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与郑文焯诗词隐逸思想比较研究

梁启超曾经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评价道：“清代大词家固然很多，但头两把交椅，却被前后两位旗人—成若容、文叔问占去，也算奇事。”清代杰出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虽居庙堂，少隐逸之作，但从其词作中亦能读出隐逸之情；而郑文焯则不乐仕进，在江苏游历四十余载，常以鹤自称，所作词句多透露隐逸之情。纳兰性德短暂的一生即逝，对他而言，贵族的身份更像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束缚，锁住了他想遨游江湖山水的脚步；郑文焯在苏州三十余年，爱好文艺，多与诗友吟咏雅集，常与友人在山水间徜徉，发出对隐逸的向往之叹。

研究纳兰性德和郑文焯的生平，分析他们的生平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短句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在词中运用隐逸意象表达隐逸情怀的时候各有异同。个中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一、二人不同的仕途经历和人生态度

纳兰性德作为权相纳兰明珠之子，门第显赫，自小博览群书，文武兼修。他十九岁时成为贡士，二十二岁时考中进士。康熙皇帝破格授予他三等侍卫之职，累迁为一等。他随皇帝南北巡游，游历四方，也经常与皇帝唱和诗词，因称圣意屡获覃恩。纳兰性德兼具文韬武略，是人人艳羡的青年才俊，帝王器重的近臣，是在世人眼中前途无量的达官贵人。但身为诗文艺术奇才的他，却对庸俗的官场和侍从生活产生了厌倦，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纳兰性德，冯统编校《饮水词》）。最终，纳兰性德早逝，年仅三十一岁。身后留下一卷《饮水词》（也称《纳兰词》），哀感顽艳，缠绵悱恻，为人传诵至今。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之人多为前朝遗老之后或者命运坎坷的文人，这些不落俗套之文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如顾贞观、朱彝尊、陈维崧等。他交友不问出身，只求心意相通，其住所渌水亭也因文人骚客多汇聚于此而出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康熙时期民族文化交流。纳兰性德与汉族文人交往甚密，究其原因，是纳兰性德自觉向汉族知识分子汲取他所中意的汉民族文化，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的理想抱负和高尚情操，完全不同于其他权贵之家的纨绔子弟。

我们再看郑文焯。郑文焯，字俊臣，号叔问，又号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自称郑玄后代。光绪元年（1875）中举，曾任内阁中书。后因故放弃仕进，舍官南下，入江苏巡抚吴元炳幕。从此，先后担任十九任江苏巡抚如黎培敬、卫荣光、崧骏等人的幕僚，长达三十余年。因喜爱吴地湖山风光美景，遂寄居苏州，自号江南退士，好与文人来往。后世将他与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称为晚清四大词人。辛亥以后，郑文焯以遗老自居，继续居住在苏州，自比陶潜。

光绪六年（1880），二十五岁的郑文焯弃官南游，客居在苏州时常往来于灵岩、光福、邓尉之间，以著述自娱。年轻时的郑文焯喜文、喜诗，直到三十岁左右才爱上填词。郑文焯的词，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哀时书事类；二是写旅居地山水之美和归隐之趣。他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恋旧赠友怀人、感慨生平、落魄潦倒于江湖的作品，充满了凄苦哀怨的情调，真实鲜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失意的文人经历坎坷、壮志难酬的悲观情绪。

二、纳兰性德和郑文焯隐逸作品的相似之处

虽然所处时代、人生经历和各自的结局不同，但二人之词，在隐逸意象的用法上有其相似之处。

（一）二人作品中所具有的共同意象

1.鹤

纳兰性德曾作诗：“鹤生本自野……仆亦本狂士，富贵鸿毛轻。”纳兰性德身为相府长子、御前侍卫，以鹤来寓意自己的自由天性，借被矰缴射下不能展翅高飞的鹤类比被富贵头衔困住的自己，并以此表明自己不慕名利，只求能自由飞翔，归隐山林避世一生。纳兰性德又化用陆机的典故讽刺“华亭鹤”，来表明自己的向往，本性是“落拓人”，欲畅游于天地间，浮华虚名不是自己所愿，“揽衣起长歌，明月皎如玉”。如此自在闲适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荣名”对于向往自由悠然生活的纳兰性德来说却是“辱”。

