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传记写作形式之改观
作者: 张军霖《路遥年谱》的写作得益于21世纪期间各方学者对于路遥研究的不断深入。路遥逝世后的数十年当中,不论是作品的讨论度,又或是他的文学创作精神,依旧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关于路遥相关的纪念性活动和作品的讨论在进入21世纪后从未停止。在这样蓬勃的研究背景之下,每一次的纪念性活动与研讨会都成为促进路遥传记前进的脚步,成为路遥传记的写作积累丰厚的史料研究素材。路遥也凭借着自身经久不衰的讨论热度,以新的姿态占据着大众的视野。
“传记是非常贴近生活的文类,传记家应当选择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杨正润《现代传记学》)路遥作为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拥有盛誉的作家,其早期成名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让这位陕西作家在文坛上初露头角,而之后的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将他彻底推向了文学创作的顶峰。2005年,由程光炜和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中所兴起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不断推动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重新反思,因此对在此期间的一些作家研究也在21世纪投向了新的视野。
一、《路遥年谱》之必要性
路遥逝世的三十多年中,生前的作品不断地被学术界所讨论,这些热度让这位早逝的作家依旧保持着研究的新鲜感。与《路遥评传》不同,21世纪路遥传记没有将“传”单独归类成为一章,让路遥的文学创作之路和人生产生“分裂”,也没有像回忆性作品一样归于时间上的“片面”产生传主生涯的断章。21世纪路遥传记的写作已不再局限于单独对于路遥作品的解读,在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厚夫等人已然意识到对于路遥的研究已然发生了“质的飞跃”(马一夫、厚夫、宋学成《路遥再解读: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艾伦·谢尔斯顿在其传记文学批评专著《传记》中指出:“对读者来说,传记的直接吸引力是双重的:在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它投合我们对人的个性的好奇心和了解事实真相的兴趣。”对于作家本体的研究需要回归到作家人生经历的研究当中进行挖掘,在满足读者对于路遥生平的好奇心驱使下,也是回答“路遥之所以为路遥”的答案。张艳茜、厚夫以及王拥军等人都将“传”的内容打散在了路遥全部的人生之路之中,在传记全篇的内容上,以路遥的生命为经,以路遥的生平与文学创作为纬,来叙述路遥“不平凡”的人生,同时着重收敛对于路遥作品的评价,对于《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更多的是描绘路遥对于作品的创作背景与创作历程。毫无疑问,对于路遥来说,过往的人生经历必然会对路遥的创作产生非凡的影响,而过去对于路遥作品的内部研究所产生的疑问,也伴随着传记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而逐渐明朗。
年谱是传记写作中呈现方式较为特殊的类型,不同的传记的形式满足了不同读者对于传记作品的需求。在现代文坛发展中,胡适所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率先尝试了年谱的形式进行创作,为后续胡适年谱理论的研究开启了新的创作路径。而作为传记体系中的一种,年谱的创作则是与正传的写作有所不同,年谱更重视展现传主的一生生平,这也是正传和评传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所顾忌的问题。正传会因多种原因对人物生平有所取舍,而评传更是侧重于评价作品,年谱对于传主的研究则是需要巨细无遗,体现作家生平的同时,要更精细地将历史进程作为背景,需要传记作者以最为客观的角度来呈现传主的一生。
相对于正传的文学性来说,年谱的书写可以说是呼应了学术的需要,广义来说,“年谱是以传主个人为中心的编年史”(杨正润《现代传记学》),这也与路遥的创作史息息相关。近观21世纪以来路遥年谱类作品,传记作家更多侧重于“通谱”(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的创作,王刚等人在传记中将路遥的创作史与接受史通过时间的串联形成了前后的对比性,甚至通过前后期的梳理能够发现出路遥创作生涯当中的重要元素,一个是路遥充满苦难的童年成长过程中对他自卑敏感、自负又自强性格的养成,另一个则是“十七年”文学等对路遥的影响。在《路遥年谱》当中,王刚曾表述少年时期的路遥经历了太多挫折与苦难,从而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这种伤痕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一种创作的源泉与驱动力”。于是乎细读路遥作品不难发现,不论是《人生》中的高加林,又或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家兄弟,再或是富有自传气息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等,都展现了在成长的过程中被苦难环境所折磨的一面。而为何路遥笔下的人物形象对于“苦难”一直抱有追逐的态度,这样的问题则是需要回归到历史环境的本质,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一直是广大读者心目中同苦难抗争的楷模,但是多方考量路遥笔下的主人公,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时代烙印与精神局限更是需要深思的问题。而主人公身上的问题与作者之间也必然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程光炜在谈及《路遥创作年表》的重要性时曾表述,“路遥小说与1980年代文化做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结论之外的重新观察,也就是说应该把路遥小说放在文学史的环境之外”(程光炜、杨庆祥《重读路遥》)来研究,所以《路遥年谱》的创作不但能够梳理路遥的人生事迹,还能够发现路遥作品中难以关注到的问题,进一步说明了21世纪《路遥年谱》出版的必要性。
