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飞扬

我对童年的记忆是由一段斑驳的城墙和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开始的。

古老的城墙砖成了最里一排平房的山墙。那时，人们没有文物古迹的概念，用现在人的眼光看来，依城墙而建的房子，既没有延伸城墙的岁月，又无法得到稳固的庇护（因为城墙上的碎石会随时滚下来）。民宅中善用粗略的灰瓦，看上去像是将城墙从腰部斩断，使人分不清它是一段建在房顶上的城墙，还是一排盖着城墙顶的民房。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结构，只有和我一样处于童年的孩子才能理解其中的美妙，因为每家每户的室内都有入口可以进入到城墙里—与墙体一样悠久的防空洞。虽然房屋是一间间隔开，但防空洞是由一条狭长的廊道连接在一起的，自始至终我们不知道这条廊道有多长。因为房子的主人们无法容忍外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到自己的家里，所以在短暂的闲趣后，大家都把自己屋内的洞口给封死了。

虽然是一排排的平房，一直延伸到马路上时已经很难分辨出这是由多少排房子组成的住宅区了。那个时代房子都是公家的，这个单位在这儿盖一片，那个单位在那儿盖几间，不同的公家为了让自己的房子相对独立，即便盖得再长，也要在这一排的对面再盖上一排，脸对脸地环抱成一个长长的院子。两排房子中间狭长的过道就成了我们儿时嬉闹的舞台。

院子里最好的位置是处于两端的家庭，把过道一封，装上一扇大门，又形成一个自己的小院。夏天消暑纳凉，冬天储物囤菜，怡然自得，不碍他人，硬要找出它们的缺点的话，就是离院子的出口较远（狭长的院子出入口都在中间部位），在那个生活设施尚不便利的年代，意味着要负重走更多的路。

我还有遥远的以幼小的身躯负重前行的记忆，但记忆穿越悠远的时间来到我眼前，已经无法还原彼时的身影。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显然无法完成过重的体力劳动；于我来说，却是儿时劳动的快乐。不到十岁孩子的乐趣很简单，它们由成群结队和别出心裁组成。提水和倒垃圾是我们能消遣的体力活儿。一个院子六七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如果看到别人拎着桶打自家门口过，其他的男孩子或女孩子必定踊跃争先，向自己父母申请个同样的活儿，迫不及待地抓起桶跑出去。水桶沉，我们只有提半桶的力气；垃圾桶轻就无所谓了，但垃圾桶的路远反而更消耗体力。这时候，劳动的技巧在我们用臂膀的单薄对抗物体的沉重时发挥了作用，通过双手交替和身体摆动，让桶围绕着身体不断转圈，悠起来，让我们既从重量上感到了轻松，又可以充分利用惯性加快前进的速度。随着技巧的日渐纯熟，重量和距离就不再是我们的难题了。

成群结队的劳动，是为结伴而行的比拼和短暂脱离监管的放飞，偶然遇到路上的嬉戏，还可以横插一脚，热切地投入到别的孩子搭建的游戏中去。如果把自己的新玩具带出来展示一下就更加完美了，会受到其他孩子友善的欢迎。

在我十岁之前，每家每户用水都要到院子里的公共水管去提。那个年代，技术落后，工业品匮乏，没有如今轻便的塑料桶，提水用的水桶都是铁皮箍的，仅空桶就很有分量。每到傍晚用水高峰时，在水管前等待的人们是一道密集的风景，这让我怀疑，不到十岁的孩子承担这一任务的不切实际。回忆带来的模糊印象也许只是不同时期类似场景的重叠，而实际上，当时那个流着清鼻涕看着大人们走来走去，皱皱巴巴站在旁边的才是我，借助倒垃圾行玩乐之实的才是真实的我们。

后来，家家铺设了上下水管道，再也不用为冬天结冰的管道、通红的手指和冰冷的水桶而发愁了。大人们在释放了因进嘴带来的负担后，毫不吝啬地将出嘴污秽物的处置权交到了我们手上—每家半大的孩子完成倒垃圾的使命。三十年后，这些琐碎劳动已被吸尘器、洗碗机和抽水马桶等便利的家用设施所代替，现在的孩子也就失去了通过劳动直达快乐的体验。

比起楼房的独门独户，互不干扰，平房的生活显得杂乱无章。每个人吃喝拉撒睡的个人事项，都有可能与别人的交织在一起。出了屋门，邻居们都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做饭、洗衣服、修修补补、谈天说地……有时，过路可能要等待别人为你腾开地方；有时，你在屋外摆放杂物还要跟邻居商量放置的位置；有时，你想一个人想静一静，还要妥善回应别人的友好；你既要走到别人的生活跟前，又要允许别人审视你的一举一动。你得病，他吵架，今天这家吃的什么鱼，明天那家喝的什么酒，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家家没有秘密。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后天他还你。如果有了矛盾，抬头不见低头见，同样让分歧无所遁形。邻里之间只能就可能产生矛盾的预期问题进行规避，但在个人利益面前，也不能期待人人争做活雷锋，有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当事双方往往还时不时拿陈年往事来翻一翻、晒一晒。