郑文焯也曾以鹤自比，在诗作《舟泊木渎、陟灵岩，下山憩无隐庵，北登天平、下支硎南麓》中写道：“我是支家旧黄鹤，无端羽翼落尘寰。”清末民初文人叶德辉在《大鹤山人遗书序》中记录道：“性爱鹤，尝蓄一鹤，见客则鼓翼舞迎阶下，因自号‘大鹤山人’。”光绪六年（1880），郑文焯被江苏巡抚吴元炳聘为幕客，乃携眷南下。赴苏后，郑文焯爱好吴地山水。郑文焯在光绪七年（1881）梦游石芝崦，所梦之境是幽静的山林间，此中还有白鹤的身影。当时的郑文焯只做幕僚一年，却被吴地的山水风光所吸引，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隐逸之情初显。几年之后，郑文焯已经决心完全放弃仕进，继续幕僚生活，这段时间他所作的题画词归隐之意毕露，如《瑞鹤仙·题自画大鹤天归隐图》，词中的“鹤”形象高洁、清丽，“问冲霄一羽，乘云万里，几阅沧洲变景”，阅尽沧桑变幻后，遂归隐仙山。

鹤在二人的作品中不仅是隐逸的象征，还是二人高尚的品德和节操的象征。二人幻想自己能脱离人世繁华，留一身洁白，隐遁于世。

2.竹

纳兰性德描绘心中向往的闲适生活，作《鹧鸪天·小构园林寂不哗》。在静谧的小院碌碌无为也不感到焦虑，悠闲自得地虚度光阴，才是纳兰性德所向往的寄情于山水，悠闲隐逸的生活。又其赠予好友梁佩兰的《点绛唇·寄南海梁药亭》中的“回首风流，紫竹村边住”之句，隐隐点出几许隐逸情怀，淡泊情调。

与此类似，郑文焯作《鹧鸪天》描绘的闲适生活是这样的：“水竹依稀濠上园，苍烟五亩绝尘喧。半床落叶书连屋，一雨漂花船到门。”郑文焯向往的山水生活同样是远离喧嚣的园子，在自己的天地与书、与花、与竹为伴。竹子除了能作为隐逸意象外，还是文人表达自己坚韧不拔有气节的高尚品德的常用意象。二位词人除了借用“竹”来表现隐逸之情外，也表明自己宁可隐逸深山也不改坚韧不拔的高洁品德。

3.渔父

纳兰性德所作《渔父》一词如下：

收却纶竿落照红，秋风宁为翦芙蓉。人淡淡，水濛濛，吹入芦花短笛中。

词人通过形容傍晚落日映衬晚霞时分收渔的景象，描绘了渔人悠然自在、逍遥恬淡的情趣，寄托了其“山泽鱼鸟之思”。全词格调高雅，意蕴深远，极缱绻婉约之致。此词是能证明纳兰性德婉约词风的代表作之一。唐圭璋先生评价这首词：“风致殊胜。一时胜流，咸为此词可与张志和《渔歌子》并传不朽。”（唐圭璋《诗学词论·成容若〈渔歌子〉》）

郑文焯所作“待到门，春涨棹歌来，渔榔集”（《满江红·竹隔桥南》）和“头白渔郎，问重见、洞里桃花何世。流水休恋桃源，蓬莱正尘起”（《琵琶仙·江上早春感事别于晦岩》），以及“梵钟出树岩扉迥，渔火通波雨坞深。连棹路，五湖心。别来三见冷枫吟”（《鹧鸪天》其二），前后三处写到渔榔、渔郎和渔火，表现出词人深深的渔父情结。

纳兰性德和郑文焯的诗词都有用“鹤”“竹”和“渔父”等相同意象表达隐逸之情，夹杂了词人对自己的认知，感叹自己的命运，恨自己生不逢时。而且，隐逸之情有相似之处，缘由都是出于遁世之感。纳兰性德与郑文焯运用“鹤”“竹”等意象自比，表达隐逸之情，但是二人没有彻底放弃仕途（或幕府）避世度日，隐逸之情始终与入仕之志相矛盾。

