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被贬后作品看其思想和人生态度的转变

苏轼是中国北宋时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文作品。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赴京赶考，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了主考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但是，这位文坛卓越的诗人，仕途走得并不平稳。丁忧期满，返京途中，见到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种种苦难，上书反对，结局显而易见。苏轼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般，不得不请求外调。在外任职期间，苏轼尽职尽责。苏轼前期诗歌第一个特点是热情奔放，多是反映民间疾苦；第二个特点是以景色描写居多，诗句优美，表达自己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喜爱。

但在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别有用心之人罗织罪名下狱，险些丧命，坐牢一百三十余天，最终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完全摧毁这位伟大的诗人，苏轼在文学造诣上大放光彩，此后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流传后世，至今传唱。从1079年直至生命结束，苏轼后期的诗歌在思想和人生态度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虽然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但可以明显地察觉出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被贬地点的逐渐偏远，慢慢丧失了满腔的政治抱负，淡化了对朝廷不满的看法。

一、外调期间雄心壮志，渴望建功立业

苏轼在外调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在密州所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此词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将一个极具少年狂傲的诗人形象展现出来。以“狂”字贯穿全词，上阕主要写词人在担任密州知州期间带领全城百姓涉猎的场面：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手托举苍鹰，带着锦帽披着貂裘，一副雄赳赳的出猎雄姿跃然纸上；词人也要像当年孙权射虎一样，一显身手，拿少年时期的孙权来自比，写出词人的狂傲。接下来，词人倾诉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年事虽高，鬓发虽白，却仍希望朝廷能像汉文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一样，对自己委以重任，赴边疆抗敌。那时，他将挽弓如满月，狠狠抗击西夏和辽的侵扰。词人在开篇虽以老夫来调侃自居，文中却清晰地描摹了一位渴望为国尽忠，报效朝廷而不得志的官员形象。词中分别使用了孙权射虎、冯唐持符节赦免魏尚等典故，强烈地表明自己虽然不被朝廷重用，但依然满腔热血，希望终有一日朝廷能够发现他这个人才，能够将自己调回京城或驻守边疆为国效力。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于1076年的中秋，同样是苏轼在密州期间所作。全词从月起兴，以和弟弟苏辙七年未见的思念作为情感基础，词中借月写人间悲欢离合，探讨宇宙人生的哲理，但更深入的是表现自己仕途失意下的旷达胸怀，依然对亲人和国家表达了“但愿人长久”的美好祝愿。我们从这首词中也不难看出此时的苏轼依然心系自己的亲人和国家，虽然已被调离京城，但依然怀揣美好愿望，渴望有一天能与自己的家人团圆，渴望为国尽忠。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苏轼深陷党争，不满王安石变法中的种种做法，表面自请外调，实则被贬。但是，从苏轼这一时期的诗文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苏轼依然满腔的雄心壮志，渴望有一天朝廷能够重新重用自己。苏轼深入实践，在被贬杭州、密州期间积极组织百姓耕种，为民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见，苏轼并不只是醉心于诗文，在实践生产方面也有着过人的才干。只可惜在新旧党争中始终得不到皇帝的赏识，不得重用，只能通过诗词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这一时期的诗文中自然充斥着诗人的离愁别绪和壮志难酬的感慨。

二、黄州期间惊魂未定，寂寞苦闷

“乌台诗案”使苏轼险些丧命，幸亏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才勉强躲过一劫。此时的苏轼惊魂未定，就被贬去了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在古代，这里并非富庶之地，来到这里的苏轼在物质生活方面面临三大难题—花销、住房和吃饭。苏轼为解决生计问题，甚至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除却生活艰难，精神上的压抑给苏轼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痛苦。鉴于“乌台诗案”牵连颇广，此时的苏轼分外谨慎。在此情形下，苏轼认为“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即使偶有与亲友的通信和诗文唱和，苏轼也一再提及“言语之间，人情难测”。

从这一阶段的苏轼诗文代表作《定风波》《记承天寺夜游》《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也不难看出，此时词人的生活窘迫，精神上也寂寞苦闷。《定风波》中苏轼写沙湖道中遇雨时自己的淡定自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另外也写出别人在遇雨时的窘迫，表明和自己一样这样洒脱的人何其少，很难遇到真正理解自己的人，表明词人当时在此境遇中的寂寞苦楚。

