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成都情结

从2022年2月开始，在成都逐渐郁葱的初春中，阿来在阿来书房举办数场名为“杜甫成都诗”的讲座。杜甫是唐代著名诗人，而阿来则是20世纪80年代起以小说被大家逐渐熟知的当代作家。阿来去解读杜甫，本就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文学现象。阿来在系列讲座中除了对杜甫入蜀诗歌作了许多独到有趣的赏析，也借着杜甫入蜀的话题对成都作了些许自我的感受和创作经历的追忆。历史上入蜀的诗人不占少数，也有许多诗词或多或少对成都作了直接描述。但唯有杜甫在成都的诗作深刻而热烈地激荡起阿来心头的阵阵涟漪，这种共有的成都情结无疑是微妙而又复杂的，还需要进入两人的文学书写中找寻答案。

一、成都的生态自然熏染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为了躲避战火，最终决定出关中，过秦州，一路西行来到局势较为稳定的蜀地。《成都府》可谓是杜甫对成都的初印象—“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成都的繁华让杜甫满腹的愁怨有了些许改变。在朋友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旁搭建起了自己的茅草屋。虽然他未脱贫寒，但成都的人文情怀与自然风貌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他也饶有兴致地把笔触逐渐倾斜于成都的自然意象与人文风光，形成独特的成都叙事。这与他入蜀前的创作风格、创作对象可谓截然不同。可见，杜甫也欣然接纳了成都。

首先，杜甫对自然景象尤其成都花草树木的观照方式是细微而又多样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夜喜雨》），他可以运用听觉道出自然的变幻无常，亦可以通过触觉写出“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水槛遣心二首》），《狂夫》《野老》《江村》《南邻》等诗中直接运用视觉构成的画面更是数不胜数。其次，杜甫对成都的生态气候有着特别的感受，甚至在书写中展现出别样的博物意识。极具代表的《水槛遣心二首》中写到“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蜀地花草鱼虫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已不能满足诗人，于是他把眼光放在更为深邃奥妙的天象，渗透出丰富的自然美与生态美。这一时期，诗人带着浓烈的生命与博物意识，着力去探索自然与人生的深邃奥秘，比如仅描绘鸟的姿态，他可以写“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也可以道“沙上凫雏傍母眠”（《绝句漫兴九首》其七），还能创作出“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春水》）的佳句。在惊叹杜甫遣词造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关键的一点：没有对自然界的仔细体察，没有对生命生活的向往，没有广博的自然观，是无法得到如此真挚与纯真美的感受，更无法创作出如此佳句。

