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看其诗心、诗风与诗变
作者: 张婧婷柳宗元的诗歌现存一百六十余首,从题材上可以分为山水田园诗、酬答赠别诗、咏史咏物诗、思乡怀归诗、佛理诗、寓言诗六类。他的山水田园诗独具特色,成就很高,卓然自立于中唐诗坛。就山水田园诗派的发展脉络而言,唐四家以“王、孟、韦、柳”并提,揭示出柳诗在中唐诗坛乃至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风貌。柳诗包蕴“诗心”,反映出他强烈的主观意绪和独特的心性气质。柳诗的总体风格是“清而峭”的,积淀着人生零落感和时代悲凉感。此外,柳诗的创作正是处在“中唐诗变”的大背景之中,已然呈现出对盛唐诗歌的深刻变异,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开拓。
一、柳诗蕴含的“诗心”
柳宗元的一生充满着悲剧色彩,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司马,再贬柳州刺史。在被贬谪永州、柳州的十四年中,他的内心始终有着强烈的、难以排遣的“寂寞心”,故自放于山泽之间,借山水以消遣愁怀。柳诗“哀而酸楚”,抒发久遭贬谪的酸楚和愤懑是柳诗情感的主基调。然而,长期的贬谪流放和仕途失意,却也锻铸了他孤独而不屈的灵魂,追慕屈原,取法《离骚》,有着清正高洁的“骚人心”。柳宗元心中的政治理想始终不曾熄灭,他仍然怀着希望去呐喊,观照现实,关怀民生,有着勤政忧民的“士人心”。
(一)忧愤郁结的“寂寞心”
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歌,是蓄忧愤于闲适恬淡之中,表面上简淡高逸,然而内在的忧愤郁结之情十分浓厚。例如,《溪居》看似写谪居的闲适,但“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两句,又可见诗人在看似闲逸的背后,仍有孤寂、悲愤在其中。貌似闲适淡然的“长歌”,反而有过于悲哀的“恸哭”,这正是柳宗元痛苦矛盾心境的印证。《南涧中题》中的“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写深沉至极的悲怆,有砭人肌骨的清冷。诗人在《入黄溪闻猿》中更是写道“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通过描写溪路的曲折和哀猿的悲鸣,表现人的断肠之悲。猿声虽哀,而“我”无泪可滴,于古词中翻出新意;更悲,愈加反衬出诗人内心极度的哀愁与凄凉。
贬谪之悲带给柳宗元的是深深的无力感和绝望感。溪涧深处徘徊的身影正是他寂寞心境在自然中的外化,在“不平”的逆境中,柳宗元强烈的主观意绪深沉蕴藉地抒发出来,他的诗,是诗中有人的“有我之境”,寄寓了他浓郁的忧愤和苦闷之情。他的诗作,可以说是字字血泪,映刻着他的苦痛与愁闷。柳宗元的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诗则满纸涕泪。只就此写景,已不可堪,不待读其《别舍弟宗一》中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矣,读来使人黯然神伤,深感凄凉。在柳宗元的笔下,山水景物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读他的诗文作品我们可以时时感觉到一颗失意孤独者的“寂寞心”。
(二)清正高洁的“骚人心”
柳宗元诗歌的精神内蕴与屈原相契合,深得骚学。在《汨罗遇风》《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等诗中,诗人以楚臣、楚客、楚囚自喻。《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诗云:“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的山水诗中往往在探幽寻胜中寄寓逐臣之叹和黍离之悲,深得屈原的真精神。他取法《离骚》,赞美屈原,哀叹共同的身世之感,抒发怨愤郁结之情。在柳宗元的内心深处,积淀着屈原式的高洁执着,始终坚守本心,不改志节,是屈原精神最坚定的持守者。柳宗元深得骚学,不仅是诗歌技巧,还有灵魂的相通,是在精神实质上的深层契合。柳宗元以骚写心,以诗写愤,造就了他诗歌的“骚怨”特色。
对真理和事业,柳宗元有一种宁折不弯的刚毅气骨和秉性。《江雪》这首短诗,描绘了一幅绝妙的雪天寒江独钓图。在天地皎洁茫茫、万籁俱静的雪景中,诗人着意突出刻画了一位独钓寒江的渔翁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是诗人的自况,在冰清玉洁的广阔世界中体现出诗人高古旷逸、傲岸不群的性格,更凸显出其清正淳厚、刚正不屈的气骨,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柳宗元凄凉的处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却是柳宗元对理想的坚持。《渔翁》一诗中亦有诗人自我形象的投射,诗歌对渔翁逍遥自在的生活和清幽寂静的环境予以刻画,表现出清新幽远的意境,更从中寄托了诗人古雅高洁的自我形象。柳诗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为情语,通过自然观照自己,使景物与人格的傲岸相统一协调。诗中淡远冲和与寂寞幽独的意绪,衬托出诗人高古不屈的“骚人心”。
