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岭南时期的诗歌创作

苏轼早年因其文风清新洒脱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在文坛崭露头角，正当其声名大噪要在官场上大展身手之时，父母先后病逝，苏轼只得暂离官场，回乡守丧。待到苏轼回朝，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因为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与新党站在了对立面，后来又抨击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腐败不堪，以致既不能得到旧党的认同，又不能融入新党中，在朝中备受排挤。

绍圣元年（1094），新党再次上台，特立独行的苏轼依旧与之不和。四月，“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职知英州”（《宋史》），苏轼才平稳几年的仕途因此又生波澜。同年，御史来之邵等人多次在宋哲宗面前抨击苏轼，称其“诋斥先朝”，使得宋哲宗更加厌恶苏轼，导致苏轼在前往英州的路上再度被贬，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于惠州安置。在惠州三年后，新党依旧没有忘记已经远在天涯海角的苏轼，他们以“罚不称愆”“幸免失刑者尚多”为理由上书请求宋哲宗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重新议罪惩罚，苏轼因为诗中有讥讽朝廷之嫌，被贬为琼州别驾，前往更加偏远的儋州。尽管身处蛮荒落后之地，苏轼也并未一蹶不振。他从刚开始的失落与苦闷中逐渐走出来，到后来变得从容与适应。其间，他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苏轼的心态与思想品格，还深刻影响了岭南地区的文学发展。

一、苏轼岭南时期的诗歌创作

自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到徽宗即位（1100），新帝将苏轼调往廉州、永州做官，苏轼长达六年的放逐生涯才算结束。在岭南的六年时间里，苏轼没有停止自己的诗歌创作，他借诗歌抒发心中的苦闷，借诗歌为自己的生活增添生气，借诗歌记录日常生活与当地风物。苏轼在岭南时期的诗歌创作若是按阶段划分，可以分为惠州时期和儋州时期；若是按诗歌内容划分，可以分为抒情诗、劝农诗、日常纪事诗、风物诗、和陶诗。

（一）抒情诗

初到岭南的苏轼是苦闷的，恶劣的生活环境、陌生的语言，甚至日常饮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朋友更是相隔千里，几乎没有再见的可能，苏轼只能借诗歌抒发自己的苦闷之情，通过诗宽慰自己的精神世界；但后来苏轼逐渐适应当地生活，变得坦然。

苏轼并不是一直旷达乐观的，他也有苦闷至极的时刻。政治上的失意、朝堂的放逐与荒凉陌生的环境使他悲观，他认为自己再无重回京城的可能了。他在诗中写到“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其一），遗憾自己不能北归为君主分忧。然而很快他便调整了自己的心态，面对陌生的环境，他十分旷达地说到“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赠王子直秀才》），其中既有无人相识的落寞，又有逃离众矢之的的庆幸，情感复杂。苏轼有时也会叹息自己日益增长的年岁、衰老的面容，他在《纵笔三首》其一中写道：“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诗人自嘲是一个病弱衰老的老翁，儿子却将自己饮酒所导致的面色红润当作是朱颜犹在，以轻快的语言描写令人感伤之事。在岭南居住的时间久了，苏轼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与当地淳朴的居民和睦往来，没有官场的钩心斗角。岭南仿佛是苏轼心中的世外桃源，在这山清水秀之地，他决定“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寓居合江楼》）。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自己对岭南的深厚感情，比如“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以及被调离岭南之时所写的“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海南黎民表》），表达了自己对岭南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之情，以及对当地居民的不舍之情。苏轼已经将海南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离去之时，更是发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喟叹。岭南是苏轼被贬的伤心之地，但更是他寄托了无限情思的第二故乡。苏轼在这里经历了从忧郁苦闷到坦然接受生活并热爱这片土地的转变，他将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了辽阔的岭南大地之中。

（二）劝农诗

被贬岭南无疑是苏轼政治生涯的磨难，使得苏轼彻底远离了政治中心；但苏轼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他仍然十分关心当地的民生问题，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当地的百姓做实事。

