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的完美女性观

林语堂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是林语堂笔下最满意的完美女性形象。她将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内化合一，又有新知识的进步之处，是林语堂心中乃至中国传统语境的完美女性，代表了男性视角下新式女性形象的理想审美标准。品味她的人生历程，温婉中不失坚毅，保守中可见灵动，儒道的和谐与中西的融合在她一人身上得到了生动的诠释。林语堂通过描绘贤良温婉、聪慧坚毅的姚木兰这一完美女性形象，侧面展现了他对完美女性形象的审美构想，折射出男权社会下的本质要求与男性本位的女性鉴赏观念。

一、出身优越，美貌机智

从家世出身而言，姚木兰出身富庶家庭，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姚木兰的父亲姚思安是北京城家境殷实的商人，在北京和杭州等地都有药材、茶叶产业。姚木兰作为姚家长女，在身份和门第上就已经符合传统观念之下对于女性身份地位的基本期望。良好的出身也为姚木兰性格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因为家境富裕，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她为人处世大方得体，大气沉稳，不会因钱财利益表现出斤斤计较的小家子气，拥有较高的素质与修养。姚木兰的容貌也十分优越，满足理想中大家闺秀的美好构想，在文中虽然直接描写不多，但林语堂这样形容姚木兰：“美如满月，以前没见过她的男男女女，见其美貌，都为之咋舌”，“她的腰细，头发漆黑而浓厚，两眼是秋水般明丽，双眉画入两鬓”（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京华烟云》）。姚木兰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东方美人，给人温柔恬淡的印象，这也侧面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的审美要求还是始终站在男性的立场来设计勾画。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对一系列美女形象的刻画，除了手法略有翻新外，美德和内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正如才子佳人等一贯描写模式，对女性的构想始终是基于男性审视的主观意识之下。

姚木兰的机智与聪慧更为她的美好形象增添亮色。姚木兰念书很少有困难，一点就懂，而且从小就识得三千七百年前的甲骨文，足以见得她聪慧过人。在姚家逃难，当姚思安希望利用蒋太医的关系得到官方公文时，姚木兰大胆提出了机智的建议，令全屋人都安静下来。她的智慧更体现在为人处世的精明与巧妙。当曼娘经历丧夫之痛时，大家劝说都无果，最后是姚木兰想出妙计打开了曼娘的心结。姚木兰这一形象，其中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她善用聪慧灵活巧妙地解决问题，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的聪慧使她显得如此超凡脱俗。姚木兰幼时逃亡与家人失散，险些被拐卖，但她能表现出不同于同龄人的冷静与镇定。长大后得知孔立夫被捕后，她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成功救出孔立夫。姚木兰与旧式传统女性的区别在于人物的鲜明与活灵活现。她一改刻板印象里本分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展现了林语堂对新时代女性的思考，有其进步意义。

二、儒道结合，中西融通

姚木兰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结合的典型，又包含新式进步的因素，具有多元共存的色彩。其形象兼有儒道出世、入世的哲学，又有中西新旧思想的融合。儒家和道家对姚木兰为人处世的影响都是合而为一、不可割裂的。儒道交织的生活环境塑造了姚木兰这一传奇女子形象，这两种重要的思想影响因素都不可忽视。姚木兰是道家的女儿，儒家的媳妇。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淡泊与闲适的道家思想影响着她人生路径的选择，这让她在处理问题时都有着道家哲学的豁达稳重，心胸开阔，心怀大智慧。同时，母亲对姚木兰日常孝顺、勤俭等美德的教诲实则都是儒家传统视角下对大家闺秀、贤妻良母的要求。姚木兰也巧妙地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人生大事的选择与小事的处理上都可圈可点，如姚木兰与民女孙曼娘平等真挚的友谊，和丫鬟锦儿平等相待，后期在逃难的路上救助孤儿、关心百姓的善良，体现了道家众生平等、与人为善的思想，更印证了儒家“性善论”的人文关怀。此外，姚木兰亲近自然、渴望自然，在婚后也没有完全被家庭捆绑，依旧愿意外出游玩，赏花弄草，陶冶情操。可见，姚木兰骨子里对自然的向往，贴合道家返璞归真的思想，同时，“她的贴近自然可以说也符合儒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的美好追求”（赵英华、王玉《华裔作家林语堂英文作品人物研究—姚木兰是“儒”而非“道”》）。正是儒道的互补，也让姚木兰在命运的各种矛盾中找到了平衡点。姚木兰用道家的坚韧顽强和儒家的宽厚大度化解了命运的不幸与苦涩，在自身心理建设中与命运和解。她遇事不强求，不是听天由命的消极，而是在已知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平复自己的心境尽力而为，顺其自然。对自己的婚姻，姚木兰虽然不能与所爱之人相守一生，却能不让这种遗憾造成负面的影响，情愫只留在内心珍藏，不得的人与事不去强求，从而在儒道的豁达下找寻心灵的平衡与慰藉。