(三)勤政忧民的“士人心”
柳宗元的思想和作品,都具有中唐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他观照现实,关怀民生疾苦,无忘生人之患,遂造就了如此的“士子”的性格本色。在柳州任职期间,柳宗元废除奴俗,发展生产,兴办府学,做了许多有利民生的实事,更在诗中书写民生现实,真实地描写“田家苦”。《田家三首》表现出柳宗元对民生疾苦的真挚关怀,在这组诗中,诗人以写实的笔法和质朴的语言,描写农民勤苦耕织,却难逃官府的徭役与赋税,过着家徒四壁、食不果腹的生活,揭示出中唐黑暗的社会境况。诗人在诗中写苛重赋税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论如何改进赋税工作,揭露社会黑暗,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酷吏贪官的痛责,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因而,《田家三首》更被视为反映现实的佳作,与中唐的乡村现实紧密相关,以真情写痛怀。柳诗已然呈现出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变,他的诗歌将目光投向现实民生,悲悯人民的苦难,揭示出中唐的忧患与焦虑,对黑暗现实有所批判。
二、柳诗“清而峭”的诗风
胡应麟在《诗薮》中评“柳子厚清而峭”,突出其“峭劲”。柳诗的用字、意象和色彩,呈现幽寒清冷的特征,诗境清峭幽冷,总体风格多了一层郁闷和孤峭。
(一)清远淡泊中突出的“峭劲”
柳诗中有淡泊纡徐的“清”的一面,苏轼称其“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王士禛亦言“风怀澄澹推韦柳”。的确,柳宗元的《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雨晴至江渡》《旦携谢山人至愚池》等诗描绘景物清新别致,抒情自然,流露出闲适的意趣。然而,柳诗风貌多样,“简古”“淡泊”或“澄澹”,乃是柳诗意境风格的一个方面,并不能总体概括柳诗的全貌。柳诗自有其别调,他的诗,如悬崖峻谷中凛冽的潭水,经过冲沙激石、千回百折的过程,最后终于流入险阻的绝涧,渟滀到彻底的澄清。冷冷清光,凄凉孤峭。柳诗呈现出的主导风格乃是“幽深清峭”的,敖陶孙《臞翁诗评》云“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形象地揭示出柳诗的旷远幽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言柳诗“似入武库,但觉森严”,若将“森严”“峭厉”“排遣”综合起来看,我们便能深刻体会到柳诗“幽深冷峭”的风格了。
(二)幽寒清冷的用字和意象
柳宗元更重抒情,诗中寄寓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偏爱于“幽”“寒”意境的塑造,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中的“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所呈现的是萧瑟、幽寒的景象和情感,始终带有排遣悲怀之意。在意象方面,柳诗也是冷峭的,如“岭树重遮”“海畔尖山”“破额山”“云烟”“瘴江”“愁肠”“荒墟”“莺”等隐喻意象,弥漫着浓重的感伤与凄凉,给人阴寒冷峭之感。诗人大量运用“残月”“枯桐”“寒松”“幽谷”等词语,在色彩的选择上偏重于清、翠、碧等冷色调,塑造出阴寒幽冷的诗境。纵观柳宗元四十七年的人生历程,政治剧变使他平坦顺遂的仕途戛然而止,继而跌入痛苦的深渊,悲凉凄怆。诚然,柳诗融入了忧郁激切的主观色彩,浸透着哀怨与惆怅,饱含着身世之悲和家国之叹,成为客观现实和真实心情的写照,故而呈现出“冷峭”的本质特征。
三、柳诗“中唐诗变”背景下的新变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盛唐至中唐,呈现出审美旨趣和艺术风格的转变。盛唐诗歌陶冶了诗人积极向上、乐观豪迈的性情,滋长了冲破传统追求解放的精神。盛唐诗人少有低沉、纤弱、颓废的情绪,呈现出壮大宏阔的“盛唐气象”。到了中唐,诗风逐渐由外拓走向内敛,由昂扬转为低沉,由天然凝为精练,同时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也加速了诗变的过程和异变的色彩,正与盛唐诗歌形成鲜明对照。
(一)奇异想象的艺术笔法
