏斗过。

海鲜虽美味,中毒能致命

那次是在加拿大东部的圣约翰市,我和亲戚在海边的一个鲑鱼养殖场海钓。夕阳西下时我们准备回家,走之前我揪了几大把海虹放在塑料袋里。第二天早晨,我突然想起在屋外的海虹已经晒了很久,赶紧把它们拿回屋,胡乱洗洗煮了半锅,还像法国人那样放了些洋葱和料酒。一分钟不到,海虹就张开了壳,我的食欲大开。

我一口气吃了几十只,还给家里的小猫吃了一只,但是它尝了一口就吐出来了。没多久,我觉得嘴角有点发麻——以前吃海鲜没有这个感觉,但也没有在意,以为是放了料酒的缘故,于是按计划去附近的湖里游泳。

下水之后我照常在湖里游了一个来回,但觉得嘴越来越麻,嘴唇上好像起了个大泡,但摸上去却没有。又过了一会儿,感觉嘴唇厚了一倍,说话也不清楚了。我想事情不妙,可能是中毒了,于是擦干了身子准备回家。当我坐在湖边的椅子上时,开始有眩晕的感觉,身子越来越轻,体内热气在往外发散,力量也在往外发散。那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体验。我想可能等不及家人了,得叫辆救护车。

幸运的是,那天我游泳的地方是当地唯一一个有救生员的天然湖泊。那天天不热,又是上午,没几个人游泳,3个救生员就围在一起聊天,离我只有20多米。就这么短的距离我却走了好几分钟——我站起身来就觉得支持不住,腿变得不听使唤,东倒西歪。这是因为力气只往外发散而不往里收进,身体有种飘飘然的感觉,那种感觉在开始几分钟还挺舒服。就像长期不抽烟偶尔抽一支,身体上下都通了一样。这个感觉是身体被麻醉后通体眩晕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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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东部的圣约翰市面向大西洋,是一座景色优美的海滨城市。

这种感觉持续了不过几分钟,我就感到要晕倒,脚也软绵绵的,踩在地上和踩在棉花上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实际上脚下是一块非常平整的草地。我觉得自己像太空人一样虚无缥缈,在失重的状态下行走。前面的救护人员离我像月球一样遥远,迈了那么多步也走不到他们身边。于是我开始大声求救。

救护车到了,我感觉到湖边的人都围了过来。加拿大居民身心健康,很少看到晕倒在地上的人。我到那时还有点要面子,坚持自己走向担架。就那么几步路,到担架前我就倒下了。被抬到救护车里时,随车来的医生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话已经不清楚了,只含含糊糊地告诉他们吃了海虹,估计对方也没听清。然后就觉得胸闷得厉害,喘不过来气,四肢也不听话。我无力地抓住了急救医生的胳膊,用尽最后力气用英语说:“氧气。”

说完这个单词,就彻底地昏过去了。

黄金几分钟,急救之必需

到了医院,医务人员将不省人事的我从救护车中抬下,直接送进急救室。从叫救护车到进入急救室,前后不到15分钟。这是生死攸关的15分钟,抢救我的大夫后来说,如果没有救护车,或者救护车晚到15分钟,我就没命了。在救护车里,医生迅速打了一针后又把氧气面罩给我戴上。之后见我呼吸越来越弱,就直接把我送到了加护病房(ICU)。那次事件后我才知道医院有ICU这个部门,那里都是危重病号,设备齐全。我进病房不久呼吸就没了,心跳一度停止,主持急救的大夫马上对我实行人工呼吸,上了心脏起搏器,动用了加护病房中所有能够支持生命的器械。医生一度还想给我做开心手术,在心脏中放一个支架。后来因为心跳恢复,就没用这个方案,我也免受了一次皮肉之苦,那真是不幸中之万幸。

那天我曾2次停止心跳。医生启动了所有能想到的医疗手段,有呼吸器、心脏起搏器、输液支架、心电图测量仪,而且所有设备都被电脑监控,加上护士24小时不间断地看护着,我的病情这才稳定了下来。但苦于不知病因,无法用药——我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不能问诊。于是,主治医生与我亲戚谈起治疗方案,他关心的是我有过的病史和可能的病因。

医生一度怀疑我脑梗,但是经过CT扫描并没有在脑中发现堵塞的血块,而且,我并没有任何外伤和内伤。亲戚知道我早上吃了一大盆海虹,怀疑我是食物中毒。但是,医生对食物中毒的解释不太认同,因为海虹在当地是常用食品,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不过,医生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无法用药的情况下只能用医疗设备严加监护,让我身体免疫力自己发挥功能,能否恢复就听天由命了。在最危险的头一天,我的生命是在急救车、大夫、护士以及医疗机械的帮助下被挽救的,后几天则是靠自己恢复。如果是体质弱的身体,可能就恢复不好了。

一家人半夜回家后满屋子找不到那只惹人喜爱的小黑猫,最后在院子里的草地上发现了它的尸体,已经僵硬了。亲戚摸摸它,想到上午曾经喂了它两小块的海虹肉,它吃了但不一会儿就吐了出来,这令他们认定海虹里边含毒。尽管已近午夜,亲戚还是给医院打了一个电话,值班护士做了详细记录。次日一大早,医院便向当地政府的卫生部门通报了这一消息,同时在媒体上发出了警告,于是我中毒入院的新闻传遍了那个省。这在当地成了个大事,因为它牵扯到所有居民的消费利益和生命安全状况。

