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派对曾巩散文接受的再探讨

曾巩散文追求的是与道相生的质实之文。唐宋派中，王慎中最先将曾巩视为取法对象。在王慎中看来，曾巩之文可考于道德，曾巩之学能正反而旁通，曾巩之言不求藻饰。王慎中的这一观念，进而影响了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虽然具体到个体论述，侧重点会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确立了唐宋派“文以明道”的文道观。当然，王、唐、茅、归等人对曾巩之文的接受程度并不一致，其推崇力度基本呈现递减趋势，具体的师法角度也存在差异，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论述和澄清。

一、由左史而六经：唐宋派以退为进

唐宋派推崇曾巩，从历史时间上看，的确是由秦汉退至了唐宋，然而考究其所学内容便不难发现，唐宋派最终指向的是左史之上的六经之学。由曾巩而六经，是从本质上对师法内容的推进。《宋史·曾巩传》言曾巩“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此处“本原六经”的定位，概括了曾巩所学的主要特点。

明初的台阁文人似乎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在“以欧阳修为经典范式”（张德建《“欧学”与明初台阁文学》）的前提下，将欧、曾并提，并且其侧重点是强调曾巩所学之醇与文风之雅正，由曾巩而六经的治学路径尚未十分明晰。

到了复古派则不然，随着馆阁之风气渐纷靡，前七子掊击唐宋文而直宗秦汉，强调左史之学。李梦阳以秦汉古文为参照，主张文章写作与人、事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破宋儒之道而对文章本身的回归，是对取法秦汉史传文的导向，于唐宋以来建立的“道统”有所跳脱。

至于唐宋派，以王慎中与唐顺之为代表，并没有认同复古文学对左史之文的师法，而是延续了台阁文学对曾巩雅正之文的推崇。只不过唐宋派直接捕捉到的是曾巩与六经的共生关系，他们是要通过师法曾巩而指向最终的六经之学。首先，王、唐诸人明确指出了六经是曾文之根基。王慎中评子固《移沧州过阙上殿书》有言，“体意虽出于《封禅》《美新》诸家，与韩、柳进唐雅序等门户中来，然原本经训，别出机轴，不为谀悦浅制，而忠尽进戒之义昭然，与先朝《周雅》比盛矣”（李震《曾巩资料汇编》）。不仅悟得文章体意，还能进一步寻找此意的源头，这就使曾巩之文本诸六经的判断更为坚实。茅坤于《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中亦云：“曾南丰之文，大较本经术，祖刘向，其湛深之思，严密之法，自足以与古作者相雄长。”茅坤对曾文精湛严谨的思想甚为推崇，他是从总体上给予曾文“大较本经术”的定位。其次，在唐宋派的话语体系中，六经之学的确是对复古派左史之学的超越。茅坤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颇为犀利，其《与慎山泉侍御论文书》认为：“大略以为文必溯六艺之深，而折衷于道，斯则天下者之正统也。其间雄才侠气，姗韩欧，骂苏曾，而不能本之乎六艺者，草莽偏陲，项羽曹操以下是也。”其直言复古派为“草莽偏陲”，摈斥韩、欧、苏、曾实非智举，而应当立于正统的，仍旧是作为文章思想渊源的六经之学。

唐宋派以曾巩之文为取法对象，突出强调的是其尊崇六经的思想内核，在尊经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够真正实现文与道的统一；且只有以此为立足点，才可以直接实现对左史之学的超越。故不能只从文道关系一致的层面，来静态分析唐宋派师法曾巩的原因，而应该看到其在接续文统上所作的努力。这种接续，放置于明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则是对明初馆阁文“崇曾”的继承。

二、深醇与法严：科举的助推

曾文之所以被唐宋派取法，还要考虑科举的助力。古文学习的目的之一，就是指导时文写作。七子派倡导文必秦汉，最终滑入了剽窃之风盛行的境地，一是秦汉之文法密而难以窥见，二是强调左史之学而忽略六经之道。唐宋文则不同，尤其是曾巩散文，底色是道德文章，文风平正、文法谨严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以之矫正科文思想浅近、文辞艰涩的弊病，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策略。

