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中的屈楚遗风

屈原是文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其忠君爱国、九死不悔的人生信条以及浪漫浩大、神奇瑰丽的文学创造力对后世文人的写作影响深远。辛弃疾（号稼轩）的作品汲取大量的屈楚元素，融入了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自由豪放的雄奇想象以及积极进取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情感表达，都颇有屈原气质，思想艺术与屈原一脉相承。

在两宋词史上，辛弃疾的词作数量最多，他的作品充分吸收了前代诗人的创作经验，如宋玉、司马相如、陶渊明等。考察对稼轩词影响较大的前代文学家，不可忽视屈原在稼轩词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殷光熹在《从表现手法上看辛词与屈骚的关系》中认为：“辛弃疾不仅追慕屈原的为人气质、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还从屈原作品中汲取了许多创作经验，结合词体的特点进行广泛的运用。”可见，辛弃疾从人格到文学都对屈原极尽倾慕之情，在多方面继承了屈原的文人气质。

一、辛弃疾继承屈原诗作的原因

（一）宋时的文化氛围

从历史发展来看，屈原对后世的影响不止步于文学方面，甚至对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有或明或暗的推动作用。辛弃疾对屈原符号的认同与接受，离不开南宋时期的文学文化环境对屈原意识形态的接纳与推崇。

宋代国运多舛，国家内忧外患，相似的现实境遇使两宋文人与生活于战乱时代的屈原的心态高度重叠。尤其是北宋国亡、南宋建立之后，当时的朝廷极其提倡“忠节”概念，批判前人的“不忠”，讴歌前代忠节臣子以强化时人的道德感，成为改变社会意识的风向标。而屈原作为爱国之士的代表，俨然成为宋代的道德文化符号。在这一时期，屈学得到了有力的推动，洪兴祖、朱熹、黄伯思等人对屈原作品进行注释、注解，来体现自己对屈原的理解和感知；士人们大量创作与屈原有关的作品表达敬意，如“泽畔行吟觉憔悴，前身疑是楚三闾”（李纲《得报以谪降官不许同处一州自鄂渚移居澧阳有感》），“久谪沅湘习楚风，灵均千载此心同”（李纲《端午日次郁林州》），“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陆游《楚城》）等，都表现了士人们对屈子的精神认同；又有一批词人如岳飞、刘克庄、文天祥等，他们将屈子的精神力量融入政治主张中，以词为媒介，记录下驰骋疆场、金戈铁马的战斗场面以及云谲波诡的时局变幻，为后人研究宋代时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辛弃疾深受屈原的影响，他在《山鬼谣》自序中说：“雨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可见辛弃疾对屈楚文化接受之深。

（二）辛弃疾与屈原相似的人生际遇

除了南宋时期的屈楚风潮，辛弃疾继承并发展屈原遗风还有个人遭遇原因。二人同为国乱时代的有志之士，却因不得重用而满腔悲愤。屈原曾向楚怀王建言献策，试图借助王权力量实现复兴唐虞三代的美好愿望，然而他的政治愿景却在楚怀王听信谗言而将他驱逐后彻底化为泡影，屈原只好孤身一人为理想呼号。辛弃疾也生活在一个战乱年代，他有着和屈原一样的宏伟理想，渴望“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然而，辛弃疾虽身怀非凡的军事才干和除旧革新的政治主张，但仍在时代洪流中被冲到政治边缘。他数次遭受佞臣迫害，所得功勋愈多，外界的谗言愈盛，他曾向孝宗哭诉：“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论盗贼札子》）孤立无援之情溢于言表。在他被罢官的二十余年间，辛弃疾又萌生了陶渊明式的恬静淡然：“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飞流万壑》），但这份从容不是过尽千帆之后，与世同流的同化，而是明白“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屈原《离骚》）后明哲保身的合理选择。辛弃疾晚年被重新召回，他的爱国热情在桃源田间重新燃起熊熊烈火，怀着“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般的责任感重新投入保家卫国的行列之中，临终之际，仍不忘高呼“杀贼”。

稼轩词与屈原的《离骚》都反映了作者思想境界的矛盾演变过程，他们对时局政治的不满，凝成了作品中萦绕不去的愤懑与控诉，他们难扶大厦于将倾，只好对着日渐衰落的国家表达哀痛之情。而作者的敏感又使他们不能对疾苦民生视若无睹，发而为报国无门的忧愤。稼轩之词与屈原之作是对特定时代的书写，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已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是所有国家危难之际仁人志士的内心写照。

二、辛弃疾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一）浪漫神奇的想象

先秦诸子时代，人的个性自由解放，浩瀚雄奇的想象力是当时作品的共同点。战国时期的楚国沿水成城，草木丛生，广袤丰密的植被以及“信巫鬼，重淫祀”的风气激发了屈原的浪漫气息，得时代之滋养与人文之推动而诞生的《离骚》，直接成为我国浪漫主义作品的源头。辛弃疾作品中那些具有浪漫色彩的佳作，直接受到屈楚文化的影响。

屈原在《九歌》《招魂》等作品中，描绘出飞驰想象、神游天外的世外空间，其中糅杂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古往今来无所不容。辛弃疾继承了其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如屈原一样，以此浩瀚之境表达个人的理想追求，借以摆脱现实中的苦痛。看稼轩词《山鬼谣》：

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笑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

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屦公良苦。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

