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万寿寺》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王小波的《万寿寺》作为一个后现代文本，体现了多种后现代叙事策略，不再像传统文学那样完整地叙述故事，结构杂乱无章，情节被拆解甚至颠覆，艺术手法也取得了突破。元小说的表现手法颠覆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其互文性的大量运用，削弱了现实主义文本一贯主张的价值与意义，加之碎片化的情节拼贴与无序的结构布局，彻底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叙事模式，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审美。作者刻意拆解、颠覆作品中的各种成分，使得作品没有中心，将一切内容都放置在同一平面上。其叙事特征可作如下具体分析。

一、互文性

法国结构主义评论家克里斯蒂娃指出“互文性”就是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从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互文性的手法常常颠覆和解构传统文本中的人物、故事，从而起到批判的作用。除此外，文学作品中的互文性也包括引用、指涉自己的作品，构成内文本性。比如复制、戏仿等表现手段，在《万寿寺》中均有体现。

（一）对作品的复制与改写

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万寿寺》不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是对现有文本进行加工、仿写，从而变成一个新文本。

首先，《万寿寺》对袁郊所作的《甘泽谣》中的《红线传》进行了改写。王小波在文中也提到：“我写到的这个故事可以在古书里查到。有一本书叫作《甘泽谣》，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作薛嵩，还有一个人叫作红线。”作者直接表明借鉴了其他小说，但细读文本后会发现，《万寿寺》的内容要比《红线传》复杂得多。《红线传》中薛嵩与红线二人为主仆关系，且以女侠红线为中心展开故事，讲述了红线为节度使薛嵩排忧解难的故事；而《万寿寺》只是借用了“薛嵩”和“红线”两个人物的名称，故事情节则大相径庭。

其次，《万寿寺》借鉴了莫迪亚诺《暗店街》“遗忘—寻找”这个主题。小说开篇就提到莫迪亚诺在《暗店街》里写到的：“我的过去一片朦胧……”王小波和莫迪亚诺都注意到了“记忆”的重要性，但同一主题，两位作者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万寿寺》中的王二用了一个多星期便找回了自己的记忆，然而他更想逃避现实，向往着自己笔下的诗意世界；《暗店街》中居伊·罗朗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虽苦觅无果，但仍然坚持。《万寿寺》在这个主题之上，对唐传奇故事进行改写，巧妙地结合了中西小说的表现元素。通过许多细节暗示，能够看出作者复制、模仿其他作品的行为。

对作品的复制与改写还体现在文本中叙述人对手稿的改动。文中写道：“既然已经确知这稿子是我写的，我也不必对作者客气—可以径直改写。”被改写的文本《红线传》和《暗店街》相较于叙述人看到的手稿本是独立存在的，但被复制后，就成了手稿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本间构成层层复制的关系。《万寿寺》中还存在着故事情节的反复重现、人物之间的互相指涉，如“薛嵩就是我”，“塔里的姑娘”就是白衣女人的化身等。这进一步促使作品内部形成丰富的互文性。

（二）戏仿

戏仿是对小说文本的再次虚构或再创造，它扭曲、夸大小说原作，模糊原作本身的真实意义，是对原文的异化和戏谑。前面已经提到了《万寿寺》对《红线传》与《暗店街》的借鉴，而这里要谈的是戏仿在《万寿寺》中的应用。

《万寿寺》主要以唐传奇故事《红线传》为戏仿对象。红线在原唐传奇故事中是武功高强的女侠，为主人薛嵩保驾护航。原故事中仅简略地提到红线为薛嵩的婢女，是为了报恩而留，没有描写她与薛嵩的日常；而王小波利用很大的篇幅来改写红线的形象。首先，红线的身份变成了薛嵩的侍妾，二人的关系由奴仆的报恩转为更为复杂的情感纠葛。其次，红线与薛嵩成长环境差异很大。红线是在山上的苗女，泼辣且不懂礼数；而薛嵩来自中原，一心想让她学习汉族的礼节，确立二人“小奴家”与“大老爷”的对立关系。薛嵩虽认为二人有地位上的尊卑之分，但红线却不这么认为，如薛嵩被刺客砍伤后，撒气到红线身上，骂她是苗子，红线则“从地下捡起刀来，对准薛嵩劈面砍去道：好哇！要和我们开仗了！老娘就是要谋杀你这狗屁亲夫！”薛嵩对红线的教化，红线虽表面接受，内心却十分鄙夷，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意味。红线敢爱敢恨，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是一个有着渴望女性独立精神的形象。这样的红线是对《红线传》中刻画的“女侠”形象的反叛。