呼吸机之用,生命的支撑

那次中毒让我整整昏迷了2天2夜,最初的几个小时是抢救时段,生命迹象重现后就进入恢复期。入院几个小时后,我曾短暂地恢复过听力,听到过医生在讨论病情,他们在为是否需要进行心脏手术而犹豫。然后听到护士们讨论着我的年龄,她们可能没有护理东方人的经验。那个“马嚼子”般的呼吸器卡在嘴里,我想使劲呼吸却没有力气,又动弹不得,一急就觉得血压增高,头脑发热,气更少,处境就更不妙。我只好压住火气,放低姿态,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很小的斗士,而压迫呼吸的是一个巨大的强敌。我打不过它,只好低头。

后来我和别人说起那次死里逃生的体会,觉得当时是在生命的尽头,最后丧失的应该是意识。在毒素的侵蚀下,我一步步丧失活动能力、说话能力、呼吸能力、心跳搏动能力和视力,听力残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了,但是意识却始终存在。我感到孤独,前所未有的。

那几天我没有视力,看不见人;没有听力,不能交流;没有触觉,四肢就像不是自己的一样。赤潮毒素严重麻醉着神经,将我紧紧地固定在病床上,只有心脏在医疗设备的支撑下顽强跳动,血液静静地在体内流淌,还有那个始终伴随我的意识。我活着,只是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里。

我觉得被人抛弃了,没有人来照顾自己,医护人员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实际上护士就在附近,随时观察着。她们知道我的血压、心跳趋于正常,呼吸在机器的帮助下已经稳定,情况每天都在好转。她们常常过来摸摸我,只是我没有任何感觉。除了“马嚼子”带给肉体上的痛苦,孤独是我最大的敌人。因为人在没有听力、视力和感觉的情况下,不知道周围有人看护,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甚至不知道自己处于垂死状态,那种活活被抛弃的感觉使人越想越难过。

孤独的患者,护士的作用

我昏迷2天多,头脑处于基本清醒状态,只是说话能力、视力和听力完全丧失,只能半睡半醒地想事情。这时的痛苦是精神上的,在毒素的作用下,我最初听到的声音跟蚊子声一样,比隔壁房间人说话的声音还要细微,但知道这些声音似乎与自己有关。2天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在医院里,还病得不轻,连东西都看不见,也动弹不得。想和周围的人讨论事情,而自己张着嘴,有话要说却说不出,只能在那里干着急,直到听见有人呼唤我的名字。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清晰而又纯净,就像从深海里发出的声音一样。我觉得那声音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又透过一个深水层才传过来,被过滤得一点杂质都没有。那个声音在叫着:“先生,我是你的护士,能听见我吗?”

那声音虽然清晰,却非常小,我想竖起耳朵却办不到,只是努力地去分辨声音来自何处。自己已经和这个世界有那么长时间没有交流,一直以为被抛弃了,扔在某个地方没人管。所以,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让我觉得诧异。我首先要搞清是不是真的在叫自己。那个声音依然执着,不断地呼叫道:“先生,现在是晚上11点,你入院已经3天了。你记得吃海虹的事吗?如果听得见,就眨一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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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大卫·佩蒂伯恩的作品《麻痹性贝类中毒症状》,描绘了人们食用被污染的贝类而中毒后各个阶段的状态。麻痹性贝毒(PSP)来源于赤潮中的有毒藻类,是一种神经毒素。

护士后来告诉我,在加护病房一动不动地躺了2天后,我身体有了复苏的迹象,眼皮开始动,于是她向我呼叫。护士们猜想中毒恢复期的病人有听力,也需要交流。在我最终听到呼叫之前,这个名叫布兰达的菲律宾籍护士已经呼叫了好几次了。

我眨眼的反应让护士很高兴,她的努力有了成效。她告诉我:“你现在住的是地区中心医院,一直在加护病房里,是因为中毒才被送到这里来的。现在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会渐渐地好起来的。你要是听懂了就眨2次眼睛。”我又卖力地眨了2次眼睛,向她表示明白自己的处境。

加护病房的护士要随时记录病人的身体状况和出现的新情况,每次离开时都留下大量的笔记。对她们来说,垂危病人身体恢复是一个喜讯,每个护士都希望她护理的人能够站起来,自己走出那个房间。布兰达看到我的反应迅速,回答问题挺快,也加快了语速和问题的复杂程度:“你吃了40多个海虹,你以后还吃吗?”

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她肯定是笑着问的——自己已经脱离危险,她可以开玩笑了。我感觉她就是我在汪洋大海中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我想拉住她,手却不能动弹,甚至分不清她是在自己的左边还是右边,声音是来自上方还是下方。我只能用眨眼向她表达意思。为了不让她走,我就使劲地眨眼,让她知道我有话要说。这个聪明的护士果然留下来了,她知道我说不了话,就问了好几个问题,让我用眨眼作答。

对我来说,布兰达的声音是我重返这个世界时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

(责编: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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