岭南地区的土地多荒废，当地居民也很少有进行农业耕作的，很少种植农作物，以致“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苏轼在岭南的几年时间里，见到太多荒废着的农田，百姓常常因为农作物种植不足而粮食紧缺，只得将粮食与红薯、芋头混合着煮成粥以充饥。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如此随意的粮食贮藏使得苏轼十分心痛，他惋惜于大片良田如此荒废，哀伤于百姓粮食不足的境况，于是作《和陶劝农六首》劝民务农。

在第一首中苏轼先阐述了岭南地区汉族与黎族混居的现象，希望百姓不论民族，平等劳作，平等生活，“咨尔汉黎，均是一民”。接着在第二首中表达了对岭南大片肥沃良田无人耕种的痛惜，“天祸尔土，不麦不稷”，指出了压迫百姓的另一重势力—贪官污吏，他们使得本就粮食紧缺的百姓生活更加窘迫，“贪夫污吏，鹰挚狼食”。在第三首诗中更进一步表达自己对于这种现状的沉痛心情，“岂无良田，膴膴平陆”，拥有如此多的良田却以芋头和番薯充饥，“芋羹薯糜，以饱耆宿”。苏轼在第四首中正式开始了劝农，开头便是语重心长的“听我苦言，其福永久”，接着劝他们应当怎么开垦荒田，经营田地，“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兄搢梃，以抶游手”。第五首劝百姓辛勤劳作才能有所收获，“春无遗勤，秋有厚冀”。第六首则是为百姓预先织下一个丰收的美梦，当辛苦劳作之后，迎来的将是“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苏轼这六首劝农诗，层层递进，语重心长，语言简洁，既分析了岭南耕作的实际情况，又进一步给出了解决方案，并且描绘出丰收的景象鼓舞人心，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三）日常纪事诗

苏轼的岭南诗中有许多记述个人生活的诗，从中可以看到苏轼在岭南时的生活情状，比如他在岭南时期饮食的入乡随俗，乔迁新居的喜悦，以及和当地居民相处的种种趣事。

苏轼在岭南的生活是比较清苦的，常常因为等不到外省米商而无法饱食，但清苦的生活中却有邻里的互助，当地居民十分淳朴，常常帮助他这个外乡人。他在《纵笔三首》其三中描述道：“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虽然已经半个月没有酒足饭饱一次了，但好在明天就是岁末祭灶的日子，邻居准备的肉食酒水定会邀请他一同享用，可见苏轼与邻居的情谊深厚。苏轼会记录下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比如《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中因为醉酒而找不到回家之路的情形，“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在《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中记述了自己在野外烧芋头吃的趣事；甚至专门为初次尝荔枝而写了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在诗中他感叹“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自己为官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如今能在边远之地吃到如此美味，贬谪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啊。苏轼在这样的逆境中仍然能如此豁达乐观地享受当下时光，着实是令人敬佩。此外，苏轼还写了许多有关自己新居的诗，详细地描述自己新居的环境：“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新居》）这是他在儋州被逐出官舍后买地新建茅草屋的情状，虽然新房子十分简陋，但苏轼仍能以清新的笔墨去发掘新居附近清幽的环境。苏轼所写的日常纪事诗展现了一个旷达知足的诗人形象，他在困苦的生活中仍能发掘出许多乐趣，苦中作乐并怡然自得。

