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视域下《生活的艺术》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策略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于1937年首次出版，一经发行就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林语堂以其轻松幽默的文笔，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生活的艺术和哲学，并通过对比的方式使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书中，林语堂将中国古代智慧与现代生活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以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和个人体验为基础，展现了传统观念与当代思考的交汇点。《生活的艺术》不仅在当时的西方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还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不断增加，推动了翻译研究对新理论视角和方法的探索。近年来，叙事理论作为一种揭示和分析叙事构建与传播方式的工具，在翻译研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英国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Mona Baker）开创性地将叙事理论引入翻译领域，提出了“再叙事”（re-narration）的概念，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更是将叙事文本嵌入或重构于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过程。基于叙事理论，本文将探讨林语堂在翻译《生活的艺术》过程中所采用的叙事建构策略，分析他如何通过翻译有效地桥接中西文化差异，从而实现跨文化的理解与融合。

一、叙事理论与翻译研究

莫娜·贝克开创性地将叙事理论及其叙事框架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她认为，个体叙事最终构成了更为广泛的公共叙事。每个叙事—包括其人物、背景、情节和结果—都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角。通过关注文本内部及其叙事视角，我们不仅能够揭示叙事选择背后的潜在动机，还能够促使我们超越文本本身，审视政治和社会交流中的叙事。莫娜·贝克在其研究中提出，翻译也是一种叙事过程，即“再叙事”。这一观点强调了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将特定的叙事文本嵌入或重新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框架中的过程。通过这种时空框架的设定，译者可以突出或调整原文本的叙事特征，使其与目标文化的当下生活产生联系。莫娜·贝克在代表作《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中所阐释的叙事理论与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叙事学不同，主要源于社会和交际理论，专注于探讨翻译如何参与这些社会交际过程。她将翻译活动置于国际政治冲突的背景中进行分析，旨在揭示翻译的运作机制和其在解决国际冲突中的潜在作用。这一创新性的研究不仅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范围，还为利用翻译协调和化解国际政治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二、叙事理论视角下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翻译策略

莫娜·贝克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中提出，译者在处理源语文本的叙事时，主要采用了四种策略：第一，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时空建构；第二，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第三，framing by labeling—标示式建构；第四，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通过巧妙运用多种翻译策略，旨在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他将西方读者作为主要目标，通过精心选择翻译素材，将其融入中国传统故事的叙事框架，同时关注其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这种策略不仅促进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和共鸣，也确保了文化意义的再创造，使其以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给西方读者。

（一）时空建构

时空建构策略是指将文本从原语文化的时空背景中抽离，置于目的语文化的时空背景中，通过介入序言、评论等副文本，引导读者将原文文本的叙事与目的语文化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凸显或弱化原文的叙事，以符合目的语文化的叙事立场。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不仅仅是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而是以现代人的身份进行叙述，以便更好地与西方读者产生共鸣。他在序言中写道：“I have also chosen to speak as a modern，sharing the modern life，and not only as a Chinese;to give only what I have personally absorbed into my modern being，and not merely to act as a respectful translator of the ancients.（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移译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林语堂通过这种“现代性”的定位，试图缩短与西方读者的文化距离。

（二）文本素材选择性采用策略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增删，增强或淡化原作叙事的某些层面，以调整叙事的重点。林语堂在翻译时，常常根据目的语文化的需求，进行增译或减译，以更好地传达源文本的叙事。

1.增加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引用了《我侬词》来表达中国式夫妻关系，他在翻译时增加了原文中未明确的细节，增强了文本的叙事效果。

管道昇《我侬词》：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Take a lump of clay，

Wet it，pat it，

And make an image of me，

And an image of you.

Then smash them，crash them，

And add a little water.

Break them and re-make them

Into an image of you，

And an image of me.

Then in my clay，there’s a little of you.

And in your clay，there’s a little of me.

And nothing ever shall us sever.

林语堂在翻译中增加了塑泥的过程（加水润湿，轻轻拍打）和隐含意义（你我永远不会分开），展示了中国传统夫妻关系的细腻和深刻，使目标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

2.删减

在描述美国女性与中国女性维持美丽的方式时，林语堂列举了美国女性的多种美容手段，如节食、运动、按摩及各种化妆品，弱化了中国女性的缠足陋习。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Perhaps the reason is merely that Chinese women have fewer available modern beauty aids，for I hesitate very much to draw a distinction between races when it comes to woman’s desire to attract men，Chinese women were trying hard enough to please men by binding their own feet half a century ago，and now they have gayly capered their way from their “bow shoes” into high heels.

