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的老者在栖身的新土

长篇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是对现实世界更广阔、更深入的呈现。林森在长篇小说《岛》与中篇小说《海里岸上》中，围绕着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书写着旧时代的老人在新时代下逐渐变化的土地上的故事。清醒而浪漫的人文关怀，让他的小说有别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他用其在平淡中见温情、寂寞中见怡然、圆满中见悲怆的笔调，书写着海岛数十年发展步伐之下的众生的悲欢。这一点在他的《岛》和《海里岸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独特的现实主义与家园挽歌

源于对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与独特体验，现实主义是林森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岛》与《海里岸上》两部小说中，这种现实主义凝视具体体现为，将旧时代的老者安置于新时代的大潮之中，以其或无所适从，或向后追寻的生存状态，来展示新老交替这一“火炬传递”过程中属于个体与时代的阵痛。

在《岛》中，林森直面当代中国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议题，叙写了一个家园被拆毁的故事，并以“我”的视角，见证了守岛老人吴志山的沧桑命运。环境的典型性带来了人物精神力量的蓬勃，林森以开篇即高潮的方式，展露着他直面时代的决心：面对即将拆迁的老村，村民们的低沉，与伴随着一声声惊叫的掷圣杯问神意的仪式交相辉映，呈现着彼时众生面对“城市发展到农村”这股洪流时的无措。村民最终选择妥协，在兵荒马乱的拆迁中各奔东西。在此，林森设置了沉稳而目光长远的伯父这一角色，来安排新与旧的过渡；设置了伯母这样一位无助的哀恸者，成为更多普通人的写照；也设置了堂哥这样不堪于家园拆毁的悲痛，葬身大海的“逆流者”。在对“拆迁”这一社会问题的正面书写中，林森以三位典型人物，呈现着海岛发展中的阵痛与疑问。而在守岛老人吴志山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独属于林森的回答：在清醒透视着海岛变迁之时，他也渴望着现实的轨迹会有另一条走向。而这个变数，就寄托于吴志山身上。林森的现实主义落脚到吴志山身上，成了一种象征化的投射、心灵化的真实。

同样的对比与寄托，也体现在创作更早的《海里岸上》中。年迈的船长老苏与年迈的水手阿黄同样带有往日不再的落寞，死死把守着旧时代的遗物—《更路经》和罗盘，试图延续这些古老传承的温热，却根本无力阻止它们以各种方式退隐，成为旧时代的陪葬品，同时也是新时代的纪念品。彼时，林森同样以平淡的叙事笔调讲述着挽歌悠扬的故事。怀旧者的命运也如出一辙地相似：出逃—返回—不被接纳或无法适应—再度出逃—回归—最终在遗憾中自我满足。这样的书写，看似传奇性大于真实性，实则是由外部的典型环境向人物内心精神力量蓬勃性的延展：当林森放眼于海岛的几十年，他看到了如潮汐般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规律，也看到了潮退潮涨之时，在沙滩上寻求一个洞穴的生灵。

事实上，就现实主义题材文学而言，遍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文脉而言并不罕见。但林森的独创性在于，其现实主义观照的对象拥有独特的内生矛盾。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常常扎根于陆地，但海南岛的特殊地理位置打破了乡土中国的传统想象。海南岛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属一个大陆架，但它同时是被大海环绕的岛屿，它是大陆岛；对于海南人而言，大海与陆地一样，都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文明的根基。而在陆地日新月异与被逐渐祛魅的同时，大海却一如既往保持着那股神秘与危险。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发展构筑起了现代文明，但在真正的海洋灾难面前，这种文明依然难言具有优势。即便吸取了历史上威马逊的经验教训，现实中的摩羯台风依然能够让严阵以待的海南岛停摆数日、损失惨重。而在《海里岸上》中，即便曾经多次带领船员们安全返回，苏父和老苏却在每次出海时都需战战兢兢—“海上找吃的，不靠赌气，不靠胆子肥，得小心啊”，否则便是船毁人亡的下场：大吨位渔船葬身鲨鱼腹的渔民以及因喝米酒下海而身死的曾椰子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然而，即便海洋已经吞噬了无数岛民的生命，带来了许多灾难，可海南岛的人们还是需要大海。这种爱恨交织之下的乡土情怀无疑具有了更加复杂的背景意味，甚至作为海洋文学的延伸途径在传统的瓦解过程中加入了自然伟力的影响，从而使得海南岛的自然恒常性与社会变革性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这也正是林森现实主义的特色所在。