纳兰性德作为康熙的贴身侍卫期间，时常随御驾出巡，亲见所到之处大多农田荒芜，生灵涂炭。纳兰性德所写的边塞诗词也充斥着忧国忧民的意识。纳兰性德虽然向往自由闲适的生活，却因自身个性很难下定决心去隐逸山林。加上康熙的赏识和家族的荣耀，纳兰性德很难做到辞官出游，做真正的隐逸之士。

纳兰性德的《生查子·短焰剔残花》很直白地流露出词人对仕宦生活的厌倦，词人在下片“欲渡浣花溪，远梦轻无力”中提及“浣花溪”，表露出追寻前贤的足迹，欲到浣花溪畔去过自由无为的生活，可是，词人身处穷水恶山的荒地，与浣花溪相隔甚远。于是，词人只好空叹“梦远轻无力”了。

郑文焯不仅以“大鹤天隐者”自称，还在琢砚之余，别制鹤笺，足见郑文焯的鹤情结和以“归鹤”自比的意图。但是词人入江苏历任巡抚幕府三十余年，其词多表现对朝政动荡，清王朝覆灭的悲痛。同样，词人虽标榜“隐士”之名，也没有做到真正的隐逸，如《扫花游·江上早春短篷听雪悄然感赋》和《采桑子》其一，从词人的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词人常常触景伤情，想到国家的命运不禁伤悲。现实是，在大厦将倾之际，文人很难将自己从水深火热的国家中抽身。

三、纳兰性德和郑文焯隐逸作品的不同之处

纳兰性德和郑文焯的词，虽然都书写隐逸词，但是，因为具体情况的不同，二人在隐逸情结的方面会有不一样的心境。

首先，二人虽然在隐逸词中均有透露生不逢时的自我感慨，但是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时代和人生际遇有差异，导致隐逸情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纳兰性德借助“鹤”和“渔父”等意象不仅表达自己对闲适恬淡生活的向往，更侧重于表达自己视名利为枷锁，渴望摆脱浮名的志向。比如，词人在《潇湘雨·送西溟归慈溪》中写道：“君须爱酒能诗，鉴湖无恙，一蓑一笠。”词人以闲适生活宽慰官场失意的友人，多年漂泊，不免倦游。斜风细雨，一蓑一笠，亦是人间乐事，词人安慰黯然归故里的友人的同时也是抒发心中所想，借安慰友人表达对官场的厌倦，不如一蓑一笠斜风垂钓来得闲适。《菩萨蛮·过张见阳山居，赋赠》一词，表达了词人对自己纸醉金迷的生活产生了厌倦，脱离红尘羁绊，到深山中过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词人平生夙愿。

纳兰性德的隐逸情结更偏向于脱离世俗人间，“‘料也觉、人间无味’。这情绪是纳兰词中经常出现的，因此引起不少揣测。其实他的厌弃尘俗世间的心绪正是从悼亡触发或加剧的”（严迪昌《清词史》）。

郑文焯精通音律，辞藻绮密，作品承姜夔之风，句妍意远，多疏逸意味，但词人感时伤怀的作品却没有其游山玩水、咏景吟物之词晦涩，词作中多见出情真意切之言，如《鹧鸪天·细语檐禽破晓霏》：

细语檐禽破晓霏，竹声凉翠梦先知。酒醒一枕红兰泪，染梦蛮笺剩写诗。

幽事浅，世情稀。閒花飞尽见高枝。一春雨横风狂过，绿遍池塘无是非。

郑文焯的《满庭芳·新治西寮，岁晚叙意，辄题一解，时戊申十月》等这些作品中更侧重的是将家国兴亡的愁苦与自己归隐之意融合，词作充满词人心境矛盾和愁苦，词人的落脚点还是在人生颠沛流离，国家沧桑变化的憔悴上。由于所处国家动荡风雨飘摇的环境中，词人萌生出隐逸避世的想法，想借不问世事的生活逃避现实。

