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看其诗心、诗风与诗变

柳宗元的诗歌现存一百六十余首，从题材上可以分为山水田园诗、酬答赠别诗、咏史咏物诗、思乡怀归诗、佛理诗、寓言诗六类。他的山水田园诗独具特色，成就很高，卓然自立于中唐诗坛。就山水田园诗派的发展脉络而言，唐四家以“王、孟、韦、柳”并提，揭示出柳诗在中唐诗坛乃至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风貌。柳诗包蕴“诗心”，反映出他强烈的主观意绪和独特的心性气质。柳诗的总体风格是“清而峭”的，积淀着人生零落感和时代悲凉感。此外，柳诗的创作正是处在“中唐诗变”的大背景之中，已然呈现出对盛唐诗歌的深刻变异，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开拓。

一、柳诗蕴含的“诗心”

柳宗元的一生充满着悲剧色彩，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司马，再贬柳州刺史。在被贬谪永州、柳州的十四年中，他的内心始终有着强烈的、难以排遣的“寂寞心”，故自放于山泽之间，借山水以消遣愁怀。柳诗“哀而酸楚”，抒发久遭贬谪的酸楚和愤懑是柳诗情感的主基调。然而，长期的贬谪流放和仕途失意，却也锻铸了他孤独而不屈的灵魂，追慕屈原，取法《离骚》，有着清正高洁的“骚人心”。柳宗元心中的政治理想始终不曾熄灭，他仍然怀着希望去呐喊，观照现实，关怀民生，有着勤政忧民的“士人心”。

（一）忧愤郁结的“寂寞心”

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歌，是蓄忧愤于闲适恬淡之中，表面上简淡高逸，然而内在的忧愤郁结之情十分浓厚。例如，《溪居》看似写谪居的闲适，但“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两句，又可见诗人在看似闲逸的背后，仍有孤寂、悲愤在其中。貌似闲适淡然的“长歌”，反而有过于悲哀的“恸哭”，这正是柳宗元痛苦矛盾心境的印证。《南涧中题》中的“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写深沉至极的悲怆，有砭人肌骨的清冷。诗人在《入黄溪闻猿》中更是写道“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通过描写溪路的曲折和哀猿的悲鸣，表现人的断肠之悲。猿声虽哀，而“我”无泪可滴，于古词中翻出新意；更悲，愈加反衬出诗人内心极度的哀愁与凄凉。

贬谪之悲带给柳宗元的是深深的无力感和绝望感。溪涧深处徘徊的身影正是他寂寞心境在自然中的外化，在“不平”的逆境中，柳宗元强烈的主观意绪深沉蕴藉地抒发出来，他的诗，是诗中有人的“有我之境”，寄寓了他浓郁的忧愤和苦闷之情。他的诗作，可以说是字字血泪，映刻着他的苦痛与愁闷。柳宗元的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诗则满纸涕泪。只就此写景，已不可堪，不待读其《别舍弟宗一》中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矣，读来使人黯然神伤，深感凄凉。在柳宗元的笔下，山水景物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读他的诗文作品我们可以时时感觉到一颗失意孤独者的“寂寞心”。

（二）清正高洁的“骚人心”

柳宗元诗歌的精神内蕴与屈原相契合，深得骚学。在《汨罗遇风》《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等诗中，诗人以楚臣、楚客、楚囚自喻。《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诗云：“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的山水诗中往往在探幽寻胜中寄寓逐臣之叹和黍离之悲，深得屈原的真精神。他取法《离骚》，赞美屈原，哀叹共同的身世之感，抒发怨愤郁结之情。在柳宗元的内心深处，积淀着屈原式的高洁执着，始终坚守本心，不改志节，是屈原精神最坚定的持守者。柳宗元深得骚学，不仅是诗歌技巧，还有灵魂的相通，是在精神实质上的深层契合。柳宗元以骚写心，以诗写愤，造就了他诗歌的“骚怨”特色。

对真理和事业，柳宗元有一种宁折不弯的刚毅气骨和秉性。《江雪》这首短诗，描绘了一幅绝妙的雪天寒江独钓图。在天地皎洁茫茫、万籁俱静的雪景中，诗人着意突出刻画了一位独钓寒江的渔翁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是诗人的自况，在冰清玉洁的广阔世界中体现出诗人高古旷逸、傲岸不群的性格，更凸显出其清正淳厚、刚正不屈的气骨，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柳宗元凄凉的处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却是柳宗元对理想的坚持。《渔翁》一诗中亦有诗人自我形象的投射，诗歌对渔翁逍遥自在的生活和清幽寂静的环境予以刻画，表现出清新幽远的意境，更从中寄托了诗人古雅高洁的自我形象。柳诗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为情语，通过自然观照自己，使景物与人格的傲岸相统一协调。诗中淡远冲和与寂寞幽独的意绪，衬托出诗人高古不屈的“骚人心”。

