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传奇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在亚欧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被喻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的“世纪动脉”。2020年，万里茶道“申遗”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申遗”预备清单文本被正式提交国家文物局。万里茶道是一条文明交融之路，一头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一头是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它们的碰撞和交流，不仅使近代中国迈出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的重要一步，而且也能启迪当下，为“一带一路”留下宝贵的资料。

青史留名

一片片茶叶，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的茶树上被摘下，经3周的干燥，制成长方形的茶饼，后称砖茶。这些优质的黑毛茶汤色如琥珀、香气如菌花，能够帮助肠胃消化，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更能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在中国缺少蔬菜的西北地区，砖茶可以消解奶和肉的过剩油脂。俄国人也发现了它的重要性，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

于是，一条商路蜿蜒向北。来自福建武夷山下梅村、湖南安化镇和湖北赤壁羊楼洞等地的茶叶，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汉口，转汉水至樊城（襄樊），经河南赊旗镇（社旗镇）、洛阳入泽州（山西晋城），经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经大同、天镇到张家口，横穿草原到库伦（乌兰巴托），辗转5000公里，输入恰克图，最后从恰克图销往中亚和欧洲各地。

这趟行程分为水路、车路和驼路三部分，其中张家口至恰克图的路途最为艰难——穿行于沙漠和戈壁。不料，蒙古高原的干热气候反而令砖茶的口感更好了，大受饮者欢迎，万里茶道就此形成。万里茶道为什么能够青史留名？它由赫赫有名的晋商群体发起，经历了从封建社会的手工作坊时代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变化。它的存在，曾经带动了亚欧大陆各种文明的广泛交融，促生了一条巨大的经济带。

小城恰克图

恰克图地处色楞格河东岸，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恰克图作为口岸，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金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来自中国的晋商在此地售出茶叶，拿到货的俄国商人便沿色楞格河谷的传统通道，经贝加尔湖地区的商业中心到上乌金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再一路向西，运往俄国的欧洲部分。

万里茶道上著名的谚语“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说的就是清朝的互市政策——用中国的茶叶交换俄国的皮毛、呢子、毛毯等。

18世纪，由于中外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不断发生，清廷限制对外贸易，主要实施海禁，而在欧洲大受欢迎的茶叶并不在禁止之列，渐渐成为贸易主流商品。

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中俄恰克图互市开始了。

如今，在恰克图博物馆中，还存有大量关于中俄茶叶贸易的文物和历史资料，其中不乏中国茶商的痕迹：有3块当地茶商捐赠的中国砖茶，品种罕见，其中一块上面印着 “丰”字。在汉口，曾有一座大名鼎鼎的顺丰砖茶厂，是由俄商李维诺夫建立的。陈列柜中摆放着120多年前汉口生产的砖茶，砖茶上“新泰”“阜昌”等当年汉口俄商砖茶厂的字号清晰可见。

如今，人口不足2万的恰克图几乎没有茶叶贸易，当地人喝的茶都是从莫斯科批发来的。现在恰克图与中国的贸易，仅以中国水果为主。城内最高的建筑便是2座东正教教堂，市内民居低矮。

18世纪晚期，俄国商人从茶叶中获取的利润高达300%。到了19世纪中叶前，恰克图每年的贸易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但很快，鸦片战争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创了恰克图贸易。俄商可以深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制作、贩运茶叶。

1863年，汉口出现了第一家俄国砖茶厂。茶厂采用工业化大机器制茶法，茶叶物美价廉。俄商还获准对茶叶进行海运，这显然比晋商的运送方式更快捷。

同时，俄商获准进入中国蒙古各旗进行贸易，而且无须纳税。处在不平等交易关系中的中国商人几乎无利可图，渐渐淡出边境贸易，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群体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衰败下去。其后，西北商路被开辟，恰克图不再是中俄陆路唯一通商口岸。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贯通，黑龙江成为中俄主要通商口岸。后来随着蒙古国独立，万里茶道自此中断。

回顾盛极一时的万里茶道贸易，执贸易牛耳者，是曾经以经营盐业和票号占据中国商业半壁江山的晋商群体。

如今，在山西省榆次县西南17.5公里的东阳镇车辋村，藏着一座古朴的晋商大院。在满地都是文物的山西，或富丽堂皇，或体量庞大的商帮大院比比皆是，这座被唤作“常家大院”的深宅算不得出众。不过，大院昔日的主人常万达却不是普通人，他是中国对俄贸易第一人。

晋商称雄商界500余年，居全国商帮之首。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在万里茶道上，像常万达这样在历史长河中激起浪花的巨贾只是少数，大多数山西商人不过是历史的尘埃，默默无闻，甚至老死他乡。张家口市的“古宏庙”，也叫“孤魂庙”，便是客死他乡的山西商贾的埋骨之地和祭奠处。晋商群体壮大后，并没有走向近代资本化和工业化，而是固步自封，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茶源下梅村

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是一座因茶而兴的古村落。昔日，一条条满载茶叶的船从这里启程。商队行程万里，历尽艰辛，将茶叶辗转运至恰克图，下梅村就是这条万里茶道的起点。今天，下梅村仍流传着数不尽的茶道传奇。