明代中期，八股时文的写作陷入困境，变体层出不穷。嘉靖十一年（1532），礼部左侍郎夏言上奏皇帝，提出近年以来的士大夫文章，只是模仿左史之字句，艰深怪涩又不能别出新意，全然没有“优柔昌大”之文气，与道德文章更是相差甚远。这既是对科文弊病的批判，也是对七子派剽窃之风的指责。就八股文正体的确立而言，王慎中与夏言有一致的看法，都强调道德文章。嘉靖十五年（1536），王慎中任山东提学佥事，他有明确的取文标准，其“所谈乃成化、弘治间诸馆阁博厚典正之格，士由此知向往，其文一出于正”（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亦以馆阁博厚典正之文为八股正格，士人于是纷纷效仿。而台阁文章此时被重新强调，核心因素就是道德内涵的充盈，毕竟台阁文人注重的是六经之道的教化作用，以此能够补足科举时文所缺失的道德意蕴。而就唐宋诸家论，曾南丰体道的“醇儒”之文便应时所需，被强调和凸显。王慎中推崇子固的道德之思，“折衷诸子之同异，会通于圣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于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王慎中《曾南丰文粹序》），是故曾文无有不醇不该之弊。茅坤对曾巩思想性的看重，原因之一亦是举业中道的消弭，“第使为举子业者，能不诡于道，以各言其心之所至，而其辞与旨特文且远焉”（茅坤《陆萧山举业刻引》）。本原六经以阐发圣人之道的为文方式，不再为科举士子所践行。而要实现对六经、对道的回归，以曾文为标杆是恰到好处的选择。

除深醇之思想外，曾文谨严平正的法度也为举文所需。曾巩的文章以议论文居多，在立意、结构、脉络、用词等方面颇有讲究。《送蔡元振序》的文眼就新颖独特而又不矫揉造作，以至于茅坤感慨此文“特其所见，亦有可取”（李震《曾巩资料汇编》）。另有《菜园佛殿记》《墨池记》《礼阁新仪目录序》等文，结构精巧，用词精练。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及归有光，作为当时的举业大家，自然不会忽视对曾文法度的学习。从整体上看，他们努力掌控引导举业的话语权。唐顺之编选《文编》，唐宋古文占绝大多数。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归有光的《四大家文选》，精选韩、柳、欧、苏四家之文。这就圈定了举业的参考对象，且有法度之可求，颇为士子青睐。尤其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虽有疏舛浅近之处，四库馆臣仍将其定位为科举考试的入门参考书。这些古文选本的最终目的就是指导时文写作，以古文为时文是唐宋派不断揣摩八股文写作技法的结果。具体到对曾巩散文的接受，也是这种话语权的延伸与覆盖。一方面，曾文作为唐宋古文的重要组成被选入科举用书；另一方面，唐宋派对曾文法度的剖析也充分体现着科举时文的要求，他们力图为举文写作提供正确的技法指导。

曾巩散文敦厚的文风、严谨的文法，恰恰能补足科举时文思想性和行文法度的缺失。唐宋派要以之为媒介，最终既能实现对深醇典雅之正体科举文的回归，又要吸取唐宋古文的技法为时文所用。

三、趋同而又存异：横向的个体取舍

唐宋派整体对曾巩散文的接受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然而这并不表示王、唐、茅、归对曾文写作义法有一致的取舍。也就是说，在唐宋派十分推崇曾巩这一总体认知的背后，存在着个体接受程度的差异。重文意还是讲文法，偏整体还是取局部，对不同文体的考量又如何切入，都需要被明确地说明和论述，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唐宋派诸人接受曾巩散文的侧重点。