（三）勤政忧民的“士人心”

柳宗元的思想和作品，都具有中唐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他观照现实，关怀民生疾苦，无忘生人之患，遂造就了如此的“士子”的性格本色。在柳州任职期间，柳宗元废除奴俗，发展生产，兴办府学，做了许多有利民生的实事，更在诗中书写民生现实，真实地描写“田家苦”。《田家三首》表现出柳宗元对民生疾苦的真挚关怀，在这组诗中，诗人以写实的笔法和质朴的语言，描写农民勤苦耕织，却难逃官府的徭役与赋税，过着家徒四壁、食不果腹的生活，揭示出中唐黑暗的社会境况。诗人在诗中写苛重赋税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论如何改进赋税工作，揭露社会黑暗，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酷吏贪官的痛责，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因而，《田家三首》更被视为反映现实的佳作，与中唐的乡村现实紧密相关，以真情写痛怀。柳诗已然呈现出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变，他的诗歌将目光投向现实民生，悲悯人民的苦难，揭示出中唐的忧患与焦虑，对黑暗现实有所批判。

二、柳诗“清而峭”的诗风

胡应麟在《诗薮》中评“柳子厚清而峭”，突出其“峭劲”。柳诗的用字、意象和色彩，呈现幽寒清冷的特征，诗境清峭幽冷，总体风格多了一层郁闷和孤峭。

（一）清远淡泊中突出的“峭劲”

柳诗中有淡泊纡徐的“清”的一面，苏轼称其“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王士禛亦言“风怀澄澹推韦柳”。的确，柳宗元的《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雨晴至江渡》《旦携谢山人至愚池》等诗描绘景物清新别致，抒情自然，流露出闲适的意趣。然而，柳诗风貌多样，“简古”“淡泊”或“澄澹”，乃是柳诗意境风格的一个方面，并不能总体概括柳诗的全貌。柳诗自有其别调，他的诗，如悬崖峻谷中凛冽的潭水，经过冲沙激石、千回百折的过程，最后终于流入险阻的绝涧，渟滀到彻底的澄清。冷冷清光，凄凉孤峭。柳诗呈现出的主导风格乃是“幽深清峭”的，敖陶孙《臞翁诗评》云“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形象地揭示出柳诗的旷远幽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言柳诗“似入武库，但觉森严”，若将“森严”“峭厉”“排遣”综合起来看，我们便能深刻体会到柳诗“幽深冷峭”的风格了。

（二）幽寒清冷的用字和意象

柳宗元更重抒情，诗中寄寓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偏爱于“幽”“寒”意境的塑造，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中的“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所呈现的是萧瑟、幽寒的景象和情感，始终带有排遣悲怀之意。在意象方面，柳诗也是冷峭的，如“岭树重遮”“海畔尖山”“破额山”“云烟”“瘴江”“愁肠”“荒墟”“莺”等隐喻意象，弥漫着浓重的感伤与凄凉，给人阴寒冷峭之感。诗人大量运用“残月”“枯桐”“寒松”“幽谷”等词语，在色彩的选择上偏重于清、翠、碧等冷色调，塑造出阴寒幽冷的诗境。纵观柳宗元四十七年的人生历程，政治剧变使他平坦顺遂的仕途戛然而止，继而跌入痛苦的深渊，悲凉凄怆。诚然，柳诗融入了忧郁激切的主观色彩，浸透着哀怨与惆怅，饱含着身世之悲和家国之叹，成为客观现实和真实心情的写照，故而呈现出“冷峭”的本质特征。

三、柳诗“中唐诗变”背景下的新变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盛唐至中唐，呈现出审美旨趣和艺术风格的转变。盛唐诗歌陶冶了诗人积极向上、乐观豪迈的性情，滋长了冲破传统追求解放的精神。盛唐诗人少有低沉、纤弱、颓废的情绪，呈现出壮大宏阔的“盛唐气象”。到了中唐，诗风逐渐由外拓走向内敛，由昂扬转为低沉，由天然凝为精练，同时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也加速了诗变的过程和异变的色彩，正与盛唐诗歌形成鲜明对照。