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浸染下，在面对个人意识与现实的矛盾时，儒道思想也是彼此相通的，都为姚木兰指向了成全与付出的路径。她为人宽和，大方得体，聪慧能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作为女儿、儿媳，都深得长辈赞许；管理曾家事务也井井有条，获得从上到下的一致赞许。《京华烟云》这部长篇小说有“‘民国’《红楼梦》”的赞誉，这部著作中的姚木兰堪称众多女子中美好品质的集大成者，有林黛玉的才华机敏，有薛宝钗的温和敦厚，更有王熙凤的治家得当。

同时，姚木兰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她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女性，更受现代新知识、新思想的影响，顺应了部分现代的进步观念，有突破旧观念束缚的趋向。她传统，但不古板，不同于唯唯诺诺父权社会下默默无言的普通大家闺秀。她会吹口哨、唱京戏、逛公园，有新式的观念，也没有缠足的陋习，是当时新女性形象的完美诠释。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她阅读林琴南的小说，接受“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抗议母亲偏袒哥哥的横行霸道。在姚木兰身上，人道主义精神的色彩也有所体现。在逃难时，她收养了多个被遗弃的孩子，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正是因为姚木兰接受了中西思想的双重影响，所以她比同时期的女子更加坚强，更加果敢。在心爱之人有难时，她勇敢地挺身而出，在他人面前也始终敢于表达自己，对个人的人生安排也有着清晰的认知并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

从整本书的脉络来看，姚木兰的父亲姚思安一贯无为而治的超脱思想，使姚家历经数次磨难但最终都能逢凶化吉，都是作者对道家精神的间接认同与赞美。曾家则是以曾文璞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身体力行者，遵从礼法，克己守礼，但最后家门的逐渐衰落，便可窥见林语堂笔下姚木兰这一儒道结合、中西兼容的美好形象背后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固有单一的传统思想观念未必适应新的发展，如姚木兰般兼备儒道美德，又有新式思想的现代精神，多元统一的集合，才是林语堂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式的思潮给予她更多思想的解放与行为的自由，但姚木兰的本质仍是扎根于东方儒道文化土壤的一株空谷幽兰，人生的信条与抉择依旧是传统观念的忠实践行者。尽管自由解放的理念对姚木兰的影响不甚突出，却是她性格的一丝重要的靓丽点缀。

三、贤惠淑德，宽厚持家

在传统语境里，女性往往与家庭密不可分。林语堂在《婚嫁与女子职业》中提到女性“最理想的职业是婚嫁”，可见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女子始终是男子的陪衬，女性的婚嫁便是人生的头等大事。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下，家庭就是女人的事业。在世人观念中，女人最大的“成就”便是贤妻良母，而无法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展现自己的才能。姚木兰在传统的家族中娴熟得体地完成了她的各个角色，她作为女儿、儿媳，孝敬父母与公婆；作为妻子，贤惠宽容；掌管家族事务，也能做到对上下谦卑有礼，大小琐事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可以看出，女性角色的作用始终是在家庭中才能充分展现。在娘家时，母亲对她从小就严格要求，“必须有女人主要的美德如：节俭、勤劳、端庄、知礼、谦让、服从、善理家事，以及育婴、烹饪、剪裁缝纫等技能”（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京华烟云》），正是这些训练和要求让姚木兰在嫁到曾家之后展示她的贤惠能干，获得全家从上到下的一致肯定。母亲对她的要求，不仅是针对她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技能，更是为了姚木兰适应在家庭中的定位，可见完美女性的存在意义之一就是为家庭而生。