另一篇《记承天寺夜游》记述了元丰六年（1083）苏轼月夜起行。被贬的苦楚，不被理解的心酸，生活的窘迫都充斥着他的内心，月夜无法入眠，想到没有和自己一样经历且志同道合的朋友，词人倍感孤寂，这时想起了也同样被贬官至此的张怀民，于是起身前往寻找，和张怀民一起在庭院中散步，畅聊人生，景色美丽，但和平时又有什么不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也体现出词人在被贬黄州这样的人生境遇之下，只有三两知心好友能够为自己排忧解难，疏解心中沉郁，表现出被贬官黄州期间心中的苦闷。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也是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一首代表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被贬黄州，生活拮据，依然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发明各种美食，好似生活过得逍遥自在，自信乐观。但是，词人内心深处的孤寂是外人无法理解的，除了三两志同道合的好友，词人再不能向谁排解这种苦闷。在这首词中，苏轼就借月夜孤雁的形象寄托自己的情感，词中表面写孤雁，实则写词人自己，写自己如孤雁般漂泊在外的无依无靠，同时也如孤雁般孤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蔑视流俗的心境。

总体来说，被贬黄州时期的苏轼，渴望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已经消减了大半，经过“乌台诗案”这一重大人生变故，苏轼惊魂未定，不敢再像之前那样在诗文中尽显“狂傲”，而是醉心山水，通过描写大自然的美丽景色，来抒发内心的情感。这一时间情感较为复杂，既有担忧害怕，又有寂寞苦楚，这一切的一切苏轼都只能借景抒怀了。

三、常州、杭州期间，政治失意悲凉伤感

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常州一带度过了自己被贬官后为数不多的一段美好时光。后来，王安石变法结束，司马光被重用，苏轼被第二次调往杭州任职。原本苏轼以为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但最终发现保守派依然不如他所期许的那样为民造福，和变法派本质上并无区别。政治上的失意加上此时苏轼年纪也在逐渐增大，家庭变故等诸多原因影响下，都使曾经意气风发、狂傲洒脱的苏轼，不再有少年的“狂气”，转为不得不在孤独凄凉的境遇中寻求一丝慰藉的旷达乐观。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是苏轼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一诗尽显悲凉，诗中运用大量词语展现此时苏轼的孤独凄惨，如“野哭”“病眼”“苦思”“残灯”“孤舟”等词语都描摹出一个在病中漂泊无依的诗人形象，苏轼在诗中怅然若失，害怕自己终身都如同现在一样，无法摆脱贬官的命运，一直这样在外漂泊，孤独终老。曾经的美好年华一去不复返，苏轼触景生情，在除夕阖家团圆之时，思念自己的家人。在诗歌的结尾处，苏轼不得不借残灯中的一丝亮光和一叶小舟寄托自己微弱的温暖和美好的幻想。诗歌悲凉凄惨，心情孤寂哀伤无一不展现出在常州时期词人孤苦无依的境遇，体现出苏轼对政治上失意的担忧和无可奈何心境。其二诗，苏轼主要写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诗中叙述自己多年来多次向朝廷表达自己对治国的意见，但终未得到回应，不管自己在地方付出了多少，多想为国效力，都不能回到朝廷中。苏轼不得不感叹自己年华已去，自比“旧桃符”终将被一年一换，暗指自己仕途的不如意，伤感之情溢于言表；但在诗歌的结尾，苏轼展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旷达，生活已经如此困苦，仕途渺茫，但也要赢得身体的健康，喝下这杯屠苏酒，勇敢面对生活。

总之，这一时期苏轼本来重新燃起的报国之热情再次被浇灭了。新党变法结束，旧党执政。苏轼以为终于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干报效国家了，但保守派对百姓疾苦不作为让苏轼寒了心，于是苏轼借助诗文，更加慨叹自己的壮志难酬和悲凉叹息。

四、惠州期间妻子病逝，终绝北归之心

1093年，宋哲宗亲政，开始清算所谓的元祐党人，苏轼受到牵连，被贬到今广东省惠州市。苏轼来到这里，正赶上时疫暴发，他的妻子王朝云病逝。苏轼悲痛欲绝，逐渐老去的他也终于断了北归、重返朝廷效力的心思。虽然断了北归之心，但苏轼依然愁苦，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不得已的放弃。并且，此时的苏轼早已不是当年年少轻狂的那个他，年华的老去也使他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惠州期间的苏轼多感叹自己年华老去的悲凉苦楚。