（一）奇异想象的艺术笔法

在艺术手法上，柳宗元探索新的表现方法，有对艺术表现力的自觉追求。同时，诗人受到韩孟诗派的影响，不平则鸣，构思奇特，想象奇异，极尽岭南风光的奇山异水，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柳宗元的柳州诗更能显示出艺术上新的突破，险怪的山川之景是他极度失衡心态的直接投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写诗人登上柳州城楼远望，只见四野荒远辽阔，惊风密雨，心神愕然。颔联“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二句，意象密集，喻托深远，写“惊风”“密雨”，又以“乱”“侵”“斜”来形容，凸显了风雨的凶猛、迅疾，有明显的比喻象征色彩。诗人以富有象征性的写景之笔，表达了他对政治迫害的悲愤情绪。颈联“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二句，诗人借景抒情，写自己思亲念友，愁肠百结，诗思奇特，哀怨惆怅，奇险怪诞，体现了诗人奇异的想象、夸张的笔法、虚实结合的手法和独特的艺术结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中的“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运用比喻夸张的手法，以“剑芒”意象比喻尖山，似割“愁肠”，就越发传达出一种险怪和凄绝的情感。《寄韦珩》一诗，“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等句，描绘丑相，语言奇突，是诗人混乱心绪，内心凄苦的体现。可见，诗人在柳州时期的创作呈现出想象奇异、委婉含蓄、深曲婉转的艺术特征，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境界。

（二）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中唐时期，佛教禅宗十分盛行，士人和儒生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宗教冲击着儒学传统文化，同时也给儒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到了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思想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这样的心理状态促使他与苦空寂灭、超脱尘俗的佛教大为亲近起来，成为儒佛合流的践行者，也创作出许多诗情与佛理相融合的诗篇。《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一诗富有佛理和禅味，书写诗人晨读禅经的情景和感受，诗中探究佛理经义与个人修身的关系，直探真源，深入理窟。诗人领悟到最根本的宁静应是放下执念和义理，得意忘言，收获内心的自足与自在。全诗体现诗思与佛学的融合，有儒佛合流的思想倾向。《芙蓉亭》一诗描写龙兴寺有关的事物和景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二句中的“色空”，佛教认为色即是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然而，诗人以问句作答，描绘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力，吸收了佛家宣扬的超尘俗、泯是非、忍辱无净的观念，有人性本净、顿悟之思，给人以“真智”“正觉”之感。全诗体物精妙，语带禅机，表现出诗人对佛教禅机的领悟与淡然心悦的感受。柳宗元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的诗体现出统合儒佛，与佛教文化同化、融合的过程。

（三）锤炼精工和“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柳宗元的诗歌体现出锤炼精工和“以文为诗”的特点。柳诗章法森严，讲究字句的锤炼和篇章的结撰，对自然景象和客观事物的选择很有“深搜之致”，体现了遒劲刻削、深至古奥的韵致。他的山水诸作寻胜探幽，工笔刻画，炼字遣句，标题布局，十分精刻工致，有凝练精丽之美。《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一诗，诗人对湘口馆的山水景观着力刻画，细致描摹，就呈现出上述特点。看其“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高馆轩霞表，危楼临山隈”“兹辰始澄霁，纤云尽褰开”几句，语言精美，对仗工整，突显出语言精工锤炼之美。部分诗作亦呈现出作诗巉刻锤炼，爱驱遣凝重生新的字词，选用奇险的仄韵的特点。宋人吴可曾说：“柳诗‘风惊夜来雨’中‘惊’字甚奇……如柳诗‘月光摇浅濑’等语，人岂易到？”言柳诗选炼生新奇巧的字面，赞赏他字句锤炼精工方面的成就。

柳宗元也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他的一些五律和五古长达几十韵，大量用典，遣词造句生僻典奥，富有散文的笔法，让人能够感到受当时诗坛特别是韩孟诗派好难争险、铺排大篇的诗风的影响。他还将游记的章法引入山水诗，以营造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构法华寺西亭》一诗的结撰方式与游记相似，可说是柳宗元“以文为诗”的一种新探索。柳宗元文胜于诗，其文雄杰俊俏，峭拔矫健，文章与诗歌相互沟通、影响，确有以文章气脉入诗的趋向。

总而言之，柳宗元是一位出色的山水田园诗人，若将柳诗置于历史流变和个人经历中去探究其诗心、诗风和诗变，我们就能更深切地感悟到柳诗的内在悲剧性和诗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