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为艳科”刍议

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代之文体，有鲜明体性。张炎《词源》卷下：“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可见，它产生之初，就带有音乐性、娱乐性。词产生的环境是秦楼楚馆、酒筵歌席等歌舞声色的娱乐场所，在这里，文人不用再端着一副严肃面孔，而是纵情欢乐，用来取悦他们的自然不是刻板的庙堂之乐，而是来源于胡夷里巷之曲的燕乐，那些歌者、舞者则为“十七八女孩儿”（俞文豹《吹剑录·吹剑续录》）。这样的气氛烘托，使文人备受压抑而不得公开的情爱需求得到了宣泄的机会。这就决定了词的内容以“簸弄风月，陶写性情”的男女情爱为主，语言侧重浮艳柔靡，艺术上则“要眇宜修”（王国维《人间词话》）。因此，词被当时及后来的人们概括为“小道”“诗余”“艳词”。这也直接导致了词在有宋一代，虽然成为与诗并称的“一代之文学”，但还是被排除在正统文学之外，地位卑微。

现当代学者在考察了宋词的基本内容后，对前人的看法颇为认同。胡云翼先生就在他1926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中对宋词基本内容作了“词为艳科”的理论概括。他说：“我们看宋朝的时代背景，是不是适宜于词的发达呢？自然是适宜的。‘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睹新声。’既是国家平靖，人民自趋于享乐。词为艳科，故遭时尚。”

一、“艳”在文学中的内涵及发展

胡云翼先生提出的“词为艳科”主要指的是词的内容多描写男女艳情。而《说文解字》中说：“豓（艳）好而长也。从豐；豐，大也。盇声。《春秋传》曰：‘美而豓。’”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说：“娃、媠、窕、豓（艳），美也。”可见，“艳”有美色之意。那么“艳”是如何由“美”演变为在词中特指男女艳情的呢？

“艳”最初用于文学理论方面，用来形容文辞的华丽。晋范宁在《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中说：“《左氏》艳而富。”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惊采绝艳，难于并能”称颂屈原作品。“艳”与文学作品内容的关系要从《诗经》说起。春秋之际，郑卫之地创造出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新曲调，被称为“郑卫之音”，内容多为歌唱纯洁、热烈的男女爱情，后来这种“新声”向南扩展，与楚地的巫俗音乐相融合，形成了左思《吴都赋》中所说的“荆艳楚舞，吴愉越吟”。刘渊林注：“艳，楚歌也。”这种“艳”是“楚艳起行戚，吴趋绝归欢”（谢灵运《彭城宫中直感岁暮》）的独有特色，已经与《诗经》中的郑卫风谣相别甚远。到了汉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描写男女爱情的乐府诗歌。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说：“若夫艳歌婉妾，怨志谈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宋人郭茂倩以为“艳曲兴于南朝”（《乐府诗集》卷六一），而梁、陈宫体诗的出现则预示着艳诗的繁兴。杜确在《岑嘉州集序》中提到轻浮绮的“宫体”诗风是从梁武帝和庾肩吾等人的创作中开始出现的。自此以后，大家都追求这种华丽绮靡的风格。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艳诗”。晚唐时期更是出现了多写艳情之题，风格香艳轻奢的“晚唐体”和“香奁体”。而“艳诗”的提法最早是由唐代的元稹提出的。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说近世妇人的衣着时，提到了“艳诗”一词，但这里的“艳诗”指的是妇女着装之艳丽，并非艳情题材，但艳诗之实与艳诗之名至此都出现了。“艳歌”与“艳诗”也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自汉魏以来描写男女情爱相关题材的传统提法。中晚唐时期，一种描写男女情爱的新诗体兴起，便被冠以“艳词”。