二、颠覆传统线性叙事方式

和传统小说不同，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叙事不再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万寿寺》文本缺乏因果逻辑，原本的线性时间叙事走向碎片化和平面化，语言上也是相互颠覆、互相拆解。像是许多意识流的片段组成，情节往往跟随作者的心情发展。

（一）情节碎片化

零散化、碎片化叙述常见于后现代主义文本中。这类文本叙事通常缺少中心、不讲逻辑，不交代前因后果，故事的情节时断时续。这不仅是为了强调碎片感，而且让作者有自由和空间在故事中插入其他小片段。

《万寿寺》中，不管是叙述人的现实生活，还是手稿中的虚构世界，情节之间联系并不密切。作者会随意地在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手稿里来回穿梭，上一段还在叙述自己与表弟聚餐，下一段又开始了“薛嵩决定要抢红线为妻”；刚刚还在现实中“吐槽”考古系的主任，突然又走进自己的故事中去塔楼里营救姑娘。段落间仿佛各种碎片随意拼凑在一起，缺乏过渡所需的情节基础和内在逻辑联系。但有时作者会用叙述者的口吻来引导读者，故事里的事就是叙述者自身的事，比如王二与薛嵩的经历有多处一致的地方。尽管这些情节碎片不能还原为一个整体，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读者需要像侦探一样抓住文本的细枝末节，将隐藏在其中的线索串联起来，不然就容易被碎片化的情节绕得云里雾里。

除了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跳跃外，小说还会毫无征兆地结束故事，“我隐约感到这个故事开头拖沓、线索纷乱，很难说出它隐喻着些什么。这个故事就这样放在这里吧”。作者不管故事情节是否叙述完整，直接结束叙述。虚幻与现实的交叠的表述方式，使得传统故事叙述被分割，有意地让小说像思维或说话一样流动着，不在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是否完整，让读者感觉到阅读过程中的震荡和跳跃，同时也给予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

（二）平面化叙述

将线性时间转化为平面空间的叙事方式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叙事的突出特征。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放置在同一平面上，能使故事具有多种可能性，消解了历史感。

《万寿寺》以王二与白衣女人、薛嵩与红线为两个不同时空的线索展开描写。作者在古今两个时空中来回穿梭，交叉叙述。现实生活中的“我”在万寿寺工作，而手稿中的“我”又穿越到唐朝化作薛嵩、化作红线去体验他们的人生。叙述人根据古人的生存境遇还会引申出来与现代人生存境遇之间的类比，将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发生的事和经历的感受罗列在一起，在同一空间平面展开讨论。薛嵩与红线在打造囚车时，二人意见不同，有很多想法。这时作者跳出来说“他们做事的方式有点乱糟糟，就像我这个故事”。文本中，作者经常会在写手稿里主人公的某一行为、心理时，联想到现实人相似的行为和心理，转而描写现实中“我”的境遇。这样跨时空的手法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使整个文本的框架变得平面，在同一层次上展开叙述。

在读《万寿寺》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情节具有开放性，每个情节都经过多次的重构。手稿先描写一个确定性的情节，但读下去会发现故事情节并没有继续发展，而是会被叙述人的想象打断。例如，“我”在讲述虚构世界中发生的故事时，戛然而止，对所讲之事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叙述人在同一层面上建构出另一种可能的情节，如“薛嵩被刺”这一情节在文章中重复出现，作者常常发挥想象，给故事另一种可能性：“有关薛嵩被刺的经过，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这个刺客还有可能是个亮丽的女人……”“这刺客也可能是个男的……”这就使原本线性的发展情节发生间断，在同一平面发散开来。这样的做法看似是在堆砌情节材料，却能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叙述张力。

