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中的真境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论其为：“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诗十九首》上承《诗经》、两汉乐府以及民间歌谣的精华，在描景状物、抒发真情实感方面完全继承了以往诗歌创作的长处：写景时如临真境，抒情时情真意切，表意时言近旨远。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所呈现出的真诚质朴的特色，是由意象之真到情感之真，再到感悟之真，共同构成了一个真的境界。

历史上，一些文学批评家或专著评论都直接或间接地谈及诗歌中的“真”。例如，陈绎曾在《诗谱》中评论《古诗十九首》时，则将其风格特征总结为“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谈到境界时也提出“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本文从对真景、真情、真意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入手，将不同方向零散的研究提升到整体境界塑造的层面，以便深入地理解诗中的真境。

一、对真境的阐释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谈到境界时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境界的形成与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一致的，真正动人的文艺作品是真实自然、有感而发的。当我们创作的时候关注到了自然界的景物，这些景物触动了我们内心中某种情感，在经过我们的精神活动的处理之后，内心的情感和自然界的景象融为一体，达成浑然的主客观交织的文化世界，它是自然而真实的，而非反复推敲、拼凑而成的。它除了蕴含着丰富的情与景，还形成并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这样就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境界。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有几个层次：首先，情和景必须真实；其次，“境界”必须是情与景的统一；最后，“真景物、真感情”得以鲜明真切地表达即可，不因内容不同而有高下之分。《古诗十九首》显然做到了这几点，诗中的主人公的情感与眼中所见景物交融，完成了情感的自然抒发，并使读者透过文字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生命体悟。它们共同构建了《古诗十九首》中的“真境”，所谓“真”，是指其对所观察到的世界的真实描绘，以及对心中情感和体悟的真实抒发；所谓“境”，就是经由真景、真情、真意共同构建出来的浑然境界。

二、真景

中国古代诗歌从《诗经》起就形成了借物起兴、托物言情的诗学传统，景象是诗歌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诗人将在自然世界中感受到的事物内化于心，经过选择和艺术性的创作，在诗中重新描摹出来，成为进一步表情达意的基础。景的建造离不开所选意象的支撑。以下我们将从诗歌中常见的植物意象、动物意象以及其他对造景有重要性的意象进行分析，从《古诗十九首》中构成诗景的意象系统入手，分析其中的真景。

（一）诗中描写的植物意象

复杂多样的植物是诗人描写的重要内容，从《诗经》中的“采采卷耳”“参差荇菜”“食野之苹”，到《楚辞》中复杂的香草美人意象，植物意象的选取给诗歌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变化。在《古诗十九首》中，植物意象也是参与构成诗歌真景的重要内容，植物意象的选取反映了诗人对自我所处的自然环境的观照，是构成诗人内心世界的重要部分。这些植物意象可以分为繁盛茂密和衰败孤独两类（见表1），参与构造了诗歌的乐景与悲景。

综合来看，对于繁盛草木的描写在色彩上以充满生机的绿色为代表，非常鲜明。除此之外，植物的种类繁多、数目众多，树木、花朵、芳草更是常常成群出现。相对应的，对于衰败植物的描写主要以冷色调的白色为主，以低矮易枯萎的草为主，即使是描写到树木和竹子时，也被看作薪柴或孤孤单单没有生气的、失去了生命力的事物。诗歌中的乐景和悲景从这些植物中自然地蔓延和生长开来，给读者以情绪上的感染。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中的植物描写是与时序节令的变化相关的，春去秋来、草木荣枯符合现实生活，因此诗歌中茂密繁盛的植物有着向衰败孤独转化的趋势，即使是乐景也总是与哀伤悲凉的情感相联系。这些植物在建构诗歌自然环境的同时，对于诗歌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以及年华易逝的人生观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渲染作用。

（二）诗中描写的动物意象

与植物一样，自然界中的动物也常常在诗歌中出现，《古诗十九首》中动物描写对于情景的构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研究统计，诗中出现的动物可以分为马、鸟、昆虫三类，每一类下又有几种不同的动物，共计十一种，具体包括胡马、驽马、越鸟、双鸿鹄、玄鸟、双飞燕、晨风、鸳鸯、蟋蟀（促织）、秋蝉、蝼蛄。诗歌中选择的这些动物意象反映了诗人生活中的真实景象以及内心的活动。