就王慎中而言，其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曾巩散文，以经训为考量之本，以气质为评论之则，并辅以文法。所谓“以经训为考量之本”，是对曾巩取法六经的强调。王慎中评子固《移沧州过阙上殿书》所说的“体意虽出于《封禅》《美新》诸家，与韩、柳进唐雅序等门户中来，然原本经训，别出机轴”（李震《曾巩资料汇编》），原本经训是曾巩此文得以别具一格的基础。王慎中既能敏锐地捕捉到曾巩散文的尊经之处，又能体悟尊经在行文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六经为根本，稍加修饰便可成绝好文字。此外，王慎中注重整体把握曾文之文气，他以气质为评论的典则，对气质不足的《熙宁转对疏》，直接指出“气厚质醇，曾远不逮董、刘矣”（李震《曾巩资料汇编》），而对《先大夫集后序》指出“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气不迫晦者，亦不多有”（李震《曾巩资料汇编》）。的确，曾文以纡徐见长，“气不迫晦”为常态，故纵有不多见的“委曲感慨”之姿，也为纡徐之气所笼罩。无论是溯源经训还是甄别气质，都为王慎中所倾力，是其评论的主要方面。倒是对文章法度的分析，成为一种辅助性的存在。评《礼阁新仪目录序》，只是说明“此类文皆一一有法，无一字苟，观文者不可忽此”（李震《曾巩资料汇编》）的事实，至于此类文的文法是什么，王慎中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唐顺之对曾巩散文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且看其《文编》，只选录了少量曾巩的散文。《文编》所选文章从先秦两汉至唐宋总计1422篇，其中唐宋八大家之文有1053篇。在这1053篇之中，曾巩仅有4％的文章入选。就谋篇布局的错综变幻而言，唐顺之最推崇欧阳修、苏轼和韩愈。显然，曾巩之文并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所取曾文的法度也只集中于议论一点。他评论曾巩散文，主攻议论之法，点明《赠黎安二生序》“议论谨密”，《清心亭记》“程、朱以前此等议论亦少”（李震《曾巩资料汇编》）。即使评点叙事，也总是与议论相结合，他对《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叙议结合的分析就颇为细致，“此文三段。第一段叙，第二段议论，第三段叙立祠之事。叙事议论处皆以捍贼忤奸，分作两项，而混成一片，绝无痕迹，此是可法处”（李震《曾巩资料汇编》）。可法处是议论与叙事的混融一体，而并非如韩愈《送杨少尹序》那般只是“叙得奇”（李震《曾巩资料汇编》）。

与《文编》选文相似，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中也并未多选曾巩散文。在其近1400篇选录的文章中，曾文所占比例只有6％，远不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和韩愈，且主要集中于序、书、记三类文体。这种分体选文之法，就更容易凸显茅坤对曾巩某一类文体的接受角度。他窥书以发所蕴情志，情志在平正的曾文中本不多见，而茅坤却就书信体强调曾巩对情感的真挚表达。其评子固《与孙司封书》，“其为书反复千余言，句句字字呜咽涕洟，可与传记相表里”（李震《曾巩资料汇编》），分明是书信文体，由于情感的摄入，最终与传记近似。对于序文，他突出强调曾子固的独特见解，认为其能得作文之旨，如评《太祖皇帝总序》为“曾子独见。其论宋太祖与高祖两相折衷处，如截铁”（李震《曾巩资料汇编》），非常具体地对曾巩见解的独特之处进行析解。无论是书之情志还是序之独见，茅坤的立足点都十分鲜明，而至记体文则不然，他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而是采用一种多点切入的方式，览记以观子固本色，对记文的结构、本末、尺幅进行多方面观照。

归有光看似倾心于曾文，实则程度尚浅。首先，归有光的《四大家文选》并没有选入曾巩文章。其次，归有光对曾文的评点是踩点式单篇切入，既没有对曾文作总体的评价，也没有系统的文法评论，而是选择了散点吸收的方式，取法曾巩又无所拘泥。归有光强调作文之意，更多是追求一种整体上的感悟。曾巩《战国策目录序》是以文意取胜的典范，但归有光并没有将范围扩大到曾巩的其他序文或记文，只取单篇以明其旨。相比于王慎中、唐顺之及茅坤，归有光取法曾巩的途径和内容都尚显单薄，推崇程度也自然最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宋派对曾文的接受，在总体趋同的背景下，存有个体取舍的差异。王慎中作为首倡者，主动性最强，且能够以宏观的视角整体把握曾巩散文，同时也不忽略对文法的剖析。唐顺之就相对被动，论文也相对局限，只集中于对议论之法的强调。茅坤相比于唐顺之，受王慎中的影响更为间接，他指出曾文逸调、才气不足的缺陷，且仅就书、序、记三类文体，吸取曾文在情志、独见、典刑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三者缺失互动的归有光，虽倾慕曾巩，但只从个别处着眼，推崇力度最弱，对文法的析取也并不具体。明辨唐宋派内部的个体差异，才算最终落实了其接受曾文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