越裔译《生活的艺术》：中国女人没有这样厉害，也许是中国女人没有得到这许多种化妆品的机会的缘故。但对于女人想要吸引男人的欲望，我实在不敢说各种族之间有什么不同。以前的中国女人也因极力想讨男人的欢喜，将她的双足缠成三寸金莲，不过现在已经解放，而改为穿高跟皮鞋了。

在翻译binding feet时，考虑到目标读者是中国人，越裔翻译成“缠成三寸金莲”更贴近目的语文化。然而，林语堂的目标读者是西方读者，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缠足”这一陋习，西方读者难以理解，甚至可能感到不适。因此，林语堂并未使用the three-inch golden lotus，而是模糊脚的尺寸，将其简化为binding their own feet，以避免引起西方读者的不适感。通过这种翻译策略，林语堂不仅强调了当时中西方对美的共同追求，还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摒弃并弱化了一些糟粕和陋习。

（三）标示式建构策略

标示是指“使用词汇、用语或短语来识别人物、地点、群体、事件以及叙事中的其他关键元素”（《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在翻译中，译者可以通过更改标示，影响读者对叙事文本的反应，以便传达源文本叙事的隐含意义。林语堂引用屠羲时的《童子礼》来体现子女应对父母尽孝道的传统，其译文体现了标示式建构策略的应用。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For instance，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duties of the junior at home，as prescribed by T'u Hsishih and incorporated in a book of moral instruction very popular as a text in the old schools：

…

A child above ten should get up before his parents in the morning， and…

越裔译《生活的艺术》：以下是屠羲时所著《童子礼》中的一节。这篇文字从前小学生都当作教科书读，中间详述子女应该怎样对父母尽其孝道：

……

十岁以上，侵晨先父母起……

“童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说法，通常指未成年的人。到了汉代，童子年龄一般指在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一般在十二岁左右。而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林语堂将其译为junior，即小学生。“十岁以上”原文并没有指出主语，译文则将a child明示，凸显叙事立场，这是十岁以上的孩子应遵循的文明礼貌标准，并非十岁以上的所有人。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通过改变一些文化标识，使之更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认知框架。

（四）人物事件的再定位策略

人物事件的再定位指的是译者可以“灵活运用表示时间、空间、指示、方言、语域、特征词以及各种识别自我和他人的语言手段”（《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对翻译活动的参与者、读者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行再定义，以配合特定的叙事立场。莫娜·贝克特别提到中国20世纪初在翻译文学作品和《圣经》的过程中，译文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她认为这个转变参与了重新构建社会关系，是建立一个现代、平等和民主社会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林语堂在导言和批注中的铺垫以及文内人物指代关系的改变两个方面，来探讨人物事件的再定位。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To persons of great vitality，we also pay the compliment of saying that “the older they grow，the more vigorous they are”，and a person like David Lloyd George would be referred to as “Old Ginger”， because he gains in pungency with age.

越裔译《生活的艺术》：对于富有生气的老者，我们每每说他们是老当益壮，像利奥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这样的人，我们每每称他为“老姜”，意即姜桂之性，越老越辣。

中国用俗语“姜是越老越辣”比喻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其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也日益增强。在越裔译文中，使用“姜”作为主语符合汉语习惯。然而，林语堂在翻译时直接将指代关系转变为“he”，指代利奥德·乔治，并描述其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老练的特点。这种处理方式比直接使用“姜”作为主语更易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增强了读者的代入感。

本文运用莫娜·贝克的叙事理论，探讨了林语堂在翻译《生活的艺术》过程中采用的叙事建构策略及其效果。研究发现，林语堂通过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等策略，成功地调整了源文本的叙事，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他通过将文本置于现代西方文化框架中，缩短了文化距离，增强了西方读者的理解与共鸣；通过调整文本素材和标示符号，使文化信息更具针对性和接受度；通过再定位人物事件，增加了读者的代入感和理解深度。林语堂的翻译策略不仅有效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为当代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