姚木兰所体现的婚恋观念与中国传统道德与礼教的影响密不可分。我们充分肯定姚木兰温柔贤惠的得体形象，以及作为妻子、女儿等女性角色的出色表现，是因为这些美好品德正是切合道德对女性的积极规范与要求。中国的传统理念在对个人的价值评判时，通常将其放在家族社会等大环境下来要求，若想达到被称为“完美”或是合乎立法的“模范”，那么他（她）首先是家族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其次才是他（她）自己。在恩情面前，个人私情自然不值一提。所以，面对自己内心深爱的孔立夫和有恩于自己的曾家，姚木兰主动放手，认清自己的宿命，并坦然接受这样的安排。她相信“个人的婚姻大事，是命里注定的”，“好多不由人做主的事情发生，演变，终于使人无法逃避这命定的婚姻”（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京华烟云》）。在姚木兰嫁入曾家后，她不仅代表自己，更是封建家族秩序中的一员，尤其是对儒家道德的遵守显得格外重要。曾文璞反对姚木兰自由自在地外出，担心她带曼娘外出容易让曼娘对外面的世界过于向往；与曾荪亚整日外出也是不合礼法的行为，这些规则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姚木兰自由活泼的天性相矛盾，束缚了她作为个体的自由意志。这种日常行为的潜移默化的规范，都是对姚木兰自我意识的约束，但姚木兰对秩序规则的遵守之下仍没有磨灭自身的灵气，完成贤妻良母的角色也是对自身价值的达成，找到了自己在规则与自由之间的有机平衡。

当丈夫曾荪亚有了外遇，姚木兰开诚布公与“第三者”曹丽华面谈，最后通过人格魅力成功地化解了婚姻的危机，她的气度与胸襟着实令人钦佩。以现代眼光来评判，姚木兰对纳妾的默许实则是男权视角下女性的无奈。“一个合法的妻子的地位当然是极其分明，若是有一个‘副妻子’，就如同总统职位之外有一个副总统，这个总统的职位就听来更好听，也越发值得去做了”（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京华烟云》），这样幽默的粉饰反而暴露了男权思想的自私与落后。这种对女性精神上无私与宽容大度的要求，是女性在社会不平等地位的突出体现。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某些所谓的对女性合乎礼法道德的赞美推崇，如曼娘的悲惨人生，实则是对女性个人意识一定程度的束缚与压制。但是，正是姚木兰内心的儒道贯通的处世哲学让她拥有宽容大度的心态和睿智巧妙的方法化解矛盾与危机，没有为制度礼法所累。

林语堂塑造的姚木兰，是男权视角下的完美家庭女性，是有聪慧与胆识的美丽女子，是儒道思想下温柔贤良的贤妻良母。西方的新思潮并未触及她思想的根本变革，唱京剧、逛公园、喝咖啡等对于生活与认知的新式理念只是成为她性格的点缀。姚木兰始终未挣脱旧时代根深蒂固男权制度的樊笼，始终收敛着内心的自我意识，她成功地扮演了家庭中的各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自我的表达。

姚木兰作为“完美女性”的典型代表，既有中式传统道德的贤惠得体，又有西方新式思想的进步与个性。但是，林语堂对姚木兰形象的欣赏仍处于男性本位视角的俯视，从美貌到个性的审美鉴赏，尤其是婚恋观念的焦点，都透露着男性视角的审美意味。林语堂对姚木兰的形象不乏赞美，体现了他对女性身份地位的关注与思考，但是他对完美女性观的思想有其矛盾性，在赞美儒道统一、中西贯通的多元和谐理念过程中，部分“赞美”仍是浮于表层，属于男性视角的欣赏。总体而言，林语堂对女性审美的构建与认识有其进步意义，但仍受到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