阿来的生态意识是在巍峨的雪山与广袤的草原中孕育出来的。1996年，阿来离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来到成都。受成都特殊地缘因素的影响，这种生态意识逐渐趋于纯熟，并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一种更为深邃的博物观。除了在书写中极力保留住自然万物最纯真的味道，他的博物观还与杜甫颇有共通之处，体现为一种对生命自然无尽探寻的科学意识。带着浓厚的科学兴趣与生态自觉意识，成名后的阿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成都的《科幻世界》担任编辑，他期待人文与科学融会贯通的梦想，在此阶段展现得淋漓尽致。文摘如《让岩石告诉我们》《关于生命的伟大发现》贯通古今，视野开阔，充分地体现出了他的科学知识储备，读起来诗意盎然但又充满内蕴。与杜甫和成都相互接纳的关系有所差异，从阿来入成都的几十年来看，成都与阿来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密友，两者相互成就，相互帮助。成都作为新一线都市，在视野、资源方面对阿来提供大量帮助，尤其他在《科幻世界》任职期间与刘华杰、杨鸿雁等博物学家的结识，更是促进其博物观的进一步完善。更重要的是，进入成都后的阿来找到一种新的文化切入点，他能利用自身身份与血脉特性，再结合对成都文化的独特追溯与理解，自由地穿梭在汉藏文化之中，并积极运用于文学创作。与杜甫相同的是，阿来如此对文学表达的创新根植于两人对成都共同的地域认同。2012年出版的《成都物候记》，作为阿来罕见的不以藏族聚居区为创作对象的作品标志其博物书写达到新的高度。正如他所说：“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自1996年出藏入蓉到此书的起笔已过十余年之久，但仍能充分感受到阿来始终是以谦逊、谨慎的姿态去追问和探索成都这个第二故乡。可见，相同的语言基底、相同的文化记忆会打破时空限制，把不同的作家和作品相联系，并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中提到过杜甫十余次，并多次把自己的生态博物意识与这位千年前的诗人相对照。翻看《成都物候记》，我们会看到两位大家许多源于心灵的对话。杜甫在成都期间就对成都争芳斗艳的花朵表示过浓烈兴趣，其组诗《江畔独步寻花》系列便是最好的观照，“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虽然多是整体意象的描绘，但我们能看到成都的花朵在杜甫心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怀揣着对成都花朵同样的喜爱，阿来在书中按照开花顺序罗列蜡梅、海棠、樱花、玉兰等二十余种植物并作了详尽的阐释。桃花在成都属于独特的风景，阿来写桃花从《诗经·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出发，并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桃花盛开的繁荣不应该只是诗句中中原地区卫国特有的景象。围绕设想，经过细致的观察与考证，他不仅发现成都赏桃的最佳观赏点与季节，还从美学角度指出：“最漂亮的就是五只辐射状花瓣构成的基本形状，但那些复瓣多得过度的纯观赏性的碧桃，却把桃花最基本的美感都取消了。”（《成都物候记》）阿来如此严谨细致的观察角度，无疑是给成都奉献了一份极佳的赏花指南。但在千年前，杜甫已为这份指南道出自己的独特感受与体验，如“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三），有走在浣花溪旁对整片桃花和谐唯美景象的赏鉴；“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绝句漫兴九首》其五），亦有对残花败柳寥落意象的体验；“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还有深情无限、细致入微的观察。放眼两位大家的生平，虽然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年代，但或多或少都与贫困结伴，但其对精神乌托邦的不懈追求是从未停止的。成都的桃花抑或成都的地缘环境是他们共同选择的灵魂栖息地。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对于阿来来说，这是躁动的社会与猛烈的现代化进程下安逸舒适的栖居地；对于杜甫来讲，这是远离乱世的收容处。这片土地也是敏感的，一草一木无不牵动着两人深邃复杂的心灵。

从兴趣爱好到自然认知，再到审美体验，阿来与杜甫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带着对自然的知识性认知，他们身体力行，自由畅快地穿梭在成都的花草树木之中，融入成都的文化氛围。绮丽的植物给他们美学和道德的滋养，他们又用笔创造诗意、灵动的文字去哺育成都这座充满韵味的城市。杜甫与阿来的草木书写，必然会成为成都不可或缺的文化积淀。

二、成都的人文关怀

成都的人文情怀除了让杜甫在忧思之余多了一份沉浸自然花草的闲散，还让他体味到在乱世中难得的人文体贴与关怀，这也助推了他对成都的完全接纳。这种人文关怀首先直接来自朋友的帮助，如《酬高使君相赠》中的“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卜居》中的“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故人衣食、住所上的提供与帮助让初到成都的杜甫肉体上得到休息，这些诗作不仅流露出杜甫对友人帮扶的感激，更代表了他对如此单纯自然的交往环境与纯真友谊的珍视与向往，当然，这都是属于天府之国包容和谐人文情怀的一部分。

但真正让杜甫的灵魂得到完全安放的是成都的人文底蕴与文化记忆。首先体现在杜甫对蜀地历史名人的追忆。“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堂成》），这是杜甫茅屋建成有感而发所作，在自嘲懒惰之余，能清晰地看到草屋落成后杜甫发自肺腑的欣慰，也侧面烘托出成都闲散平和的人文风情对杜甫心性的进一步感染。另外，还能感受到两位异时代大家的隔空交流，尤其是杜甫对扬雄及其文学的认同。有论者已经指出在杜甫现存的诗歌中，约有二十首存在与扬雄相关的称引，或对扬雄身世产生共鸣，或对扬雄才华表示认同。但在杜甫入蜀后，尤其在成都居住期间，扬雄成都人的身份强烈地勾起杜甫的文学情愫，不仅对其的关注空前显著，也在诗作中深化了扬雄的形象。比如在入蜀前杜甫所作的《秋述》：“昔襄阳庞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扬子云草《玄》寂寞，多为后辈所亵，近似之矣。”杜甫以扬雄自比，为的是凸显出其创作时的寥落孤寂与扬雄的创作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多映射出凄凉悲苦之情。但在入蜀后，受成都地缘因素与扬雄西汉蜀郡籍贯的双重呼唤，杜甫又表现出另外一副姿态，如“悠然想扬马，继起名硉兀”（《鹿头山》），“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子云窥未遍，方朔谐太枉”（《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仔细体会，杜甫入蜀后的诗句中，身世飘荡、仕途失意的潦倒哀怨之情俨然冲淡，更多的是以扬雄为标榜，毫无保留地抒发对其才华的赞扬与认可；尽管也有悲凉余味，但更多投射出的是杜甫由此及彼，英雄才子间的惺惺相惜之情。当然，还有一位文化名人是杜甫绕不开的，即诸葛亮。或许某天诗人在闲逛时被武侯祠外茂密的松柏所吸引，之后的所见所闻深切触动了他感性而又深邃的心灵，继而写下《蜀相》这首名篇：“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句雄浑悲壮，荡气回肠。字里行间除了寄寓着感物思人的情怀外，还有杜甫站在蜀汉名相曾经奔走操劳的土地上，向世人宣告自身同样渴望忠心报国、鞠躬尽瘁的人生态度。成都的花草树木能让杜甫怡然释怀，成都的文化记忆又能让他瞬间找回儒士的时代责任与担当。不得不说，成都的杜甫向人们展示出了一种更加复杂、立体的形象。