因此，林森的现实主义具有一种冷酷的客观与超然的悲悯：无论是《岛》中的二堂哥，还是《海里岸上》中的阿黄，都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传统的维护者。可是，这些传统的守护者固然悲壮可敬，但人终究无法抗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也无法改变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与托马斯·哈代对冥冥之中神与命运的敬畏不同，吴志山与老苏两位主人公代表着林森对人类社会底层运行机制的尊重，以及对这份现实的追问与抉择。林森并不是在呼吁回归自然、回归乡村，而是如果旧家园不可避免地蹒跚着走向终末，如果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在次次阵痛中感激片刻的舒适，那么总要有人选择出走和奔逃，选择再造半生于化外。林森回应的，是“五四”前后兴起又中断的，在新时期得以再现的，属于夹缝人、零余者的个体生存焦虑问题，是一个有限个体如何鼓起勇气为绝不完美却珍贵的往昔唱起挽歌的问题。这首挽歌并不一定好听，这份勇气并不一定合乎时宜，这种生活方式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有意义了。

二、怀旧者与他的洞穴

前文已经提到，《岛》与《海里岸上》的众生，对应着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选择。新时代的推动者，如主导老村拆迁与鬼岛开发的政府、宋记者、收购砗磲的书法家等；过渡者，如伯父；抗拒者，如二堂哥与阿黄；怀旧者，如吴志山与老苏。

从具体的文本实践来看，林森在洞察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并未选择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入手书写现实，而是向前的发展与向后的怀旧双线并行，发展影响着怀旧的步伐，将其带回大不同于旧日的面貌中，一波三折地完成融合，最终再给予怀旧者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往昔的机会。林森并未以更传统的宏大叙事策略来呈现时代变幻发展的历程，而是以肌理化的书写，聚焦于两大作为缩影的主人公，去回答新的时代环境下的社会问题。广阔的海洋与精巧的小岛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默契的结合。当老苏的儿子与四堂哥在洪流中寻找着立锥之地，最终却焦头烂额时，林森给予了怀旧者更多的生存空间。我们不难看出林森的愿景：书写时代是当代长篇小说不可或缺的使命，但作家幽秘的神思，恰在时代之外。小说毕竟是现实性与文学性共鼎的虚构世界，吴志山与老苏也确然回应着现实的另一种可能。

那么，我们究竟从这两位怀旧者身上看到了什么？其中一方面便是遗世独立。这二人皆无法适应往日不再的生活，但选取的方式比二堂哥的悲壮与阿黄的痛楚来得温和许多。林森给予了他们伴身的信物，以其传承至今而不朽灭的珍贵性，与独自过活的寂寞达成了公平的交易：老苏因老伴儿去世失去了敞开心扉，讲述数十年航海生活的机会，便以《更路经》与老式罗盘为至宝，日复一日用木麻黄的老根雕琢着象征遗憾与回忆的海船；吴志山度过冤屈的十年牢狱生活，归乡时面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实，孤身定居于无人岛，垒起鱼塘，挖好洞穴，以鱼与酒寂寞度日，等待死亡带走他与海沙。老苏的怀旧者身份，本质上出于不可抗拒的岁月磨蚀；而吴志山，则出于过往的痛苦与现实的陌生。两位几乎脱离了时代前进步伐的老人，安于旧窝之中。林森试图将其呈现为一种在寂寞中怡然自得的生存状态。“有谁见过夜色苍茫中，从海上飘浮而起的鬼火吗？咸湿凛冽的海风之中，它们好像在水面上燃烧，又像要朝你飘过来，当你准备细看，它一闪而逝。”对于鬼火的书写，恰是林森要在两位老人身上表达的“岛性”，朦胧至极而又确实存在于他的心中。

当我们闲游于海南岛，立于山崖，望向大海，会有那么一瞬觉得：生活不该只是这样。当每个人试图和光同尘的瞬间，属于心理的斥力就会发出警示。现实越是带给普通人焦灼之感，人就越是需要这种遗世的奔逃。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周旋于水流中，奋力抓取每一根稻草，而在于有选择地离开。“这是他的岛，是他的地盘，即使要死，也得回到这座岛上。”平塔岛象龟“孤独的乔治”依偎着它的水坑，于连将他躲藏的山洞视为隔绝世界之地，老苏与吴志山亦需要自己的寄托之所。

