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揭开历史的另一张脸

当代汉学家乔纳森·斯宾塞 （Jonathan D. Spence） 辞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学术圈，他还有个更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名字——史景迁。作为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史景迁著作颇丰，《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等十几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

对于做研究来说，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史景迁之所以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还在于其以生动浅显、引人入胜的笔法，揭开了历史的另一张脸，说他是“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绝不为过。费正清生前这样评价他：“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这些，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通过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才能赋予。”在中国读者看来，史景迁的叙事化解读有别于大多数传统学院派的研究方式，除了对庞杂历史脉络的梳理，他着重勾勒出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生存与命运，而西方读者则通过他的阐释拨云见日，得以认识一个与以往历史著作中不相同的中国。

在小说和史实之间挥洒自如的史景迁也曾遭到不少质疑，有同行指出他过度想象，除了勾勒出一幅绮丽的历史画卷，其作品毫无学术价值，甚至有人讽刺他不曾皓首穷经、未曾穷毕生之力。然而，这些争议并不能撼动他的学术地位，这位学生眼中的耶鲁大学明星教授出口成章，散落在历史长河里的故事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既有宏大视角，又兼顾细节的描摹。但史景迁却认为，比起入时的写作范式，那些穿越时空的传记故事更能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

一入史学深似海

史景迁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就职于高校和出版社，母亲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副教授，在书堆里长大的他可谓深受家学影响，在文艺、历史方面皆有涉猎。在英国剑桥大学期间，他曾担任过校刊《格兰塔》的编辑，毕业后赴美深造，结识了费正清的得意门生、汉学家芮玛丽 （Mary Clabaugh Wright） ，也正是通过她的引荐，结识了日后对他影响颇深的中国史专家房兆楹。当时的乔纳森·斯宾塞一门心思钻研历史，对司马迁高山仰止，正源于此，房兆楹才为他取了“史景迁”这个中国名字——“史”契合“Spence”的谐音，“景迁”则有“景仰司马迁”之意。他的第二任妻子金安平同样师出房兆楹，也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专攻中国思想史。

史景迁在研究中秉承了《史记》的叙事方法，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细密勾勒清代天子鲜为人知的精神世界，继而在他后来的著作《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中发扬光大，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揭秘康熙帝的治术，全景式俯瞰当时的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 将《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誉为“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的经典之作。在跨文化的语境之下，史景迁书写出了中国人都不曾耳闻的历史。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里展现了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西方人在华群像：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动国民教育的丁韪良和傅兰雅，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鲍罗廷，水利工程师托德，等等。史景迁笔下的这些“洋顾问”带着先进的技术远道而来，他们欲求以其自身的价值观改变中国，在给传统社会带来革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屡遭失败：“若西方人以顾问的身份前来中国，就必须按中国人的规矩行事，绝不坐视西方顾问的价值观。然而，若是就此以为中国人会轻易吸纳他们看似受欢迎的力量，那也同样荒谬。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无论这些精英的背后是否有利益驱动，他们企图改变中国的计划大都化成了泡影，不合时宜的博弈与其说是建立在契约上，不如说是打着专业旗号的意识形态渗透。一边是君临城下唯我独尊，一边则是孤芳自赏固步自封，“改变”谈何容易？

为草民作传

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将史景迁的作品概括为两个特点：“他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之中，探求人类共同本性的人文主义追求;他坚持的是，不带任何傲慢地面对不同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立场。”中西方文化之间碰撞，免不了陷入误解和尴尬的处境，《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就写出了一段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匪夷所思的经历。

天主教徒胡若望以抄写工的身份随傅圣泽神父前去欧洲，本以为此行可以拜见罗马教宗，顺便记录所见所闻，没想到却因与当地格格不入的行为举止而流落法兰西街头，后被关进疯人院。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出身如此卑微的胡若望，其经历却被记载在世界三大档案库里。史景迁正是从梵蒂冈的教廷、大英图书馆及巴黎的国家外事档案中顺藤摸瓜，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以身心备受煎熬的小人物为主线，爬梳出18世纪欧洲的社会图景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

1974年，史景迁和几位耶鲁大学的同事一起踏上了中国之旅，找寻史料中那些鲜活的形象，“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如何捕捉这种多元化？历史不仅是由帝王将相的生活，更是由那些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组成的。史景迁的代表作《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就是他从冯可参的《郯城县志》里发现了一位农妇私奔返家后被丈夫残忍杀害的故事，又参考了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带着史料重返历史现场，赋予枯燥的文字画面感，还原17世纪中国山东农村的乡风和女性的悲惨命运。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获得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非议，比如：将小说融入到史学作品中是否有失偏颇，王氏的悲惨遭遇是否有代表性，尤其是对于王氏临死前梦中场景的诗化描写——“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美丽，脸上的皱纹没了，她的手光滑如少女的手，没有因劳动而变得粗糙……”事实上，史景迁虚构重构历史情节是有缘由的。蒲松龄的故乡郯城与淄城毗邻，他的一生都被饥荒贫穷和考试失败的阴霾所笼罩，在野蛮和暴行入侵的年代里靠奇幻书写过活，而大多数人无法像他一样从文字层面排解心中不快，在严酷环境下逃脱法律和婚姻枷锁的束缚就成了他们反抗的出口。

虽然众说纷纭，但在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看来，不管这部作品被归于虚构还是历史重构，都堪称文体和叙事上的杰作。毕竟，人生在面对某些境遇的时候，作出的选择总是惊人地相似。

从象牙塔到畅销榜，史景迁的学术不仅得到了学界认可，和孔飞力 （Philip Alden Kuhn）、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并称为北美“汉学三杰”，也受到各地读者的追捧。2018年，他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我在上了几堂现代汉语课之后，便深感中国历史、艺术史和文学的浩瀚无垠，可供我上下求索。于是，在60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着迷，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业。”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