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女人之约》中兰医生的女性事业观
作者: 张永国
兰医生是毕淑敏小说《女人之约》中的女性人物,不是主人公,但她是小说中订下“女人之约”的女厂长与女工郁容秋之间的联络者。兰医生既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小说故事的“旁观者”,她的女性事业观基本是,女性不应像女厂长那样“劳心”,不应像女工郁容秋那样“劳力”,不应像催款员郁容秋那样“劳身”,而应像自己当医生一样,投身稳定的公共服务行业,三不劳。这个事业观可能给女性读者思考职业发展时带来一些历史负担和现实惰力。
一、兰医生有“想法”
小说《女人之约》首发在《青年文学》杂志1992年第8期,讲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立约、弃约的故事。某工厂深陷三角债旋涡,女厂长无奈之下以贴黄榜的形式不拘一格地从厂里选拔清欠业务员。“美貌、机智、令男人神魂颠倒”,曾因“作风问题被人抓住”过的普通女工郁容秋揭榜,通过了厂长面试。她与厂长约定,倘若她出色地完成规定的清欠指标,厂长要代表全厂给她鞠一个躬,厂长同意,这就是“女人之约”。当郁容秋通过喝酒录音、以男女关系为幌子搅扰债务人家庭等手段完成指标后,身体也垮了。厂长十分感谢和同情郁容秋,花大钱为她治病。但是,直至郁容秋在医院去世,厂长都拒绝履行当初的约定,因为厂长“要保持作为厂长的价值”。小说中的兰医生是郁容秋所在工厂的医务室负责人,也是女厂长与郁容秋之间的联络者。
小说开篇写兰医生快下班时,收到郁容秋的病危通知,于是下班后没回家,先到医院探视郁容秋,并在那里答应了后者的请求,到厂长家里传话,提醒厂长履行“女人之约”。厂长反应很大:“郁容秋说的?她告诉你了?她至死都不忘这件事吗?”厂长显然紧张起来,焦躁地站起身,在地毯上走出很急遽的步伐。最终厂长告诉兰医生,作为女人她同情郁容秋,如果自己是普通人,可以给她鞠躬;但作为厂长,她不能向这个卑贱的女人屈膝,否则会形成厂内经久不息的新闻,甚至会演绎成骇人听闻的传说。
然后小说这样写道:“兰医生的思绪像秋千一样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她觉得环境太能左右人的意志了。在充满华贵和死亡气息的干部病房里,她义无反顾地同情郁容秋。在女厂长家,地面被女人焦灼脚步磨擦出战壕样的痕迹,她想:女人能够干的事业,除了从医之外,实在是很有限的……”
兰医生被厂长的步伐—像战争年代男人们在战壕里来回走动那样,感染了。她认为当一个女厂长真不容易,厂长这份工作真不是女人干的。《20世纪末文学作品精选 短篇小说卷 女人之约 中》收入这篇小说时,句子做了调整,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更明显—“女人的步伐也踩出战壕样痕迹”。也就是说,男人踩出战壕样的痕迹很正常,女人也这样,就很不正常或很不容易了。
兰医生的看法是,管理一个厂子、外出催款都不是女人能够干的事业。
二、兰医生的具体“想法”
为了更好地分析兰医生的想法,我们可以先看看郁容秋、女厂长和兰医生的职业情况对照,并将其命名为对照一。
郁容秋“前期”的职务是厂里的最普通、最卑微的四级车工,“一天八小时站在机车旁边苦熬苦挣”。她的工作能力强,在车床前“轻车熟路,手艺不错,车出来的活计像她的衣服一样清洁合体”。小说未明确提及郁容秋的职业影响力。
郁容秋“后期”的职务是厂子的清欠业务员,是催款员。她的清欠能力很强—“这活全厂再没有比你干得更好的了”。她的职业影响力是,在厂子里立下汗马功劳,在厂子经济形势最恶劣的时候给了厂子莫大的帮助;平日不屑理睬郁容秋的兰医生,也开始向她示好;厂里众人在男女关系上对郁容秋骂归骂,但表面上对她客气多了,厂里头头脸脸的科长们也对她点头示意;郁容秋在催债过程中病倒,厂里安排她住院,厂长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病人,“要血有血,要钱有钱”,并且厂里有关业务部门都来医院里看望过她。
女厂长的具体职务是“一家重工业工厂的掌门人”,她是“叱咤风云”“干练的女强人”,是“全厂几千人的当家人”,是“卓越女企业家”。她的职业影响力是,“全厂的人都崇拜厂长”“一大群男人簇拥着她,她颐指气使地吩咐他们,每一句话都是圣旨”。
