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代唐诗选本角度看“四杰”接受史

对不同时代唐诗选本中收录的“四杰”诗歌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四杰”在历史上的接受程度和传播情况，从而揭示我国古典诗歌传承与发展的脉络。

一、唐人选唐诗收录“四杰”诗歌情况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十三种：许敬宗《翰林学士集》、崔融《珠英集》、殷璠《丹阳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李康成《玉台后集》、令狐楚《御览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佚名《搜玉小集》。其中收有“四杰”之诗的只有两种：《玉台后集》和《搜玉小集》。十一种唐诗选本未收录“四杰”之诗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选本选诗范围限制。其一，地域限制。殷璠《丹阳集》只录吴地人。其二，时代限制。殷璠《河岳英灵集》唯选盛唐；元结《箧中集》所选乃元结同时代之人，时间在盛唐之后；令狐楚《御览诗》所选三十家为中唐诗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专录肃宗、代宗二朝之诗；姚合《极玄集》所选盛唐、中唐诗人，以中唐居多。其三，官职限制。许敬宗等撰《翰林学士集》，所收乃是太宗君臣唱和诗，反映唐初宫廷唱和的盛况；崔融《珠英集》收唐武后朝预修《三教珠英》的朝士集，“四杰”皆“才高而位卑”，故不在此范围。

其次，选本选诗标准限制。芮挺章《国秀集》序称所收诗为开元（713）以来至天宝三载（744），但实际所收，却含高宗及武后时人，如沈佺期、宋之问，“四杰”及陈子昂诗均未收。韦縠《才调集》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个唐人选唐诗的本子，唐代各期均有选入，晚唐为多，初唐最少，只选沈佺期。而宋之问、沈佺期皆晚于“四杰”。检该集所选诗作，基本为五七言律绝，所谓“清词丽句”的选诗标准，其实首先受诗体的框定，“四杰”的时代律诗尚未定型，不入此“清词丽句”之选不足为怪；另外，“国朝大手名人”的选人标准也使得“才高位卑”的“四杰”不入此选。韦縠称《才调集》选诗之旨为“韵高词丽”，检其所选诗体，仍以近体为多；所选诗歌，又以晚唐为多。

最后，当时选诗风尚限制。当时的选诗风尚：一种是初唐宫廷的趣尚，《翰林学士集》与《珠英集》就是该种趣尚的体现。受此影响，《又玄集》所选初唐只有宋之问，《才调集》初唐只选沈佺期。没有在宫廷中做过文学侍从的“初唐四杰”，自然不在其中。另一种是选本重盛唐、中唐、晚唐，初唐诗人往往被略过。在现存十三种唐人选唐诗中，除《翰林学士集》《珠英集》《搜玉小集》《玉台后集》，其余皆为盛唐、中唐、晚唐诗选本。当宫廷诗受到批判否定之后，选诗要建立盛唐及其以后的标准，往往把整个初唐诗略过，不录“四杰”也是自然。

综上，《搜玉小集》和《玉台后集》在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中，确实独具特色。《搜玉小集》现存收录34位诗人的61首诗歌。收录“四杰”情况如下：

紫骝马

杨炯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

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秋。

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王昭君

卢照邻

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

肝肠随玉辇，形影向金微。

汉宫草应绿，边庭沙正飞。

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

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骆宾王

忽上天山望，依然想物华。

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

行叹戎麾逺，坐令衣带赊。

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

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

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

九日升高

王勃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傅璇琮在《搜玉小集》前记中写道：“所书所收为初唐至开元前期诗人，排列次序似先为应制诗，次为边塞歌行、古诗，又次为闺情怀人之什，又次为岁时应景，又次为行旅述怀，但具体排列上都颇为混杂，看不出编选意图和选诗标准，也可能从十卷本的《搜玉集》节取而成。”《搜玉小集》是以诗歌题材选录的，诗歌有古体，也有近体，包括宫廷诗人之作，但大部分是宫廷之外的诗人之作，可见编者是以题材内容、诗歌水平来选录的，而非诗体和官职。由此可知，“四杰”在初唐诗歌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玉台后集》乃是李康成上承《玉台新咏》编选梁代至唐代吟咏妇女生活之诗，收录61位诗人的89首诗作。吕玉华称皆“艳而不靡”之作。《玉台后集》收录“四杰”之情况：王勃《铜雀妓二首》，杨炯、骆宾王、卢照邻皆存名，而选诗篇目不详。

铜雀妓二首

王勃

金凤邻铜雀，漳河望邺城。

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

舞席纷何就，歌梁俨未倾。

西陵松槚冷，谁见绮罗情。

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

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

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

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从《玉台后集》选诗的内容和标准来看，“四杰”诗作被看作上承齐梁绮靡文风。

总之，从唐人选唐诗来看，“四杰”在初唐诗坛是有一定地位的，但因为“才高而位卑”，所以初唐的一些宫廷诗选本，并未选录他们的诗歌。而盛唐诗歌确立标准之后，初唐诗歌便不再受到重视，“四杰”自是被看作上承齐梁绮靡文风的部分，被排除在外。

二、宋金时期唐诗选本收录“四杰”诗歌情况

宋代唐诗选本包括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赵师秀《众妙集》、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刘克庄《千家诗》等。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赵师秀《众妙集》均未选录“四杰”之诗。《唐百家诗选》二十卷，选唐诗人104家，诗1200多首，多为中晚唐诗。只在第一卷中选初唐诗人4人，共12首诗，未选“四杰”之诗。赵师秀《众妙集》凡选76人，主要为大历诗人和晚唐姚、贾诗派，其关注重心不在初唐。

