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差异性分析

《三国志》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是记载三国时期魏蜀吴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解及民间传说，经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二者在三国人物的塑造上有较大差异，这不仅由于两部著作的体裁属性不同，还和两位作者的政治立场及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鲁迅在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价《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性表现

区别于严谨理性的历史典籍，文学作品需要作者主观意识上对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进行艺术加工，是感性的认识。虽然《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同是对三国时期“尔虞我诈”故事的描写，但二者在人物形象建构上体现出较大不同。本文将以三国核心人物—刘备、关羽、诸葛亮和曹操为例，比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建构上的差异。

（一）“仁义的帝室之胄”刘备：阳刚热血与“长厚似伪”

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将刘备塑造为贤德著于四海、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义君子。《三国志·先主传》言：“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这段对刘备形象的描写也被《三国演义》继承，基本保持一致。

关于对刘备的情感刻画，《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均对刘备“哭”的动作做过描述，但“哭”的频率并不相同。有学者做过统计，刘备在《三国志》中哭过六次，而在《三国演义》中多达三十五次，这或是罗贯中有意为之，抑或是无心之举，但“哭”的动作无疑放大了刘备的特点，那便是“仁”。然而，“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过于凸显刘备的仁慈反而让读者感到刘备为人虚伪、表里不一。对刘备性格刻画的差异同样也体现在一些行为情节的描述上，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关于刘备对待督邮的行为描写截然不同。《三国演义》中，刘备因为官清廉，不想贿赂督邮而受其百般羞辱，张飞知晓后则将督邮捆绑暴打一顿，但刘备始终不为所动，最终将官印交还督邮，与百姓告别而去。这在《三国志》中却是另一种情形。据《三国志》载：“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无论小说还是史书典籍，督邮终归被痛打一顿，但历史上是刘备所为，小说则张冠李戴，将打人者改成了张飞。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中作为仁义化身的刘备显然不能做打人这种粗暴的事情，而将其交给张飞这种勇猛暴力角色，更符合小说的角色设定。史书《三国志》中的刘备虽讲仁义但并不虚伪，作为击败黄巾军的义军领袖和热血男儿不可能不讲武力。既拥有仁义之心又有一腔热血的帝室之胄的刘备，才可能吸引关羽、张飞、赵云这等猛将为其效命，而绝非小说中动辄哭鼻子的形象。

（二）“义薄云天的武圣”关羽：铮铮男儿与忠义无双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刘备的二弟，同刘备、张飞二人于桃园结为生死兄弟，而历史上未有“桃园结义”一事。虽是如此，《三国志》却也记载了刘、关、张三人情如兄弟、寝则同床，同样体现了三人情同手足的兄弟之情。由此不难推出，《三国演义》为了更加渲染这种兄弟情义，在历史基础上创造出了“桃园结义”一事。

从汉至唐，关羽一直以侯爵身份被大众所认知，但自宋代开始，这种认知发生了改变。从宋至清，皇权不断得到加强，统治者非常看重臣子的忠心。在此背景下，关羽作为忠义的代表自然不断被历代帝王追赠褒封，其谥号也从侯到王再到帝，最后被追封为神，成为与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民间也对疾恶如仇、忠肝义胆的关公顶礼膜拜，甚至为其筑庙供奉。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借鉴了当时民间的关公崇拜，将关羽的形象塑造得更加光辉伟大。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大致相同，义薄云天、武艺高强的同时作战勇猛。例如，计杀车胄，万军之中刺杀颜良，刮骨疗毒，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而威震华夏，使得曹操想迁都避其锋芒。但在罗贯中看来，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表现出关羽的英勇，因此他同样在小说中为关羽虚构或张冠李戴了一些故事情节，如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诛杀文丑、千里走单骑等。历史上的华雄和吕布皆为孙坚所败，文丑则是死于乱军之手。作者如此构思创作，无非是为了凸显关羽的勇猛善战，体现其作为“武圣”的气质。

此外，关羽作为一个男人，对爱情同样有所追求。裴松之引《蜀记》注《三国志》中记载了刘备与曹操合围吕布时，关羽听闻吕布部下秦宜禄的妻子杜氏貌美，便多次请求曹操赐予，后却被曹操捷足先登，占为己有。这种在后人看来略显龌龊的行为，自然与罗贯中笔下的“夜读春秋而不近女色”的关公形象严重不符，因此作者也并未将此事写入《三国演义》中，这同样体现了作者身为小说家特有的创作思想。

（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忠智并存与多智近妖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可谓神机妙算，形势的一切发展尽在其掌控。罗贯中为凸显诸葛亮的过人智慧，为其增设了呼风唤雨等异乎常人的本领，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火烧博望坡，还有舌战群儒、巧设空城计、“死诸葛吓走生仲达”，以及最后的定军山显灵。“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原本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却被描绘成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巫师，为展现诸葛亮的全能而刻意为之，这样反而显得过于虚幻。但是，作为小说来讲，这些情节虽为虚构却描写得极为生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更能博得普罗大众的欢迎。