兰医生的职务是工厂医务室负责人,她是“负责的医务工作者”“常给厂长看病”。她的职业影响力在小说中说得不多,但提到兰医生“在厂里平日要属第一世界”;郁容秋因清债立功后,“对所有以前伤害过她的人都趾高气扬,对一般人也爱答不理,但对兰医生,始终十分尊重”。
兰医生之前“根本不屑理睬郁容秋”,一是郁容秋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二是郁容秋在厂里的地位低,所做的工作不是“女人能够干的事业”。郁容秋在成为清欠业务员后,工作出色,大出风头,厂里人对她多了尊重,但这是表面的、临时的。等她以“性别”为斗争手段,为工厂催款付出健康乃至生命后,厂里人仍在内心看不起她。
女厂长虽受全厂人的崇拜,但当工厂陷入三角债危机时,她“五内俱焚,……像无米下锅的小媳妇”“心急火燎,恨不能用钢钎把太阳穴打个洞,让脑浆凉快凉快,想出一个好办法”。等厂长好不容易选出一个催债人才郁容秋,“全厂掀起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厂长已经山穷水尽,穷途末路”,厂长不得不“以自己卓越女企业家的人格,在为一个下贱的女人做名誉上的担保。这种牺牲和这种代价,只有在其位的人才能体验到”。
统而言之,兰医生觉得女车工太“劳力”,女厂长太“劳心”,女催债员太“劳身”,这三种职业都不是女人该干的、能干的;而女人从医则在力、心、身方面都不至于过“劳”,是“女人能够干的事业”。
三、事业“想法”与性别“看法”
兰医生认为索债不是“女人能够干的事业”,主要是因为索债难,郁容秋付出的是女性的身体、名声,这与性别角色关联紧密。下面是郁容秋、女厂长和兰医生的性别角色及行为情况对照,命名为对照二。
郁容秋“前期”在家庭生活中会领着别的男人进自己的家,她丈夫也会把陌生的女人领回家,她女儿“不过十六七岁,打扮得像个少妇,也常有男孩子来找她了”。郁容秋“前期”在工厂中令男人神魂颠倒,外号“大篷车”,被骂作破鞋,“她不如一般的工人,她受过处分,名声很坏”。
郁容秋“后期”的家庭生活是,因清债弄垮身体而住院,几乎没有人来看她。她丈夫不知与什么女人寻欢去了,她女儿也早有了自己的幸福,顾不上照看郁容秋。郁容秋“后期”虽然出色地替工厂清债,但厂里众人背后议论她从“大篷车”变成“国际列车”了。发奖金的时候,有的人说这是“大篷车”卖相挣回来的钱,众人大笑。厂里人员来医院看望郁容秋,进门后根本不坐椅子,好像怕病毒会透过厚的衣裤,像蚊子一样叮进他们肉里。
女厂长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及性别关系,小说未明确提及。在工厂中,“全厂的人都崇拜厂长”,她是一家重工业工厂的掌门人,“做女人做到这个份上,多么气派呀!”其实这里说的不完全是厂长的性别角色,更多指向她的权力角色。
兰医生在家庭中“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回到家里,放下蔬菜,洗净手上的泥,就去凉台上收衣服。她在工厂中的性别角色及影响,小说未明确提及。
从兰医生的做法推断,她会认为女人在家庭中应该做贤妻良母。而郁容秋则背道而驰,她是放荡的妻,是把女儿也熏陶得轻浮的母。郁容秋与丈夫为什么要各自寻找陌生的异性来寻欢?“人们总要问清是谁开的头,以便多少能排出个道理来。但郁容秋家的这种局面,已经好多年了,没有人知道谁打的第一枪。”其实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夫妻是相互促成的,谁开的头真的没那么重要。郁容秋出生在普通人家,心比天高,想成为出类拔萃的女人,但没有机会。郁容秋与丈夫不在一个工厂工作,可以推断她丈夫在他的工厂也不属于“第一世界”,否则按照现实主义小说《女人之约》对应的时代社会背景,郁容秋在她的厂里不太可能长时间只是普通的四级车工。也就是说,丈夫满足不了郁容秋出类拔萃的愿望。丈夫不能满足妻子的愿望,只好去满足其他女人的愿望,实现自我满足。郁容秋靠着美貌、机智,以令男人神魂颠倒的手段支撑自己的全部自尊;她靠着肉体征服“冠冕堂皇,当着众人讲大道理”的男人。但郁容秋的这种自尊和征服,换来的却是众人的暗骂。在郁容秋出色地干出一番事业,即成功地替工厂催债后,针对她的骂声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她从“大篷车”变为“国际列车”了,因为她在催债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发挥了“性别”的能力。