1861年，根据《中俄北京条约》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汉口茶市对外开放，英、俄、日、德等国的商人纷纷进入汉口。为了支付大宗茶叶贸易所需的资金，这些外商必须先在汉口开设本国的洋行和银行，才能支取巨额资本，进入中国的茶叶市场。1891年前，在汉口经营的洋行已达32家。到了20 世纪初，汉口的洋行超过百家，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金融商贸区。

因茶叶而兴盛的汉口港，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和城市文明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汉口的5国租界区至今存留着许多百年以上的老建筑，记录了这座城市的早期的城市化历程。

中国茶叶出现在俄国，可追溯到明朝崇祯年间。那时，来自俄国的使团，在瓦西里·斯达尔科夫的率领下，进入阿勒坦汗的领地。后者用中国的茶叶招待贵客，这也是俄国人第一次尝到茶的滋味。

面对香气四溢、略苦回甘的汤液，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不知此为何物。临行之际，阿勒坦汗将茶叶作为礼物赠送给俄国使者。回到圣彼得堡后，瓦西里·斯达尔科夫将茶叶献给俄国沙皇，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自此进入了俄国宫廷。

在俄国，饮茶习惯逐渐从宫廷贵族影响到平民，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常常将茶叶与奶油、肉末、食盐混合食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记载了中国茶叶广受欢迎的程度：“砖茶在外贝加尔湖边区一带的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要，以致往往可以当银用。在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人等土著民中，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不要银，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点都能以砖茶代替银用。”

法国作家阿·德·古斯丁也写到过这个时期茶叶在俄国的风靡程度：“就算是最贫穷的俄罗斯人，家里都有茶壶和铜制的茶炊，每天早晚家人都聚在一起喝茶……乡下房舍的简陋和他们喝着的雅致而透明的饮料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俄罗斯，喝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愿意花钱来享受喝茶的快乐。普通人每天会喝3次茶：清晨5点、上午9点和下午5点，平时工作日喝茶，斋期哪怕禁酒了也得喝茶。穷人家经常会为了节省茶叶而在茶水中加点别的草叶充数。

18、19世纪，中国的用茶待客之道逐渐融入俄国人的生活。俄国人觉得，喝伏特加让人昏昏欲睡，喝茶却能让人的头脑保持清醒。与中国人和日本人喝茶的习惯不同，俄国人从接触茶叶起就开始往茶水中添加蜂蜜和糖。备受欢迎的茶点有面包圈、果酱、蜜饯等。腌黄瓜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茶点，在俄国人心中，这无疑是一次舌尖上的冲击！

茶叶在生活中有多普遍？夏季的民众游园会，人们相聚在树荫下，小桌上摆着冒热气的茶炊;傍晚在莫斯科郊外约会，绅士会带姑娘坐着马车兜风，累了就在环形场地上找把椅子坐下，慢慢品茶;学校和养老院也开始提供茶叶。

19世纪50年代的外贝加尔斯克，气温经常低于零下35°C。旅人在野外露宿时，会在雪地上刨一个坑，用熊皮大衣垫底，然后铺上被褥，脚边生一堆篝火。在这样艰苦的旅途中，他们也随身携带茶叶。早上，从雪窝中钻出的旅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火堆和滚开的茶壶。

为了节约茶叶，俄国人发明了一种多次冲泡茶叶的方法，后来还出现了“隔夜茶”，一些不良商家甚至将已经冲泡过的茶叶重新加工二次卖掉。

由乌拉尔地区的铁匠发明的茶炊是俄国人广泛用作沏茶的工具，因此乌拉尔的苏克松城被称为“茶炊的故乡”。那里是当时中俄通商的必经之地，由于天气寒冷，长途跋涉的商人和行者常在路边参观休息、喝茶取暖。小店老板为了招揽客人，把烧热水的器皿加以改良，找到了为茶保温的窍门，茶炊应运而生。茶炊之所以能保温，是因为容器中有一个竖直的空心筒，把热木炭放入其中，茶不易变凉。

在18、19世纪的俄国，如果去刚刚买了茶叶的主妇家做客，她会用滚烫的开水涮一下茶壶，将它迅速晾干，然后放入茶叶，倒入开水，蒙上餐巾，放在茶炊的托壶上静候5分钟，再加入一块方糖。此时，茶叶一片片在热水中舒展开来，释放着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主妇将刚泡好的浓茶倒入几个茶杯，然后端到茶炊前续水，浓淡会根据客人口味而定。无论如何，得保证茶炊里的水总是滚烫的。

这种往沏好的浓茶里加开水的喝法，在东方人看来会觉得怪异，但俄国人认为，茶之所以好喝，是因为后加的开水。主妇可能会建议你喝“甜茶”——要么把糖溶化在茶水里，要么把一小块糖含在口中，就着茶水慢慢化掉。含在嘴里的，还可以是蜂蜜或者自制的果酱。

当时，中国的茶叶贩卖到俄国，价格最高可翻4倍以上，利润巨大。看到商机的晋商常万达，来到了武夷山茶区，第一站便是下梅村，准备购买茶山，做茶叶贸易。

常万达之所以选择武夷山下梅村，与村中一条河流有关。利用梅溪水道，可将茶叶顺利运往崇安县城，为最终销往恰克图提供了条件。就这样，下梅村成为万里茶道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