刘克庄选注的《千家诗》全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多选录唐宋诗人的绝句和律诗，所谓分门纂类，即按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将选录的诗分成十四个门类，二十二卷。现存《千家诗》版本中收录“四杰”诗歌：杨炯《夜送赵纵》、骆宾王《易水送别》、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三首诗皆为送别五言佳作，可见刘克庄对于“四杰”关注欣赏之处。

金元好问辑《唐诗鼓吹》共十卷，“择选唐诗人96家，诗作597首……共选录盛唐王维等人7家18首诗作，中唐柳宗元等人33家107首诗作，晚唐谭用之、李商隐等人52家438首诗作”（陈伯海《唐诗学史稿》）。初唐诗歌并未收录，可见其关注重心在于中晚唐诗歌。

综上，可知由于选编者重视中晚唐诗歌，“四杰”诗歌在北宋中后期至金代较少受到关注。

三、元明清时期唐诗选本收录“四杰”情况

通过对元、明时代唐诗选本选录“四杰”诗歌分析可知，元人方回《瀛奎律髓》流露出对“四杰”五言律诗的肯定，以及“四杰”对梁、陈风气的变革。杨士弘《唐音》明确肯定“四杰”诗歌“一变而开盛唐之先”。明人高棅《唐诗品汇》承袭这种观点，“四杰”诗歌一变齐梁之风而开盛唐之先的贡献在明代得以确立，“四杰”地位形成。明清时期著名唐诗选本对“四杰”诗歌选录，可见对“四杰”律绝之肯定。

元方回《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收录385位唐宋诗人的五、七言律诗3014首（重出22首，实为2992首）。按题材分编为四十九类，每类又分五言、七言，大致按时代先后编排。每卷有小序，各诗人附有小传，诗则多评注圈点，是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唐宋律诗选本”。此书选诗以盛唐之选最多，中唐亦多取之，其对晚唐评价虽低，但“亦不容不取之”。可见，其对于初唐并不重视。关于“四杰”之诗仅选骆宾王《在军中赠先还知己》《灵隐寺》《酬思玄上人林泉》和王勃《游梵宇三觉寺》。然而从其评语中可见其对“四杰”五言律诗之关注。其评价骆宾王《在军中赠先还知己》：“字字在律，工不可言。”评王勃《游梵宇三觉寺》：“四十字无一字不工，岂减沈佺期、宋之问哉？”可见其肯定“四杰”五言律诗之工，且对“四杰”对齐、梁之风转变的贡献，有所关注。

杨士弘《唐诗始音目录并序》：“杨炯十首、王勃三十五首、卢照邻二十八首、骆宾王二十首。上四人，通诗九十三首。自六朝来，正声流靡。四君子一变而开盛唐之端，卓然成家。观子美之诗可见矣。然其律调初变，未能纯，今择其粹者，列为唐诗始音云。”这就明确肯定了“四杰”对于文学流变的推动作用。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承袭《唐音》对“四杰”的肯定。五言古诗列王勃、杨炯、骆宾王、卢照邻为正始，目录后道“永徽以还，四杰并秀于前”。七言古诗列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为正始。五言绝句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正始，目录载“唐初工之者众，王杨卢骆尤多”。七言绝句列卢照邻、王勃为正始。五言律诗列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为正始，目录载“唐初工者众，王杨卢骆四君子以俪句相尚，美丽相矜，终未脱陈隋之气习”。五言排律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正始，目录载“永徽以下，王、杨、卢、骆倡之于前，陈、杜、沈、宋极之于后”。七言律诗未收四杰。可见，明人对“四杰”在五古、七古、五绝、五律、五言排律体裁上开盛唐之先的肯定。

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文体演变过程中“四杰”所起的作用做了较清晰的描述，“四杰”将前代的文风、诗风与初唐的开放之风相结合，使得以七言绝句、古诗、五言律诗、七言歌行、五言绝句等为代表的诗歌体裁趋于完整。

明清时期唐诗选本对“四杰”诗歌的选录，可见明清时人对“四杰”诗歌开创盛唐之先贡献的肯定。

明人唐汝询《唐诗解》选录情况：七言古诗，王勃1首；歌行长篇，卢照邻1首、骆宾王1首；五言绝句，王勃6首、杨炯1首、卢照邻1首、骆宾王2首；七言绝句，王勃1首；五言律诗，杨炯1首、王勃2首、骆宾王1首；五言排律，杨炯1首、卢照邻1首、骆宾王3首。

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收录情况：七言古诗，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各1首；五言律诗，王勃2首、杨炯1首、卢照邻1首、骆宾王1首；五言长律，杨炯1首、卢照邻1首、骆宾王3首；五言绝句，王勃1首、卢照邻1首；七言绝句，王勃1首。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选录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骆宾王《在狱咏蝉》（五律）。可见，清人对“四杰”诗歌开创盛唐风气之先的肯定。

综上，通过对不同时代唐诗选本中收录“四杰”诗歌分析，可大致得知“四杰”诗歌接受史。有唐一代及宋初，选编者观点多为“四杰”诗歌上承齐梁绮靡之风，宋后期至金代，唐诗选本重心在中晚唐诗歌，对于初唐诗歌多不关注，故“四杰”诗歌在这一时期并未受到关注。元代之后，“四杰”凭借文坛上的开拓精神获得了一致承认，明清诗歌选本历史性地说明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