在艺术手法上,柳宗元探索新的表现方法,有对艺术表现力的自觉追求。同时,诗人受到韩孟诗派的影响,不平则鸣,构思奇特,想象奇异,极尽岭南风光的奇山异水,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柳宗元的柳州诗更能显示出艺术上新的突破,险怪的山川之景是他极度失衡心态的直接投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写诗人登上柳州城楼远望,只见四野荒远辽阔,惊风密雨,心神愕然。颔联“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二句,意象密集,喻托深远,写“惊风”“密雨”,又以“乱”“侵”“斜”来形容,凸显了风雨的凶猛、迅疾,有明显的比喻象征色彩。诗人以富有象征性的写景之笔,表达了他对政治迫害的悲愤情绪。颈联“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二句,诗人借景抒情,写自己思亲念友,愁肠百结,诗思奇特,哀怨惆怅,奇险怪诞,体现了诗人奇异的想象、夸张的笔法、虚实结合的手法和独特的艺术结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中的“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运用比喻夸张的手法,以“剑芒”意象比喻尖山,似割“愁肠”,就越发传达出一种险怪和凄绝的情感。《寄韦珩》一诗,“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等句,描绘丑相,语言奇突,是诗人混乱心绪,内心凄苦的体现。可见,诗人在柳州时期的创作呈现出想象奇异、委婉含蓄、深曲婉转的艺术特征,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境界。
(二)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中唐时期,佛教禅宗十分盛行,士人和儒生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宗教冲击着儒学传统文化,同时也给儒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到了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思想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这样的心理状态促使他与苦空寂灭、超脱尘俗的佛教大为亲近起来,成为儒佛合流的践行者,也创作出许多诗情与佛理相融合的诗篇。《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一诗富有佛理和禅味,书写诗人晨读禅经的情景和感受,诗中探究佛理经义与个人修身的关系,直探真源,深入理窟。诗人领悟到最根本的宁静应是放下执念和义理,得意忘言,收获内心的自足与自在。全诗体现诗思与佛学的融合,有儒佛合流的思想倾向。《芙蓉亭》一诗描写龙兴寺有关的事物和景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二句中的“色空”,佛教认为色即是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然而,诗人以问句作答,描绘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力,吸收了佛家宣扬的超尘俗、泯是非、忍辱无净的观念,有人性本净、顿悟之思,给人以“真智”“正觉”之感。全诗体物精妙,语带禅机,表现出诗人对佛教禅机的领悟与淡然心悦的感受。柳宗元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的诗体现出统合儒佛,与佛教文化同化、融合的过程。
(三)锤炼精工和“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柳宗元的诗歌体现出锤炼精工和“以文为诗”的特点。柳诗章法森严,讲究字句的锤炼和篇章的结撰,对自然景象和客观事物的选择很有“深搜之致”,体现了遒劲刻削、深至古奥的韵致。他的山水诸作寻胜探幽,工笔刻画,炼字遣句,标题布局,十分精刻工致,有凝练精丽之美。《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一诗,诗人对湘口馆的山水景观着力刻画,细致描摹,就呈现出上述特点。看其“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高馆轩霞表,危楼临山隈”“兹辰始澄霁,纤云尽褰开”几句,语言精美,对仗工整,突显出语言精工锤炼之美。部分诗作亦呈现出作诗巉刻锤炼,爱驱遣凝重生新的字词,选用奇险的仄韵的特点。宋人吴可曾说:“柳诗‘风惊夜来雨’中‘惊’字甚奇……如柳诗‘月光摇浅濑’等语,人岂易到?”言柳诗选炼生新奇巧的字面,赞赏他字句锤炼精工方面的成就。
柳宗元也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他的一些五律和五古长达几十韵,大量用典,遣词造句生僻典奥,富有散文的笔法,让人能够感到受当时诗坛特别是韩孟诗派好难争险、铺排大篇的诗风的影响。他还将游记的章法引入山水诗,以营造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构法华寺西亭》一诗的结撰方式与游记相似,可说是柳宗元“以文为诗”的一种新探索。柳宗元文胜于诗,其文雄杰俊俏,峭拔矫健,文章与诗歌相互沟通、影响,确有以文章气脉入诗的趋向。
总而言之,柳宗元是一位出色的山水田园诗人,若将柳诗置于历史流变和个人经历中去探究其诗心、诗风和诗变,我们就能更深切地感悟到柳诗的内在悲剧性和诗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