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手段，马和出行是紧密结合难以分开的，而在诗人的生活体验中，马给人带来的是一种不适感。譬如，“胡马依北风”（《行行重行行》），人在远离家乡的北方，在呼啸的风中骑着外地的马，给人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在广袤的空间中，诗人仿佛无依无靠，骑马远游成了一种流浪；而“驱车策驽马”（《青青陵上柏》），则给人一种浑浑噩噩不知去向的笨拙感和迷茫感。在鸟类意象中，鸳鸯、双飞燕、双鸿鹄等是出双入对的存在，鸟的相依相偎是人在自然中寻求安慰的方式，在诗中也表达了“思为双飞燕”（《东城高且长》）和“愿为双鸿鹄”（《西北有高楼》）等美好的愿望，当理想与分离的现实相对比，相思离别的情感油然而生。昆虫意象常常与生命短促的悲哀相联系。“蟋蟀（促织）”“秋蝉”“蝼蛄”无一例外，都是生命短促的小虫，诗人在困顿中看到这些迅速流逝的生命，加重了其内心的无奈和悲哀。总结来说，马的意象反映出诗人所处空间的扩张，昆虫的意象反映出诗人感受到时间的压缩和流逝，鸟类意象反映了诗人自我安慰的失败。这些动物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萧瑟悲凉、失去希望的景象空间。

（三）诗中描写的其他意象

诗歌中除了动植物意象以外，还有一些其他意象较为独特（见表2），对于诗歌情景的构造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遥寄情思的美好事物，星辰明月经常被选用。它们虽然触不可及，但其光辉却照耀着相隔千里的人们，传递着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而城楼和城门往往与偏远和孤高相联系，走向城楼和城墙，面对广阔的宇宙天地，常常生出人生短暂、生命渺小的无力感和漂泊远去的遗弃感，易于营造出悲戚寂寥的环境。

总结来说，《古诗十九首》中意象的选取是丰富多样的，既涉及有生命的动植物，也不忽视风雨、星月、城门等无生命之物；既能塑造喜人的乐景，也能通过意象构建惹人哀伤的悲景；既构造了广阔的叙事“大环境”，又不忽视在细节处着手营造“小气候”。通过对这些现实意象的灵活选取和运用，《古诗十九首》不重艺术幻想和精巧的构思，以自然世界中的景物入诗，构建了诗歌真景，为诗人情感的抒发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三、真情

中国古代诗歌具有“借物起兴”“借景抒情”的诗学传统，《古诗十九首》也不例外，其诗歌的真景塑造，总会引发出抒情主人公的真情。按照抒情主人公的情感不同，分为表达思妇闺怨之情、表达游子的思乡怀人之情、表达士人沉沦下层的悲苦之情的三类诗歌。

（一）思妇闺怨之情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们都是情真意切，毫不掩饰自己对外出游子的眷恋以及对夫妻团聚的惦念，但在具体表达方式上和程度上又有所区别。像《行行重行行》具有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其中描写的思妇温柔又无奈，开篇诉说“行行重行行”，好像心爱之人正在一步一步地远离自己，诗歌最后又以“努力加餐饭”这一句无可奈何的宽慰收尾，这种淡然的结尾反而显示出思念之情的深切；与之类似的有《迢迢牵牛星》中的思妇，以牛郎织女的传说为引子，诉说自己相思成疾每日以泪洗面的情境，最后“脉脉”二字把悲伤戛然止住。两首诗把自己的思念之情娓娓道来，体现了东方女性一心一意的真情和含蓄内敛的深层特性。在《青青河畔草》中的思妇的情感表达则更加大胆泼辣，作为曾经的“倡家女”，她不矫情造作，直接借物起兴，对自己美艳动人的姿态顾影自怜，结尾又以“空床独难守”这种大胆的宣言奏出了哀怨的强音。到《冉冉孤竹生》，思妇的形象又是一变，诗歌先是仔细回忆和描述了自己远嫁过来依附丈夫的情境。但是自己的夫君新婚后就远走与自己别离去追寻功名和财富，她幻想中的“轩车”来得太迟，自己就像过季的蕙兰“将随秋草萎”。正是因为新婚别离，妇人心中的伤痛更甚，其思念之情逐渐走向怨怼之情，其情之真、爱之切令读者为之动容。