（四）风物诗

风物诗即描写某一地的风俗物产与风光景色的诗。苏轼在岭南期间写了许多风物诗，其中有记述自己所见的岭南山川之景，有岭南的特产，以及当地人的某些习俗。

苏轼在岭南的六年时间里游览了多处景色优美之地，既有山川风景，也有人文景观，美景激起诗兴，苏轼在此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在游览碧落洞时他写下了《碧落洞》《次韵程正辅游碧落洞》，诸如此类的还有《儋耳山》《白水山佛迹岩》《次韵高要令刘湜峡山寺见寄》等。关于当地人文景观的诗篇大多是写自己游览佛寺的见闻与感受，比如《广州蒲涧寺》《月华寺》《南华寺》《峡山寺》等。苏轼在描写游览之景的同时借景抒情，比如在《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中表达自己归隐之心的“欲从稚川隐罗浮，先与灵运开永嘉”。除了山川风景诗，描写岭南习俗的较少，物产诗相对较多，比如描述当地特色食物烧芋的“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以及吃槐叶冷淘的《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也有许多描写当地特色水果的，比如写荔枝的《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写椰子的《椰子冠》、写槟榔的《食槟榔》、写龙眼的《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支》。苏轼的风物诗为我们展现了岭南的物产与山水，并且塑造了一个积极探索被贬之地的诗人形象，他在游览山川景物与品尝岭南物产的生活中逐渐融入并热爱岭南。

（五）和陶诗

和陶诗在苏轼岭南诗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据笔者统计，苏轼岭南诗有三百五十多首，其中和陶诗就有一百一十多首。苏轼被贬岭南之后，远离官场，被迫过起了类似归隐的生活，生活上与陶渊明的相似使得他在创作上更喜陶诗风格。

岭南的清苦生活使得苏轼不得不亲自种田、买米、建新居，这样的田园生活促使苏轼逐渐向陶渊明靠近，但是二人的志向、抱负与人生观念的差异造成二人诗风的差异。苏轼虽然过起了“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雨后行菜圃》）的田园生活，但是与一心归隐的陶渊明还是存在差异的。苏轼从未想过放弃从政，甚至在被驱逐出政治舞台后，仍然关心民生，心系朝中大事，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北归还朝，正如他在《和陶贫士七首》中所写的“坐念北归日，此劳未易酬”。他还在《和陶咏三良》中将这种情感书写得更为深沉：“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表达自己虽然被贬边地，但是为江山社稷付出之心永远不变。然而，正如苏轼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中称：“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其中许多诗篇却是流于形式，仅仅为了和尽陶诗而和，缺乏真情流露，违背了陶诗创作自然本真的属性。

二、苏轼岭南时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岭南在唐宋以前都是“崇山复岭，盘回深阻，烟火鲜少，土旷不治”（《惠州府志》）的蛮荒之地，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在我国领土的最南边，自古被称为“天涯海角”，再加上岭南地区本就是称为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五座山岭之南的地方，使得岭南长期与北方城市隔绝。据记载，从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岭南地区才逐步得到开发。但是在交通十分落后的古代，岭南与其他地区依旧交往不便，文化与农耕都十分落后，更遑论诗歌创作，以致被称为蛮荒之地。

苏轼被贬岭南后，仍有许多文士不远万里慕名前来与之交谈，和唱诗歌，请他指导。向苏轼学习的文士中有很多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苏轼这样一个文学巨匠的悉心教导下，学问大涨，成为当地的文学传播者、诗歌的创作者。在苏轼前往岭南之前，当地从未有人考取功名，如此广阔的土地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化荒漠”。苏轼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局面，被苏轼指导过的姜唐佐后来举乡贡，成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后来，岭南举人、进士不断，文教日兴，学风日益兴盛，诗歌创作逐渐丰富，与之前的情形大不相同，这离不开苏轼的倡导与教导。苏轼在岭南时期的诗文创作与个人对文学的倡导为当地的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使这个偏僻落后地区的文化与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前沿接轨。

此外，苏轼在岭南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所展现的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激励着有相同遭遇的人，使他们从苏轼的诗歌中汲取力量，走出心理上的阴霾，走向豁达乐观的生活。苏轼诗中所体现的对日常生活的热爱，积极地探索生活中趣事的心境，也对身处困境中的读者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岭南是苏轼人生逆境的最后一站，他在这里用诗歌书写自己苦闷至极的情感，书写自己北归的愿望与为君效力的决心，书写自己日常所见、所闻、所感，书写自己对当地农耕落后的劝告。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不仅是他在岭南情感、抱负与所行所见的记载，也是促进岭南文学发展的一捧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