但需要注意的是，老苏和吴志山的独立具有必然的现实的妥协性，同时也是一种被动的独立。前者不得不将老船出售，为自己的儿子忍痛出卖《更路经》和罗盘；后者也必须不定时回到渔村售卖海产、购买物资以维持孤岛生存。这种不彻底的独立蕴藏着某种暗示：现代人，哪怕只是生活在现代的，保有传统精神态度的人，无论逃得多远，也不得不为了保证自己的人之本质而短暂地回归社会，以确认自己的存在。

另一个方面则是前进与融合。老苏与吴志山，在怀旧者的身份之外，亦有些鲁迅笔下过客的色彩：远离布施，无谓于坟与百合花，而是不断努力地平复自己的内心。二人奔逃的终点，是从神游中回归于现实生活，并于现实中完成被接纳的过程，从退休老人变成传奇老船长，从“鬼岛怪人”变成吴氏叔公，再寻此心安处。他们诚然在撕扯着旧己，但同样也在融合着新己。

这种撕扯伴随着一种心理上的死亡倾向。老苏和吴志山都不约而同展现出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求死欲”。弗洛伊德把求生的本能命名为“厄洛斯”（Eros，即爱欲），把求死的本能称之为“桑纳托斯”（Thanatos，即死欲）。前者表现为人们追求繁衍生存、爱与建设的创造，后者表现为人们向内自毁自虐、向外侵略征服的破坏。“老苏很清楚，继续往下，就会永远留在海里了。他明明知道后果会怎样，可海水更深处，还是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份吸引力一方面来自海洋，来自他不愿回归现实妥协的一种抗争的映射，同时也来自死亡。死亡与海洋一样未知，那些死去之人的面孔在老苏眼前浮现，死亡不再成为引发恐惧的存在，而是让人目眩神迷，让人感到安详，如若不是有人相救，老苏可能就真的回归海洋了。而吴志山也面对着同样的情况：“海里有着一股巨大的磁性，吸引着吴志山前往。”此时此地，没有人能拦住他，所以“巨浪卷来，吴志山如愿以偿”。

林森的“岛性”，以离开为符号，但决然不是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反而是以离开的方式完成融合。在现实的世界里，东风并不知谁要向山而行，檐间的声声积雨亦不能凭空吹断。这是属于林森的，既浪漫又清醒的人文关怀。

三、林森与他的“岛性”

那么，林森心中的“岛性”究竟为何物呢？他并未批判在现实生活里焦头烂额的人，并未过多倾诉对于无力反抗家园拆毁者的同情，也未曾给予在海浪上运筹帷幄、在孤岛上独守数十年的两位怀旧者以宏大的歌颂叙事，而只是以一种扎实的叙述节奏，四平八稳地在纵向上开拓着空间，讲述着众生在数十年间的故事。

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那就是林森其实并不常用海南本土的方言参与他的相关创作。哪怕故事背景就是海南，故事主人公亦是海南人，但他们的话语却常常以更加通行的现代普通话为主，即便是老一辈也不例外。可见，林森并没有选择以一种更具地方色彩的语言模式去构建他笔下的琼崖人物，而是通过更加通行的语言去表明：无论新老、无论身份，这些角色都是具有现代性的“新”角色；这个故事也绝不局限于海南这一岛之地，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作品。

林森的“岛性”，在笔者看来是“尊重徒然的必然”。海南岛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千年安于中国的南海之上，它的一切都刻印着属于“老”的痕迹，老到仿佛天成。但它并没有以此脱离于时代的发展与前进，反而成了排头兵。当老村轰然倒塌之时，当老船成为海边餐厅的包厢时，当老苏的儿子变卖着砗磲时，许多人心中的“岛性”，也就随之消散了。但林森想要表达的“岛性”，是让荒谬和无奈拥有存在和认识的空间。于必然之中找到偶然，从偶然中发掘徒然，在徒然中和解自然。给予徒然空间，也是尊重必然的表现。

当代作家无法回避他们的时代使命，海岛的孩子也无法抛却他们对初始地的热爱，林森正以老苏与吴志山，谨慎地寻找着平衡。当他们漫游到生命的边界，停滞在过往的一瞬时，林森将他们送还这个时代。没有人属于过往，但每个人最终都要成为过往。恰如吴志山家门前的对联：“半生心事秋凉春暖愁岁月，永世恩情林秀风清忆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