二、艳词的发展

词，作为诗的别体，于南朝萌芽，隋代时已渐兴。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宋张炎《词源》卷上也说：“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足以说明，隋唐时期，在燕乐流行之际，既有以诗入乐的“声诗”，又有“依曲拍为句”的长短句。今人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说：“燕乐起于隋、唐之际，其曲始繁则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开元、天宝期间，而词体的成立，则比曲的流行还要晚些。”杨海明的《唐宋词史》说：“燕乐虽起于隋，而词则在盛唐时才于民间孕育生长起来，再经中、晚唐一些著名诗人的努力，终于逐步地成熟和定型。”这说明词最早起源于民间，而文人词在初、盛唐时已偶有所作，如沈佺期的《回波乐》、唐玄宗的《好时光》、贺知章的《柳枝》等，但那时词体还处于由民间转到文人手中的初期阶段，所以创作极少。到了中唐，白居易、刘禹锡“依曲拍为句”，以《忆江南》唱和，不少诗人亦间或作词，词始在文学创作中占了一席地位，有了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如刘长卿的《谪仙怨》、张志和的《渔歌》、王建的《宫中调笑》等。总的来说，这时期词的内容还未向着男女情爱的深窄方向发展。“举凡时政大事，生民疾苦，战争动乱，贫富不均，乃至日常生活……都有所描绘、有所反映。”（杨海明《唐宋词史》）

晚唐五代时期的词，开始变得“艳”起来。其中原因，陆游在《花间集》跋中给了很好的解释：“《花间集》，皆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晚唐时期，社会动乱，道德体系趋于崩溃，享乐成风，上有君王如唐武宗“数幸教坊作乐，优倡杂进”（王谠《唐语林》），下有臣子如杜牧“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游妓舍，厢虞候不敢禁”（王谠《唐语林》）。这种骄奢华靡的风气，促使曲子词开始流行起来，也促成了词为“艳科”。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君王臣子更是沉迷于及时享乐、纵情声色中。前蜀皇帝王衍有《醉妆词·者边走》：“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南唐后主李煜有《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词人们用脱胎于民间小曲的全新的“小技”文体尽情诉说自己的情爱体验，表达自己的情爱欲望。

五代后蜀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是中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集中将花间词的内容概括为用来描写这一时期人的情爱、两性的情感，以及各类风花雪月的生活作风。后来，人们就将这类词风称为“艳词”，这种创作风气弥漫了整个时代，影响后世。

词进入宋代，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局面，最终成为一代之文体。宋初的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种词为“艳科”的题材并沿袭了这一写作风格。统治者鼓励臣子追逐声色，纵情享乐，加上自己的喜好，上行下效，所以宋代前期“国家平靖，人民自趋于享乐。词为艳科，故遭时尚”。宋初宰相晏殊《浣溪沙·玉碗冰寒滴露华》中的“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就是描写女子美貌的闲情艳趣之作。宋代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城市的繁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在这种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文人士大夫过着享乐的生活，上层市民则享受着自己的冶游生活。这种局面反映到词中，就是“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频倒”（蔡挺《喜迁莺·霜天秋晓》）。然而，此时的词“一方面，艳词的势力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其他题材、其他风格的作品又正在悄然崛起……总之，它已经摆脱了晚唐五代词坛比较单一的局面，而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杨海明《唐宋词史》）。

根据徐伯卿先生的统计，宋词题材多达三十六种，几乎涵盖了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三十六种题材中，艳词仅居第三。北宋前期和中期，由于国家升平，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整个社会宴饮享乐风气盛行，艳情词以绝对的优势高居榜首，但词的题材构成却在悄然变化，咏物词与写景词逐渐增多。南渡时期，战乱四起，爱国主义无疑成了词中的时代最强音。“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与朝廷的孱弱懦怯的对比，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悲愤成了这一时代文人的最强烈心态，也造就了时代文学的主旋律。”（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自此以后，艳词再也无复北宋前中期的辉煌了。

综上所述，艳情词只是词在产生发展过程中一个或者某几个阶段集中形成的产物。这是由于词这一文体产生的源头，以及发展前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造成的，不是词的全部，也不足以代表其全部。随着宋词的逐渐发展，词所描绘的题材事物越来越多，表达的情感越来越复杂，家仇国恨、春忧秋愁、自伤身世、宴享节庆、郊游赏景、羁旅咏物都在宋词中得到了体现。因此，“词为艳科”就不可一言以蔽之了。

三、艳词的表现

“词为艳科”即是词的显著特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词是对女性形象描写最多、最贴近女性的传统文体。从两性之关系角度，可在宋词中看到：