其次，二人隐逸情缘不同。

纳兰性德爱妻早逝，因此词人经常感叹旧欢如梦，沉浸在悲痛的感情之中。在对妻子的追忆悼亡诗词中，词人回忆了和妻子短短几年的甜蜜生活，一起在院子里养花种树，同时流露出词人对隐世生活的向往。《采桑子·冷香萦遍红桥梦》描绘了词人向往和妻子隐居田园，过“月上桃花，雨歇春寒燕子家”的美好生活。

纳兰性德所过的隐逸生活也不是寻一无人处，隐于山林，词人更偏爱江南水乡，渴望在风景秀丽的江南过上闲适的生活，如《梦江南》其四、《梦江南》其十、《浣溪沙·十里湖光载酒游》三首词皆是词人伴圣驾南巡时见到江南风光所感，想要沉湎于青山秀水，以获得心灵自由的一种梦想。再如纳兰性德的《浣溪沙》，作为高贵的皇亲国戚的纳兰性德却以“惆怅客”自称，不仅是因为爱妻早逝，还有虽然贵为皇帝的贴身侍卫，但是没有机会征战沙场建功立业，也未能进入梦寐以求的翰林院，事业夙愿不能得到实现。出身高贵虽然在旁人看来是人生顺遂的关键，但对于纳兰性德来说，贵族的头衔给他的人生枷锁大过于给他的富贵生活。看似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侍卫，但纳兰性德事业上的抱负因为身份被忌惮而没有机会施展。在《采桑子·塞上咏雪花》中，纳兰性德借咏梅花，发出人生感叹：“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而郑文焯生活在动荡的晚清，经历了王朝的覆灭，见证了时代的衰微，所书所想皆为痛苦之音。比起纳兰性德的作品，郑文焯的词作更为沉重和悲凉，如《满庭芳·新治西寮》《忆旧游》等，词人对故国覆灭的悲痛无法释怀，对于颠沛流离的命运无可奈何，萌生避世的念头，寻个幽静去处，不问世事。再如《拜星月慢》（虎气高秋），其实郑文焯在那时已经做到半隐世的状态，只是对清朝的结局难以释怀，人生遭遇使词人心灰意冷，回首半生，怀才不遇，凄凉落魄，有着封建王朝末期文人的共同点，难以将自己完全抽离动荡的人世，内心依旧有着强烈的国家忧患意识，做不到完全隐逸于世，无法过上没有羁绊的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再者，二人在词作表达上也有不同。就表达上说，纳兰性德的隐逸之情多是通过他的边塞词和悼亡词怀念过去，在梦中畅想闲适悠然的生活，以及与亡妻双宿双飞的幻境等内容来表现的；郑文焯的隐逸情在其《樵风乐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多作徜徉山水、流连风景之词。就词人风格来说，纳兰性德词风哀婉幽绝，情真意切，其隐逸词也是真情慷慨，对于人生的无可奈何不加修饰地倾吐在词作中，读之无不令人潸然泪下；郑文焯词风受姜夔影响，亦具有其“清丽”特点，词人研究梦窗词不局限于“晦涩”，而是提倡更深层次的骨气清空，这一理念在其作品中也多有体现。

施蛰存先生所编著的《清花间集》模仿赵崇祚《花间集》原集选词依据将清词编撰成书，其中收录纳兰性德词作二十一首，郑文焯词作十八首。施蛰存先生评郑文焯“其志哀，其情婉，其辞雅，其义隐，重光而后，不与易矣”（施蛰存《清花间集》）。然而，在《清花间集》评语中对施先生收录如此多郑词各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皆是围绕郑词词作中“拙、重、大”词风的体现与传递。诚然，清词经典化的建构基础还很薄弱，还需要更多像《清花间集》与此类似但不同标准的选准对清词名篇的新发掘。

纳兰性德和郑文焯处在清朝历史的不同阶段，二人的词作彰显了各自的风貌，但也只是清词中的冰山一角。面对先人留下的作品，我们不妨把目光更多投向有待研究的清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