大人之间的矛盾往往不影响孩子们的你来我往。大杂院比设施优厚的楼房对孩子们的吸引力更大，劳动的辛苦在孩子心里不值一提，同龄玩伴才更为重要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团团伙伙，孩子之间的团伙总是以院子为中心向外延伸，一个院里的孩子总要自然地走在一起，并就近与院外常一起玩儿的孩子形成松散的团体，这种联系的最大用处是用来抵御来自未知的侵扰。

我至今还有被一个成年人追到厕所里逼问同伙家住哪儿的记忆。我自作聪明地在大家一哄而散后，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厕里，蹲在那儿假装使劲儿。当那个被我们打了的孩子的爸爸追到厕所里时，看见我孤零零地蹲在那里，我心想，完蛋了！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最为机敏地躲在了一个避风港里，那孩子他爸一定在外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逮我那些四散奔逃的同伴，这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出现在了我面前，我都能感觉到他是径直冲着我来的。他大声地呵斥我：“那个小黑崽子是哪家的，住哪儿？”我还未挣扎就在他的气势前彻底败下阵来，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只记得“在后边住，还得往里走”几句不完整的话从我嘴里不由自主地滑了出来，换取了短暂的安宁。

就像我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躲藏能力一样，这次我又低估了自己的愚蠢。在那个孩子的爹走后，我以为一劳永逸地远离了危机，并在厕所里磨磨叽叽地平复心情时，那个男人又折了回来：“小崽子，快起来，带我找他家去！”吓得我哇哇大哭起来。现在想来，我的愚蠢在于，连那个当爹的都无法确定，我是否认识那个小黑崽子时，就已经缴械投降了。

这是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出头儿”，我纠集了我们全院的男孩儿，为一个院外的低年级孩子向曾经侮辱了他的别的孩子施加报复。最后，我们在那个凶巴巴的爹面前百口莫辩时，那个被欺负的孩子却向我们大门紧闭。

记忆中寒暑假大都是在乡下度过，因为父母要上班，一周工作五天半，院子里的孩子也会被父母送回农村老家住上些日子，没有了我们这帮孩子，大人也能享受几天安静日子。父母常常把我放在乡下几个星期，其间也不来看我，让我在田间地头变成了无拘无束的野孩子。因为乡下的孩子被大人撒出去是有活儿要干的，拔草、扒地瓜、割猪食……我是难得没有任务的自由身，但对于乡下的玩法不得要领，常常通过旁观某一场景泥足深陷，忽略了通过参与来解决自己的少见多怪。

在城里上学时，孩子们穿凉鞋是要穿袜子的，那时我对裸露在外的皮肤既排斥又痴迷。尤其是女孩子光着脚穿凉鞋，在学校里是见不到的，偶然在校外看到一个成年女性光着脚穿鞋，就会带走我好奇的目光，久久无法自拔。可笑的是，轮到自己时，只要出门，就要把脚裹得严严实实。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穿拖鞋、穿凉鞋，没人穿袜子；男人和女人们或扛着锄头，或挎着篮子，脚上裹着厚厚的泥巴，和鞋上的泥巴混在一起，远看像穿块石头。我依然固执地耻于将脚裸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其他孩子无拘无束地在田地里行走的时候，我只有在后面一跳一跳地、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泥巴。

一场雨水让我明白，我的整洁独木难支。那时的农村是见不到硬路的，一场雨后，所有的土路变成了泥路，一脚踩下去，泥巴盖住脚面，因为穿了袜子，泥粘在脚上，甩也甩不掉，有一种癞蛤蟆爬到脚面上的感觉，犹豫着下一脚如何踩出去。孩子是禁不住同龄人说三道四的，只有在别人的怂恿下，我才能抵抗住内心的煎熬，一步一步踏泥而行，之后已顾不得脚上沉重得像一块石头，只求奔到水里将脚洗干净。

对于乡下孩子来说，任何的水状物都能够与脚和谐共处，即便是路上的水坑。在他们的认识里，脚与泥土为伴，不应一尘不染，只需走时没有沉重的负担就行，我可不行。所以，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在灌溉渠充满水时，在渠里淌水的场景。农村的田地里都有由石板砌成，把不同的地块隔开，利于集中灌溉的水渠。一般深及孩子的小腿，开闸放水时水渠里充满干净的清水，地的主人们通过长把儿的水勺将水舀到自己的田里给农作物浇水。开闸放水时孩子们都集中到闸口，看着碗口粗的水管内白花花的清水喷薄而出。