二、《路遥年谱》之严格性
年谱的“严格”要求表现在年谱作家在创作年谱的过程当中,将内容直接让渡给相关的文献、文件、书信等直观性的资料,作家退居资料的背后,让史料与时间成为推动年谱内容发展的动力,并且在年谱当中需要以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展现谱主的生活。所以,对于谱主生前的史料的准确性要求更加严格,所涉猎的任务、时间、内容也更需要准确。
《路遥年谱》的严格性体现有二。首先,是对于史料选取的严格性。《路遥年谱》对于史料的运用更加侧重引用信件,大量地引用信件不但能够显示出材料的可信度,也更加表现出年谱家对待谱主生前研究的深入,往来的信件当中也能够看出多种值得品读的内容。其中便涉及了路遥生前与林达之间的婚姻感情问题,介于当事人还健在的问题,许多路遥传记在关于涉及此问题都进行了适当回避,不作过多推敲和评论。随着时间的推进,部分的信件在多方的努力之下也逐渐被展现出来,王刚引用的部分信件的内容在前几部路遥传记当中未曾披露,尤其是在经历数次改版之后,史料在时间的推动下才日渐充盈。
其次,是年谱对于时间精准程度的严格性要求。在所有传记类型中,年谱对于时间精确度的要求最为严苛。相较于其他传记,其中记载的传主事件或许能容许些许偏差,有的传记作家为了叙事的连贯性,偶尔会对传主的生平时间作出微调。然而,对于年谱类作品而言,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它必须恪守时间的真实性,不容丝毫差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认为年谱“这种体裁,其好处在将生平行事首尾毕见,巨细无遗”。因此年谱则需要传记作家对谱主抱有一种客观的态度,才能创作具有研究价值的年谱作品。纵观21世纪后路遥传记类的作品,张艳茜和厚夫二人在作传过程当中对传主路遥多少具有“仰视”的倾向,并且作为正传,大量的文字写作工程也会带有个人的创作特点,如张艳茜版《路遥传》中有着语言拖沓的倾向和散文写作色彩,厚夫版《路遥传》中有明显的“为尊者讳”的问题,这些也是正传写作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所在,多数的正传作品中需要大量的文字润色来刻画传主形象;而年谱在书写层面上便不需要大量的修饰性词语来增加年谱作品的文学色彩,年谱更需要的是对谱主一生生平、学问和功绩等问题的全面展示,相对于正传对于谱主生平事迹的取舍,年谱重在简短的文字中全方位地展现谱主的一生,从而让读者在年代的发展更迭中直观感受谱主的变化。王刚结合了编年史的手法记录了路遥多方面的生活,并且不但罗列出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按照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交代同期事件发生的背景,譬如他于《路遥纪事》中交代了在1982年期间,陈忠实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乡村》,陕西省作家协会对于贾平凹的作品进行了评价,李若冰担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背景。这样置谱主路遥于时代历史事件的背景下,让读者不止于“窥一木”,更能观探中国当代陕西文学史的整片“森林”。
三、《路遥年谱》之创新性
年谱“盖亦正史之辅车也”(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年谱写作让传记写作拥有了更为直观的研究取向,成为“别传”之外补充路遥“正传”的又一种方式。21世纪后,“传记热”的发展也带动了年谱的创作,让路遥研究有了新的需求。从入谱的内容上看,路遥年谱类的作品对于路遥的生平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刚作为长年致力于创作路遥年谱的作家,每一次对于路遥年谱的再版都有新的变化,从起初对于路遥研究只是在生平,过渡到之后对于路遥研究与近些年研究成果的归总。从篇幅上来看,关于路遥的年谱类传记多归类于“中篇”范畴。这类传记不仅详细记录了传主的生命历程,而且对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了严谨而深入的研究,力求全面展现传主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路遥的成长时期较为特殊,所处的时间背景正处于国家成长与改革阶段,所以年谱在内容的呈现当中需要对谱主的性格、所发表的语言、所展现的举动与时代背景进行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年谱题材的写作的独特性,补充了多年以来“正传”中所无法过多涉猎的时代政治背景。相对于需要在“正传”中对于路遥进行多方面细雕,年谱则是相对来说更为直接。出于对时代背景上的重视,王刚笔下的路遥年谱系列呈现出“与时俱进”的风貌,在每一章的内容中率先概括了路遥所处时间段的时政内容与文坛背景,规避了对于谱主叙事过程中时代语境的缺失,从而造成读者无法深刻感知到传主人格与创作风格的形成过程,成为路遥年谱的一大特点。
传记的出版满足了多数人的精神需求,所表现的形式也在根据读者的需求进行变化,于是年谱作为传记中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在满足普通读者的通俗化阅读需求之外,也引起专业读者的重视,成为许多作家创作传记作品的一种。相对于正传的文学性,部分年谱更侧重的是史料性质,年谱通过展示与传主(生前)具有代表性的人生节点来生动地表现传主外貌,来体现其生活中的一面。王刚不止于通过文字来表达对路遥的怀念,在《路遥年谱》中也多处运用了路遥生前的照片。通过比对,《路遥年谱》中的照片数量远远超过其余路遥传记类(评传与正传)作品中照片的使用量。而在2022年出版的《路遥别传》与《路遥画传》中的照片,也与王刚笔下的《路遥年谱》中使用的照片多处重复。可以说,《路遥年谱》对近些年的路遥传记出版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更进一步地说,《路遥年谱》的图文并茂除了让作品具有可读性之外,也起到增加年谱本身的形象性作用,达到了史料的真实性与作品的创新性二者并驾齐驱的创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