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年味儿

每到年关，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时那浓浓的年味儿—烟火飘香、鞭炮噼啪、走亲串户，以及社火嬉闹。

那时候，生活困难，老百姓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等留在过年。那时候，印象中最好的一顿饭便是除夕夜那顿团圆饺子—那可是平日吃不到的大肉馅儿饺子，每每想起都会让人垂涎欲滴。记得小弟最是嘴馋，常常问妈妈：“为啥不能平时多过几次年呢，这样就能多吃几顿大肉饺子。”妈妈苦笑着安慰小弟：“瓜娃（西南地区方言，长辈对晚辈的爱称，意为傻孩子），老祖先规定每年只过一次年，过多了就不叫年，破了规矩不说，多吃几顿饺子也没除夕饺子那么香呢。”小弟咽了咽口水，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弟哪里知道妈妈的难处，更不知道除夕那顿团圆饭是父母拼尽全力挣来的。

传说，“年”是一种很凶残的恶兽，每到年末的午夜，“年”就会进攻村子，凡被“年”进攻的村子都遭受到残酷的屠杀，它头上的犄角就是武器。人们利用“年”的弱点，贴春联吓唬它，放爆竹驱赶它。为了防止“年”的再次骚扰，放爆竹、贴春联渐渐成为节日习俗，春节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经历了成长的艰难和奋斗的不易，走过了荆棘丛生和泥泞不堪，蹚过电闪雷鸣和暴雨滂沱，穿越黑暗迎来黎明的那一刻似乎渐渐明白，不经历风雨难见彩虹，不辛勤耕耘难得收获。

记忆最深刻的过年，便是小时候每逢腊月，从腊八一过就不断有乡邻夹着红纸卷儿来我家请父亲写春联，因为父亲是村里唯一念过高中且写得一手好字的先生。父亲这一写就再也停不下来，直到除夕晚掌灯时分才能完成。这期间没计算过父亲总共写了多少副对联，反正前后村能赶来的都拿来了。别说父亲写得忙碌，就连我们姐妹几个帮着满屋子摆放就忙得不亦乐乎。凡是家里能放的地方全都摆满了对联—桌子、凳子、柜子、纸箱子、窗台、炕上，最后不得不摆在地上，从窑脑子（甘肃方言，意为窑洞的最里面）一排排依次摆到门口。前面晾干的对联如能及时取走还可腾点儿地方，可大多数人家等到天黑才来取，实在没地方放的话，我就和妹妹提着长长的对联放到推磨的磨窑里，一副副按顺序摆到柴堆上或磨盘上。这些琐碎的活计看着容易，其实非常麻烦。每家差不多有三四副，必须家家分清楚，每一副都不能放差或拉乱。父亲是极其认真的一个人，他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差错，况且他给每家写的大门对联各有特色，几乎不雷同。尤其是军烈属家的对联，父亲每次都会字斟句酌，韵脚笔画都要讲究对仗，还要读起来朗朗上口，经过再三推敲才确定最恰当的词句。每敲定一副新对联，父亲总会欣慰地微微一笑，我在一旁也跟着傻乐。虽然那时候我不懂对联的要素，但我对诗词韵律略知一二。每次看父亲创作的对联，我都会蹲下来念很多遍，有不认识的字句跟着请教父亲，这样下来，我记住了相当一部分句子。等到第二年再写对联时，父亲写上联，我就能念出下联，当然也会学到好多知识。可是，为了给乡邻写对联，父亲每年腊月少不了被忙于家务的母亲数落、埋怨。因为大多数人家都是买一张红纸拿来一放就走人，这样一来，父亲不但要裁剪纸条，还要倒贴墨汁。不然怎么办？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样做，父亲也默认了，既牺牲了半个多月做家务的时间，又倒贴了不知多少墨汁。后来，父亲干脆买来大块头的墨钉子（甘肃方言，意为固体墨），用粗瓷大碗盛水，用一只边沿豁口的废弃碟子研墨，这样节省了好几瓶墨汁。或许正因如此，父亲在村里有着极好的口碑。

过年是孩提时代最美的记忆，我们心心念念的过年就是一年中唯一体现富足的大事件，而且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顿好饭，穿上一件像样的衣裳，也才有机会放鞭炮、耍社火。

后来，父亲成了民办教师，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写春联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如今，每逢年关，徜徉在超市琳琅满目的年货美食和满大街花花绿绿的对联中，我努力寻找记忆中父亲那些对联的词句，却怎么也寻不回那满屋的墨香和浓浓的年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