此外，《三国演义》还动用大量笔墨，通过刻画旁人的不足来衬托诸葛亮的非凡，最值一提的便是周瑜。《三国志》中的周瑜以“性度恢廓”“雅量高致”“实奇才也”著称，且文武兼备，具有雄才大略，范成大誉之“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而《三国演义》中的周瑜虽保留了文武双全、英俊潇洒的特征，在性格上却嫉贤妒能、心胸狭隘，因嫉妒诸葛亮之才便要三番五次地陷害他，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结果反被诸葛亮三气而死。由此可见，周瑜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与在《三国志》中截然相反。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为了凸显诸葛亮的机智甚至刻意抹黑丑化周瑜，以周瑜的嫉贤妒能来烘托出诸葛亮的豁达伟岸，这是文学创作中反衬人物个性的一种常用手法，但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总的来说，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诸葛亮都体现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物气质，向世人展示了忠臣与智者并存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被后世所赞扬。《三国演义》更是通过大量神乎其神的情节，虚实结合，将诸葛亮的这一过人品质推向了极致，使得诸葛亮的形象相比史书的记载更加超凡、饱满。

（四）“乱世之奸雄”曹操：乱世奸雄与奸诈至极

在三国众多人物之中，曹操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在范晔的《后汉书》和裴松之引孙盛的《异同杂语》注《三国志》中，曹操均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演义》同样延续了这句评价。如果把刘备比作是理想主义者，那么曹操便是现实主义者。早期的曹操同样抱有一腔报国热情，曾是讨伐董卓的诸侯之一。面对众诸侯彼此之间的钩心斗角而不顾天子安危与百姓死活，曹操便写下《嵩里行》来表明其救国安民之志。但是，他在后期逐渐偏离了自己的报国初衷，“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自己最初所反对的人。

曹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印象莫过于“奸诈”，以至于后来的“白脸”成了曹操在京剧中的固定脸谱形象。京剧著名片段如《捉放曹》《战宛城》《华容道》等都将曹操的凶残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在《三国志》还是在《三国演义》中，性格多疑都是曹操非常鲜明的特点，但《三国演义》无疑将这一特点进行了放大。例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都记载了曹操在被朝廷通缉逃亡途中，路过故人吕伯奢家并杀人这件事，但二者对具体细节的描述有较大不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这里可以看出，曹操因遭众人劫掠而不得已将他们杀害；而在《三国演义》中则是曹操因怀疑吕伯奢及其家人要出卖自己，遂残忍将其灭了门，并留下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为保全自己甚至泯灭了人性，将曹操多疑的性格推向了极致。同样的，曹操的另一句著名话语“吾好梦中杀人”也是《三国演义》为了刻画曹操多疑至极的性格而杜撰的情节。由此可见，相比于《三国志》中沉着朴实的人物描写，《三国演义》则通过建构一个又一个生动精彩的故事，不断地夸大甚至丑化了曹操的奸雄形象。

二、《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塑造差异性的原因分析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差异性，也体现出二者编辑思想的不同。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曹魏君主时使用的是本纪，蜀汉和东吴的君主则采用列传，可看出其“尊曹”的修史思想；而《三国演义》显然以蜀汉为正统，体现出强烈的“尊刘贬曹”的态度。这种差异源自两位作者各自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同。陈寿一生仕途坎坷，原是蜀汉臣子，后依次侍奉于魏晋。《三国志》成书于晋，他也因此不得不承认晋朝的正统性。而晋是受曹魏禅让而来，若要承认晋的合法性首先得承认曹魏的合法性，所以必须以曹魏为三国正统，这正是《三国志》“尊曹”的直接原因。但是，陈寿内心对蜀汉依然心怀敬意，如陈寿出于对故国及先帝刘备的感激，和对亡国之君刘禅的同情，将刘备与刘禅二人分别编辑在了《先主传》和《后主传》中；相较之下，对孙权则采用《吴主传》，又将孙亮、孙休、孙皓三帝并在《三嗣主传》中，略逊于蜀汉。由此可见，陈寿所谓的“尊曹”，实属在其历史处境下的无奈之举。

以曹魏为正统的思想一直被后世继承，但至宋代，这一态度开始有了转变。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当时人们去听三国戏，听闻刘备打了败仗，在座无不掩面而泣，而听说曹操打了败仗则无不拍手称赞。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社会便已萌发“尊刘贬曹”的思想。南宋时期以陆游为首的爱国诗人更把蜀汉丞相诸葛亮推向了巅峰，通过借古讽今来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之情。至元明时期，《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的出现更将刘备推向了舞台中央，至此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视刘备的蜀汉政权为正统。清乾隆帝更是一锤定音，将曹操评为奸臣。这都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稳固自身政权所实施的宣传手段，教导臣子学习诸葛亮忠君爱国、恪守为臣之道。

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属于世代累积型小说，取材于《三国志》和各种民间传说故事，最终由罗贯中进行编辑整合成册。“尊刘贬曹”的思想绝非只是罗贯中一人之思想，而是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思想。相较《三国演义》跌宕起伏、精彩动人的故事情节，作为历史典籍的《三国志》则要逊色许多。史书反映的是客观真实的历史，不会因为作者和读者的感情色彩而随意编造故事情节、改编人物形象。这是陈寿区别于罗贯中对三国人物塑造上的最大差异性。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人物塑造差异性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三国演义》在创作上除了借鉴史书《三国志》的历史资料以外，还大量参考了当时民间对三国人物的态度，进而塑造了性格饱满、形形色色的三国人物，它本身是一部具有较大虚构性和演义性的文学作品。同时，我们还可看出，即使作为史书典籍的《三国志》也并非完全严谨客观，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的历史时代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尊曹贬刘”还是“尊刘贬曹”，都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将其刻板化，这对当今社会的历史科普、文艺创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