这一时期的苏轼相对于黄州时期醉心于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借自然美景抒情，转而描写生活中的景色，田园景色充斥在诗人的字里行间，苏轼通过生活中的景物不断诉说着自己的苦楚。此时的苏轼已经没有一点实权，但他依然关心百姓疾苦，身体力行竭尽所能地去帮助惠州当地的百姓。然而，他深受惠州知州赏识的同时也引来了朝廷敌对势力的攻击，不得已开启了自己的田园生活。

在惠州谪居三年，已年过半百的苏轼写下了《临江仙·惠州改前韵》，词中面对春日美景已逝，自己整日忙碌，忘记了追逐春日的美好，词人表面写春日已过，雨水将榆荚打得四散飘零，柳絮被风吹得四处翻滚成球，不再美丽，漂泊荒凉，实则感叹自己年华老去，自己就如同这榆荚和柳絮一般，写自己与惠州知州一样年华老去，不要再夸耀自己的少年风采。遥想当年的辉煌，词中两次写到“愁”字，突出了苏轼的哀愁伤感。这时的苏轼已经全然醒悟，断绝了自己的北归之心，感叹自己年华老去，悲从中来，明白自己再也不能被朝廷重用，心中满满都是对自己人生处境的无可奈何和绝望愁苦。

总之，苏轼这一时期的情感是复杂的，诗文多表达自己醉心田园生活的喜悦和淡然的心境，更借田园景色表达自己在惠州时期处境的艰难，年华老去的无奈，对家人的思念，政治上的力不从心和北归无望的绝望。

五、儋州期间心无挂碍，旷达自乐

古儋州在现今的海南省儋州市，远在海岛，北宋的蛮荒之地。被贬儋州在宋朝是非常严重的惩罚，苏轼自叙儋州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儋州时期心无挂碍，旷达自乐，苏轼终归具有了一种异于他人的精神特质：在回味、咀嚼痛苦之时重新思考生命的真谛，不停地调整着人生方向，最终达到了心灵的宁静，乐观待物。此时的苏轼不再像谪居黄州时遍寻名山胜景，而是全身心融入百姓生活，体味节奏舒缓的宁静中的快乐，并写下了大量描写海南风土人情的小诗。其中的代表作品是《食蚝》（节选）：

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词人借当地人献蚝写自己得此美味的喜悦，也借此调侃自己如今的生活现状，心无挂碍，旷达乐观。此时的苏轼再也没有北归的想法，并且此时自己已经年老，家人离散，也明白自己此生再也不可能被朝廷重用，与其担惊受怕，整日愁苦哀伤，不如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虽然儋州是贫瘠之地，但苏轼也开始慢慢享受这种朴实的平静。苏轼用旷达乐观、自信从容感悟人生真正的快乐，不再为了朝廷事务、政党之争耗费自己的心神，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苏轼在儋州时期的另一篇代表作《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通过写儋州春天的农耕景色，词人祈求春风把桃花全部染成肉的红色，可见此时苏轼在生活上的艰难和他对家乡的思念，也体现出苏轼在极快的时间内适应了儋州当地的生活。

总之，纵观苏轼人生的后半段历程，从离京调任，到“乌台诗案”后的一贬再贬，历任黄州、常州、杭州、惠州、儋州，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每到一地历经几年便要重新启程，这对苏轼的内心是极大的考验，也使得苏轼的诗文情感和人生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开始的满怀抱负到忧心忡忡，从孤独慨叹仕途不得志，到最终断绝北归之心，都构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词人精彩的后半生。纵观苏轼的一生，他有满腔的报国热情和治国方略，但在北宋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终不能被认可，不能施展才能。苏轼的一生坎坷曲折，悲凉孤寂，但他始终保持一颗赤诚之心，乐观旷达地面对人世间的一切苦楚，在绝望中也要寻求一丝希望，直至生命结束。

本文系江西科技学院校级教育教学项目“将思政之‘盐’融于课程之‘汤’—新闻实训课程思政的设计与运用”（项目编号：JY2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