从对照一和对照二可以看出,从女厂长到普通工人,厂里对郁容秋催债员的能力是认可的,但对催债能力的一部分—催债手段,即性别角色的发挥是鄙视和嘲弄的,因为性别评价标准对女性要求更严。郁容秋与多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就被起了外号“大篷车”,与郁容秋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们则逃离了骂名,如郁容秋所说的那样,“以前有不少男人跟我好过,可他们当着人从不理我”。郁容秋的勇敢“征服”和不少男人的“怯懦”回避形成对比,而这些是厂子里的众人不容易意识到的,或者说评价的尺子基本掌握在男性这一社会性别的手中。
郁容秋说自己没有机会出类拔萃,但“她不佩服男人,她觉得自己能征服他们。她佩服女人,尤其佩服不用她这种手段征服男人的女人”,女厂长显然是最好的代表;兰医生也不错,因为郁容秋自始至终以“您”来称呼兰医生。那么看看三个女人与厂里众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以下是对照三,即三个女人的受教育水平,知识、素质与才能,在社会中的职业、职务,与厂里众人的显著关系。
郁容秋在“前期”,学历低,有“机敏的思维和伶俐的唇舌”,是最普通、卑微的四级女车工。她与厂里众人自然是同事关系,包括上下级关系。但显著的关系还是私人的、性意识方面的性别关系,外号“大篷车”就是例证。
郁容秋在“后期”,前两者不变,但职位是清欠业务员,是催款员。她与厂里众人是短期、间接的金钱上的施惠、受惠关系。当然,性意识方面的性别关系仍然存在,即大家仍在谈论她的外号“大篷车”“国际列车”,以及卖相挣钱的行为。
女厂长受过高等教育,懂几国外语,有高超的管理经验。她是厂长,是一家重工业工厂的掌门人。她与厂里众人是稳定、公共的上下级关系。
兰医生是知识分子,平日很聪慧。她是工厂医务室的负责人,与厂里众人有着稳定、公共的医患关系。
因此,女厂长和兰医生“征服”男人靠的不是性别“武器”,而是基于才能、职务的,稳定的公共权力关系或公共服务关系。把对照三与对照一联合起来看,可以知道兰医生认为“女人能够干的事业”须是稳定、公共的服务型行业,既不那么苦累,也不那么焦虑,相对远离权力主阶,又不跌入权力底层。
郁容秋眼中的出类拔萃者、处在工厂权力顶峰的女厂长是怎样看待她与郁容秋之间的阶梯关系的?女厂长说郁容秋“就要死了,我却还活着,还要给几千人当家。好比一个家里的爷爷,给一个不孝子孙鞠躬,你说我以后还能否有权威?”女厂长在打比方时给自己换了性别,以年老的男性形象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并给郁容秋也换了性别,命名为“不孝子孙”。这显然是对男权—宗法制思想资源“无意识”但“有效”地征用,揭示了“女厂长”这一“权力名词”的现实偏正结构。因此,当郁容秋问“你扮的这个厂长是个男的还是女的”时,得到的回答是“男的或是女的,这有什么关系呢?是厂长,这一点就足够了”,这是厂长在“正”名。
郁容秋与厂里男人们的显著关系,具有私人性、短期性等特点,无法长时间大面积“征服”男人们。
综上所述,毕淑敏小说《女人之约》中的兰医生对女人的理想事业抱有以下想法:工厂里女厂长“劳心”甚于男性,女车工“劳力”太过,女催债员“劳身”太过,都不是“女人能够干的事业”。在普遍的男性话语中,女性的理想事业恐怕不是投身主流的权力场,挑起重担,也不应致力于性别上的“征服”游戏,而应投身稳定的公共服务行业,例如从医,保持在“第一世界”。这是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笔下一个女性正面人物兰医生的女性事业观,其中应该也投射了女作家的一部分真实心理。而无论这个正面人物还是作家本人,恐怕都是那个时代中国相当数量女性的观点和心理的代表。性别“征服”游戏固然不好,小说也揭示了郁容秋挑战性别“规则”的悲剧性,引人思考社会性别平等与否的问题。但若主动放弃挑重担的事业追求,是不是会给女性读者思考事业发展加载些许历史负担和现实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