三、元小说

《万寿寺》之所以有趣，就在于故事情节之间的转换与改写，作者将自身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相连，采用“元叙述”的方式，创作了书中有书、扑朔迷离的后现代叙事作品。

（一）自我指涉

后现代小说叙述主体会强调“自我”的存在，在文本中会津津乐道自己的创造过程。除此外，在后现代叙事中，叙述主体的身份和权力也受到了质疑。一方面，叙述者总是介入故事，使自己成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另一方面，叙述者的叙述常常受到质疑和批评。

《万寿寺》中，作者借序言以及文中王二之口，多次表明小说的创作灵感，展示自己的创作过程。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一件必须说明的事”“还有一件需要补充的事”等这样的句子，作者向读者暴露自己的叙述痕迹，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我”是怎样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展示了作品自身的虚构性。

在《万寿寺》中，叙事视角展现出多维特性，叙述者既能以全知全能的视角纵览全局，又能融入故事，化身其中一员，采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亲历叙述：“秋天的下午，我在塔里等待薛嵩……”“我穿着白色的内衣……如你所知，我是那个来帮忙的表弟。”叙述人由王二变成塔里的姑娘，又变成表弟，从任一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读者跟着叙述者感受不同的场景，故事也因不同人的视角而不断丰满，也能够感受到作者想要和读者沟通的强烈愿望。

《万寿寺》也体现了作者与小说叙述者之间的交流。叙述者“我”常常跳出来怀疑自己：“我觉得自己对过去的手稿已经心领神会……只有一点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个故事？”这种小说，会让读者觉得不是在读，而是在听叙述者讲故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互动问答。甚至当作者的叙述与小说叙述者的不相符时，作者还会受到书中主人公这样的指责：“我是这样的吗？”“你瞎说什么呀！”如果事先读者对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后现代主义手法并不了解，按照一般规律阅读，就会感到困惑。但也正是这样才会促使读者思考，直到发现文本的深层含义。

（二）融合现实与历史、虚构与事实

《万寿寺》的故事中夹杂着两条线索、两个时空交错叙事，打破了小说的时序性。但其中包含着叙述者对一些事物相同的体验，也正因为感觉的共鸣，从而缩短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阅读《万寿寺》，文中时不时会蹦出让读者出乎意料的描述，如士兵脸上露出的“蒙娜丽莎似的微笑”，到时间就会提醒“请撒尿”的智能夜壶，以及红线随口而出的“Anyway”等，这种穿越时空，将历史与现实相融合的实验性语言，给读者以无限的乐趣。将这种现代情绪带到唐传奇的故事中，一方面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令读者产生新奇的阅读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万寿寺》是虚构中的虚构：现实中，万寿寺是一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庸俗世界，而想象中的凤凰寨和长安城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虚构世界。叙述者“我”在现实与虚构中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处世态度。前者是玩世不恭的，后者是积极且富于创造的。二者造成的反差也正是表达了作者追求个性、渴望自由的精神追求。无论是碎片化的情节、时空交错的叙事，还是实验性语言的运用，作者都是力图展现作品本身的虚构性。但虚构中又带有真实色彩，无论是在文中略带嘲讽地映射现实社会，还是叙述者口中的“诗意的世界”，都体现了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

《万寿寺》作为王小波探求小说无限可能性的一部作品，将叙事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的创作手法是随意的，经常导致故事情节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对同一情节的描写出现多种可能性，使得确定的理解变得不确定。而且，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时空的限制，没有传统小说一贯的“开头”“高潮”“结尾”等正常的逻辑过程，展现出的是较缺乏逻辑、时序混乱、段落跳跃、句与句之间相互矛盾的叙事手法。这种强调自我意识、打破传统的后现代叙事策略，突出了作者的精神世界—自由。这是小说《万寿寺》的意义所在，更是王小波一直以来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