（二）游子思乡怀人之情

《古诗十九首》中直接描写游子思乡的诗歌并不多，但是每一首都代表了不同的心境。像《涉江采芙蓉》中的游子跋涉过河，顺手采下水中的芙蓉花，而“芙蓉如面”，想将它送给家乡心爱的姑娘不得，勾起了排解不开的无限思乡怀人之情；而《明月何皎皎》中的游子，在皎皎明月的照耀下辗转难眠，满腹的愁思不知向谁排解，只得“泪下沾裳衣”。

游子诗和思妇诗像是互相唱和，双方虽然在遥远的两端，但心中的思念之情却十分真挚，仿佛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互相感受到对方的爱意。《古诗十九首》中蕴含的这种炽热的情感两相拼合，一方面形成了对爱情母题的完美诠释，这种真挚的情感流露于诗歌的字里行间，赋予诗歌千年不衰的感人力量；另一方面又是对羁旅、愁思之苦的继承和延续，歌颂相聚与分别的苦与乐也是创作中难以回避的主题。

（三）士人怀才不遇、沉沦下层的悲苦之情

《古诗十九首》或为东汉末年无名氏的作品，在世道衰败的乱世，官员的选拔混乱无序，如果不能攀附权贵，想要靠个人的才干走向成功十分困难，因此普通士人的生活并不顺利，所有的希望和追求都越发渺茫，其中的部分诗歌就体现了当时下层士人怀才不遇、沉沦下层的悲苦之情。像《西北有高楼》中的主人公借听曲而感叹人生际遇，“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悲苦。像《明月皎夜光》中的主人公情感则更为激愤，昔日的同窗好友高升后“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有感于朋友平步青云后的嫌贫爱富，发出了摒弃世间虚名的感叹。表面书写其溢于言表的激愤、悲痛之情，深层隐藏的则是自己才华抱负无所施展的寂寥和对时代风气的无奈。

四、真意

除了表达思妇游子相互思念之情以及士人怀才不遇的感伤之情的诗歌以外，其余几首则更加深沉和忧郁，作者们从自身的不幸经历出发，结合自己观察和感受到的生活内容，表达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重新认识以及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的思考，发出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等呼喊。这些思考超脱了时代的束缚，具有哲学上的思辨意义，给后来的人们以无限的启发，构成了《古诗十九首》在意义层面的真实，即对生命意义的反思。

（一）理想的破灭

汉末游子离乡，目标多为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但当时代环境恶化，向上晋升的通道被破坏，在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时，仿佛失去精神寄托，身处世间而无所依凭，对于人生的下一步目标也逐渐模糊，“远行”“漂泊”“哀怨”等思想就衍生出来，产生了“人生忽如寄”（《驱车上东门》）的悲哀。《庄子·知北游》中提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尸子》中则提到“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也意识到了光阴似箭、“人生如寄”的现实状况，当外在的政治追求失败后，他们转向内心，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当清醒地意识到所处的现实环境后，他们意识到虽然生命仍然短暂，但可以转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找寻新的意义。

（二）对现实的追求

在彻底摆脱了过去之后，作者们作出了“及时行乐”的选择，即人应该自由地在短暂的一生中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安逸，不应受世俗琐事的桎梏。

诗歌中常常出现随着时序枯萎的草木和寂寥悲惨的环境，面对自己快速流逝的短暂生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无力感，在痛苦中挣扎度日，最终决定放弃从前的追求，把握当下的现实。像“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涤荡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就是给失意的人生找到了另一条出路。这也是有几方面原因的：首先，在东汉末年动荡时局下，顺其自然求得心安的思想很容易再次盛行，其注重个人精神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内涵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其次，在人们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短暂的时候，传统的封建礼教难以束缚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的追求，人们渴望解放自己的天性，追求此生的幸福，在短暂生命中获得满足。作者们重新反思并认识了自己的人生和未来，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古诗十九首》在真景方面，从意象选取上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构成了一个个迫近真实的或喜或悲的叙事空间；在真情方面，不论是游子、思妇，还是沉沦的士人，作为抒情主人公都借着景物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在真意方面，当情与景完美交融，诗歌展现出一种重新面对宇宙人生的新思考。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古诗十九首》的真景、真情、真意三个层面互相支撑并层层递进，形成了独特的真境，成为诗歌创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