此作直接取名于屈原的《山鬼》。辛弃疾将深山之中的一块巨石想象成老友，亲切为对方取名“太初”，又与怪石举杯痛饮，共享欢乐。下片中词人则尽情拟写出一个神鬼世界，巨石化作山鬼，上下翻飞，词人则与它友好交流，并期盼一同乘风远游。在《千年调·开山径得石壁，因名曰苍壁。事出望外，意天之所赐邪，喜而赋》中，词人想象自己“左手把青霓，右手挟明月”，并“使丰隆前导”，这与屈原《离骚》中的“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吾令帝阍开关兮”有异曲同工之妙。《哨遍》中的东海，《水龙吟·补陀大士虚空》等五首词所描写的“雨岩”等，词人以天帝河伯等神仙为主人公，描写他们在所谓“神界”中的生活，嬉笑怒骂与人无异。除却以非人的神妖入词，辛弃疾还观古往今来，构思了自己与前人神交的奇妙篇章，如《水调歌头·我志在寥廓》写道：

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有客骖鸾并凤，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间。

少歌曰：“神甚放，形则眠。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欲重歌兮梦觉，推枕惘然独念：人事底亏全？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

这首词中，词人幻想自己和李白、苏轼一起相约天上，“举杯邀明月”（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一同高歌。漫飞驰的想象力丰富了楚辞与稼轩词的内容，展现了词人飞腾活跃的生命力与浩大的生命情怀。

（二）深沉的爱国情怀

屈原是我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肯定了屈原人格方面的高义。历代文人志士无不受屈原爱国精神的熏陶。辛弃疾担起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忠君意识，始终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人生困难。

辛氏家族居住在金人统治区，其祖父辛赞虽屈服于异族，仍不忘故国。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自述：“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辛弃疾自小就树立了抗金的决心。他不仅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还在文学作品中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稼轩词中有描写战场生活的词句，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也有不少词句包含词人收复失地，不忘国耻之情，如“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美芹十论》）。然而纵观辛弃疾的一生，他再有军事才能与复国之心，真正战场杀敌的时间只占他人生的一小部分，他最得意的时光只有二十岁时那段铁马冰河的岁月。辛弃疾与屈原的人生经历高度重合，统治者的主和政策和小人的谗言污蔑，导致辛弃疾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停留于理想层面，因而只能在词中慷慨悲歌。作于乾道四年（1168）的《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写道：“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复国之情溢于言表。直到去世前三年，辛弃疾在京口任职，仍不忘“封狼居胥”之荣耀，高呼“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东晋刘裕收复洛阳、长安等失地表达自己抗金的决心。

（三）香草美人的意象

黄伯思在《东观余论·翼骚序》中说楚辞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稼轩词则是“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鹧鸪天·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二者俱描写了南方风物，打上了地区烙印。屈原被贬后，取楚地繁多的香草入诗，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仞秋兰以为佩”（《离骚》）等句，以香草的芳香美丽衬托自我的行为之高洁。辛弃疾面对被贬官的现实，同样如屈原一般撷取了香草寄托个人的高尚情怀，如“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

屈原开创了以“美人”自拟的写法，以男女之情喻君臣关系，《离骚》中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句，将朝廷上下一团污浊的氛围拟写在男女之前的情爱里。辛弃疾同样接受了这种表现手法，如“倾国无媒，入宫见妒，古来颦损蛾眉”（《满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韵》），“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辛弃疾深沉地爱着祖国河山，一心收复失地，当他的一腔热血被小人泼了冷水，朝廷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卜居》），他的心态再一次向屈原靠拢，生发出屈原式的幽怨哀情，在《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中，这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宝瑟泠泠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

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

此词上片开始即化用屈原的词句，以芳菲香草衬托自己的品性，接着以美人自比，感叹空谷无人欣赏，实际上是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慨。下片描写“美人迟暮”，表达了自己被打压不见用的失落，大好年华不能为国效力，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除了以香草美人自拟，辛弃疾还在作品中学习屈原以草木禽兽之好坏表现个人的美丑好恶。南宋朝廷中沆瀣一气，小人聚集在一起，伺机攻讦朝廷中的能人志士。辛弃疾对此深恶痛绝，其《满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韵》中“听群蛙、鼓吹荒池”一句，将朝廷中尸位素餐的同僚比喻为群蛙，讽刺他们整日无所事事，极尽打击贤臣之能事。同时，辛弃疾还扩充意象的选取范围，在他笔下，万事万物都可以取用过来抒发情志，如《千年调·卮酒向人时》（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门，得人怜，秦吉了。

此词中，辛弃疾用“卮”“滑稽”“鸱夷”这三种酒器讽刺那些官场上只会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的小人，展现了当时朝廷的群丑像。辛弃疾香草美人式的比兴手法，最终落脚于对南宋朝廷政治的喜恶上，表现词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从文学技巧和思想情感两方面向屈原靠拢，抒发自己屈原式的爱国情怀。辛弃疾以香草美人寄托忠贞情怀，将豪放派恢宏雄放的表达方式与婉约派的缠绵悱恻融为一体，两种风格相互融合，梁启超称之“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可谓名副其实。

王逸《楚辞章句序》云：“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着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辛弃疾对屈原的接受起因于家庭教育与时代文化的熏陶，二人相似的人生境遇促使辛弃疾走向了屈原，他的言行无不在复刻屈原时代的精神面貌，稼轩词则深刻记录了屈骚情怀在南宋时期的流传脉络，为后世感悟古代文人的高尚人格与博大情怀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