起初，在这段回忆里并没有找到自己能够置身其中的情绪。因为那时的我时时刻刻保持妆容严整，甚至要把衬衫的扣子系到领口，即便和农村的孩子们玩儿也一样。严谨的穿着，被袜子包裹严严实实的脚，让我很难像其他孩子那样在土地上摸爬滚打。所以，一方面羡慕着别人的无拘无束，另一方面又被自己在城市里的行为习惯捆得结结实实。

听老人说，我总是在不远不近的距离下，看着同龄人肆无忌惮地玩耍，只有他们中规中矩时，才和他们玩儿起他们并不擅长而自己应付自如的游戏。第一次看到孩子们赤裸着腿脚下到水渠里时，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完全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场景，但是短暂的惊讶转瞬即逝，换来的是长久的痴迷。

我喜欢站在水渠中看着汹涌的水流将我的脚快速地冲刷干净，不但脚面干净了，还把鞋底、鞋面，以及边边角角和坑坑眼眼的泥沙全部带走，即便在视觉和触觉上认为干净了，但还要在水渠里反复地走动，直到水中呈现出一尘不染的肌肤。这时，我心中因满脚污泥而背负的包袱已烟消雾散，感受无忧无虑的舒爽。当久久的沉浸换来心满意足时，又不得不面对冷峻的现实，我还要继续面对泥土的挑战，虽然心情有些沮丧，但此时已经接纳了肌肤与泥土的和谐相处，回到家总要把脚冲干净的。

那时的家庭还没有影像记录设备，回顾曾经的岁月一是靠相片，二是靠讲述。我从没有想到记忆还没有来到我身体里时的经历，后来会成为我津津乐道的资本。

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人依然沿袭着守家在地的生存模式。计划经济下的就业与人民生活紧紧地与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人离开自己的户籍生存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可以通过上学、异地工作、旅居实现的跨省市生活，在以国有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即便是行走于两地之间也是一份极特殊的经历。

妈妈会把家庭成员的所有照片工工整整地固定在相册里，照片是黑白两色，相纸很厚，颗粒感很强，灯光下有制成时特有的纹路。虽是黑白照片，但画面很清晰，层次也很鲜明。相册的翻页是黑色硬纸板，纸板很厚，对照片起到了足够的支撑和保护，正反面有固定照片的卡缝，每页之间还有一张白色胶纸作为保护，照片就隐藏在这胶纸与卡缝的包裹之中。照相机已经进入家庭，但鲜有人买，需要时都是相互借；胶卷也是自己冲印，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手艺，就像现在会自己修电脑一样。

妈妈总是给我详细讲述每张相片的时间、内容和背景，当然，是那些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光；于是，我很早就知道了我跟她一起去甘肃的经历，她会着重描述她认为有意思的情节。

而我乐于回味婴幼儿时期那个长得跟年画上的大头娃娃一样的自己。其中一张妈妈陪我玩球的照片让我印象深刻。据说在荒凉的马莲山上，除了风，看到最多的就是石头，如果有幸，能看到的奇观是风吹石头跑。照片里的我，明显刚会站立，扶着椅子试图伸手够妈妈手中的皮球，妈妈蹲在那里，我们俩人都是一身白色，映衬在照片背景的一片白色里，此外不再有任何景物。还是通过爸爸后来的描述，我弄清了当时自己与外界的关系。马莲山上坐落着西北最大的散射站，这是当年部队高科技的代表。爸爸是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和战友轮流驻扎在杳无人烟的荒山上。当时的照片拍摄自散射站的驻扎点，那里与营部有一段距离，是一个四周空旷，光秃秃的山头，白色的土，白色的石头，是它的地貌特征。不到一岁的我，由妈妈背着到了爸爸的驻勤点。听说，正因为见到了那个月份的我，爸爸决定跟部队请探亲假，回家来照看我。这件事最终换回了爸爸一年的假期。

在爸爸复员之前，我有三次随妈妈去部队探亲的经历。据他们二人的回忆，每一次都有值得回味一生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而我能绞尽脑汁回忆出来的只有五岁那次—最后陪爸爸办好了复员手续，一起坐火车返回的镜头。连这个仅存的景象，我依然是复述着别人口中的情节，因为实在找不到当时那还尚不属于我的感受，只是有一种情绪跨越经久不衰的岁月找到了我。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能体会到后代在每个人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所表现出的真实分量，这是每个人穷极一生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