成都的人文关怀同样给阿来及其创作带来巨大影响。阿来虽然并不算高产的作家，但在他一直坚持创作的作品中，总能找到属于阿来自己的味道。这份味道既是其坚持用诗性笔调对浮躁社会的拷问，也是不停用扎实细节对崩塌价值的撞击。尤其在1996年阿来出藏入蓉后仍坚定不移地把故乡嘉绒藏地作为书写的对象，他没有在遽变的现实中茫然，在不安中退到边缘，反而在成都人文地域的滋养中，在汉藏双文化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有意避开主流话语，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节奏。自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问世以来，阿来就已跳出民族书写的单一维度，极力站在历史的高度，观照汉藏文明的对话，思考在现代力量冲击下传统藏地生态系统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不论是《尘埃落定》中加剧土司制度覆灭的现代异质力量的罂粟，还是《空山》中碾平村落里世代依存树木的伐木机，显然看出，阿来不忍也不愿接受故土文化逐渐消逝的现实，但又不得不带着忧思奏起文化的挽歌。这样的地域情结是复杂的。反观阿来的早期作品，在《故土》《草原回旋曲》等诗歌中我们能看到还未离开家乡的阿来多是带着崇敬甚至有些许惶恐的态度回应着故土的感召，他的思想盘旋在梭磨河畔，他的意识流连于广袤的草原与巍峨的雪山之中，渗透出的是个体生命对自然最朴素虔诚的膜拜。

或许此类现实书写受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杜甫与阿来的创作初衷有些许不同，但对苦难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重视，他们又表现出惊人的共通之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风雨交加下杜甫的茅屋被掀翻，自己都饱受贫寒折磨，可还是第一时间担忧天下百姓，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阿来的中篇小说《云中记》则以大地震为背景，关注受灾群众的精神创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尽管病痛缠身，杜甫仍对暮年生活表示出积极肯定的心态。阿来笔下的老人，如《荒芜》中的老革命家驼子，《随风飘散》中的额席江奶奶，总是闪耀着乐观、勤劳、朴实的人格魅力。可见，两位大家用文字既表达忧患，又彰显对美好愿景的期望，在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尝试上产生诸多有趣的呼应。

哲学家笛卡尔曾说过：“我思故我在。”可能对于文学家来讲，是“我写故我在”。古往今来，太多的人，造了太多的房子，但偏偏杜甫草堂能跨越风雨被世人缅怀留恋，正是因为有杜诗在，文学就在，草堂乃至锦城的生命力就在。阿来在讲座中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人，诗意地栖居》与草堂的美好相联系，恰如诗歌所讲：“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成都丰饶的自然景观与浓厚的人文气息激发了两位大家—杜甫与阿来的创作灵感，促成了跨时代的文学共鸣与深度对话。这不仅仅是天府之地对他们的单纯滋养，更在于他们对文学的无尽热忱之下，以各自独特的笔触回馈给这座城市源源不断的灵魂活力。他们的作品如同鲜活的生命体，不断为成都注入新意，彰显了文化交互滋养的美妙循环，展现了城市、自然与人文精神三者间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美好景象。两位大家的作品不仅映射出了成都的魅力，也成了成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想象的城市形象，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力量。至今，阿来也未曾停止过对杜甫的解读与对话，这场伟大的文学交流依旧闪耀在天府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