（一）相伴相依的结发妻子

因丈夫仕宦，或为生计所迫，宋代的妻子们独守空闺，于是她们在词中努力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魏玩《菩萨蛮·溪山掩映斜阳里》），是独守深闺的思妇，饱尝相思之苦的控诉；“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秦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是愁苦之极后的柔肠寸断；“罗衫满袖，尽是忆伊泪”“但向道，厌厌成病皆因你”（欧阳修《千秋岁·罗衫满袖》），则是写一个思念成疾的女子的低声倾诉。

（二）精神契合的红颜知己

宋代纳妾之风盛行，这些侍妾常以红颜知己的身份出现在词中。比如，“钿盒瑶钗，至今冷落轻弃”（张先《碧牡丹·晏同叔出姬》），词中“钿盒瑶钗”借用了杨玉环与唐玄宗的定情信物的典故，说明了晏殊与姬妾的恋情；“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苏轼《西江月·梅花》），词借咏岭南红梅哀悼侍妾朝云，朝云随苏轼相濡以沫二十余年，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升华为同命运共忧患的崇高爱情。正所谓，“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红颜知己成为士大夫心灵的寄托。

（三）遣兴风月的歌儿舞女

词本是配乐演唱的曲子，又是在秦楼楚馆中演唱，歌儿舞女自然成为词人的描写对象。比如，张先《天仙子·观舞》中的“斜雁轧弦随步趁”，写舞女们的翩跹姿态；欧阳修《减字木兰花·歌檀敛袂》中的“歌檀敛袂。缭绕雕梁尘暗起。柔润清圆。百琲明珠一线穿”，则写歌儿们的歌声流转如珠；柳永《迷仙引·才过笄年》中的“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更是写出歌妓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四）待字闺中的初成少女

宋词中有许多初成的少女形象，她们天真烂漫，对爱情和婚姻满怀憧憬。比如，“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这是一群采莲少女开怀畅饮的美好画面；“向睡鸭炉边，翔鸳屏里，羞把香罗暗解”（贺铸《薄幸·淡妆多态》），塑造了一位大胆回应男子追求的少女；“出林杏子落金盘。齿软怕尝酸”“不言不语，一段伤春，都在眉间”（周邦彦《诉衷情·出林杏子落金盘》），写少女怀春伤春之态。

（五）魂牵梦萦的理想女性

宋词中还有一类作品，其继承了五代花间词中描摹女性的传统。词中的女性形象完全由一些代表女性容貌的性别符号组成，没有明确的所指，只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美女，如周邦彦的《解语花·元宵》：“风消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

四、“词为艳科”的影响

“艳科”能成为一代之文体的鲜明特色与显著属性，在决定了词中需要且必须出现大量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决定了这些词中所描写的内容多数与封建伦理纲常、正统礼教相悖。艳词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不合理制度的抗争。

首先，艳词是对传统禁欲主义思想的冲破。《礼记·乐记》中主张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程颐在《二程遗书》中说道：“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所谓的“天理”是指封建的伦理纲常，而“人欲”则是人的生活欲望。这就要求人们摈弃各种生活欲望和享乐思想，尤其是男女之情。宋代享乐主义盛行，社会经济的发达，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声色娱乐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导致宋代文化价值观念向世俗化倾斜，具体表现就是人的自由、人性的回归。

宋词中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了古代女性细腻丰富的感情和她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词人把当时的女性身上体现的人性美好一面及她们的爱情体验努力融于词中。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中的“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是对青春的美好充满怀念之情；欧阳修《渔家傲·近日门前溪水涨》中的“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重愿郎为花底浪，无隔障，随风逐雨长来往”，是对爱情的幸福寄托，无限憧憬；姜夔《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中的“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是对爱情的失落倾注无尽的相思和痛苦。词的“艳情”与“柔情”，写尽了女性的千姿百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正是对中国的宗法制度、伦理纲常、礼教文化价值悖论的反拨与矫正。从宋词始，中国的文学终于冲破了千百年来的封建伦理纲常的禁锢，以人性的光芒将人类爱和被爱的权利展现于文学的世界。

其次，艳词反映并促进了女性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四壁环立之室。然而，在有宋一代，城市商业经济繁荣，为平民妇女提供了很多走向人前的就业机会，这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促使宋代女性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