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诗经》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启示

孟媛 韩锟  胡扬洋  杨悦琳

《诗经》作为我国著名的先秦典籍，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它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色中，比兴手法被广泛运用于后世诗歌。《诗经》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社会现实的反映，以及主题情感的抒发部分，大多是以比兴手法中的植物意象表现的。《诗经》中植物比兴与男性形象的关联，从横向角度看，在个体、家庭、社会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且从纵向角度看，也有意象的后世传承等意义。其背后承载的深层逻辑，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与社会的映照。

在强调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向国际发出中国声音的当今，与时俱进，从各种角度研究传统文学经典所塑造的文化形象，不仅有利于人们对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能将这些成果运用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当中。《诗经》中关于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本文研究目标是为《诗经》研究较为空白的部分提供补足。本文通过通读《诗经》，梳理《诗经》原文中有关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的篇目，分析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与对现实自然观的阐明启发，为总结《诗经》的文化意义和研究先秦以后的文学中的文化传承提供辅助资料，同时给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启示。

一、《诗经》的比兴手法与植物意象

《诗经》是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农耕生活中，植物与人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诗歌创作中，诗人往往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起兴。因此，《诗经》常常用植物作为起兴的对象。植物承载着深厚的文学感情。植物起兴成为研究《诗经》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诗经》的比兴手法

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语言艺术上占据首要地位。《诗经》无疑是赋、比、兴的滥觞。赋、比、兴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汉儒又提出了著名的“六义”说。

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归纳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和比拟，“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刘勰《文心雕龙》），以人们熟悉的物象作比，往往能使抽象的情感达到具体化、深刻化的效果；“兴”就是起兴，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比兴手法的运用，将意象勾连情思，既丰富了诗歌内容，又拓宽了诗歌内涵。

（二）《诗经》的植物意象

《诗经》中的比兴意象多为植物、动物，而其中许多关于植物的比兴意象在后世文学创作也依旧被应用。通过对古代典籍的梳理与分类，我们能对其特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过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形象与这些植物意象之间的联系，但其实《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也体现着植物意象与古代男性形象的联系。同时，这种写作手法在文学历史上的继承发展，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与社会原因。

《诗经》涌现出了大量以植物起兴的篇章，可见植物意象作为比兴载体是《诗经》的一大特色。从这些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草木”在先民与世界中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由于时代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古代劳动人民主要通过农耕这一方式来获得生产资料。在这样日积月累的劳作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密切结合，适应自然、求得生存。植物的生长状态直接影响先民的生活状态。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人们会从自然中汲取灵感，使植物与诗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形态各异、用途多样的植物在农耕社会中成为重要的情感载体。植物比兴就是将植物特性作为人类心灵的参照，将抽象化的情思以具体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达到物与情的交融。

二、《诗经》的植物比兴与男性形象

受到当时父权制的影响和认知水平的限制，男性和自然（尤其是植物）成为《诗经》诗人群体重要的刻画对象。通读《诗经》全篇，我们发现“植物起兴、写人叙事、抒发情感”的思路成为一种常见的创作模式，无论是刻画个体人物、反映家庭生活还是反映社会现实，诗人群体总是很默契地遵循这一道路，体现出独特的自然人文关怀，也为后世的诗歌创作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意象。

优秀传统文化是“走出去”的重要底气。《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意境追求和文化底蕴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中也有着独特的价值，需要我们研究和传承下去。

（一）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与个体刻画

早在四五千年前，我国远古人类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诗经》的创作正处于这一个严格的父权制时代，男性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处于统治地位。《诗经》以植物起兴，刻画了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形象，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以植物起兴的男性象喻，往往借助植物特性与男子外在形象和内心状态的相似性产生联结。一般来说，某些植物高大、伟岸、挺拔等特点与社会期待的男子形象相吻合。《诗经》通过植物意象塑造了不少典型的个体男性形象。例如，《诗经·卫风·淇奥》中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之句，以绿竹起兴，歌颂了卫国武公的高尚品德。竹的生长状态特殊，其内空、不易折断、成活率高。竹竿挺拔修长，一年四季青翠依旧，经历风霜仍顽强不屈。它的这种特性被古人寄寓了心胸宽广、虚怀若谷之意。《毛诗序》中写道：“《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淇奥》分为三章，每章开头均以绿竹起兴，“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分别写出竹林的婀娜葱茏、青翠挺拔、密密森森，以引起后文对武公外貌俊朗、内心光明、才能出众、志坚意强的吟咏。又如，《诗经·召南·甘棠》以甘棠起兴，颂扬召公的德政。“甘棠”，据《尔雅·释木》说就是“杜”。有赤白二种，赤曰“杜”，白曰“棠”，即“甘棠”，又称“棠梨”，是高大的落叶乔木。“蔽芾甘棠”，说的是高大的甘棠树能遮阴挡雨。而甘棠为民遮阴挡雨正如召公的庇佑之举，这与民众心中召公伟岸的形象相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对个体男性形象的刻画是具有泛指性的。以《诗经·卫风·淇奥》为例，对卫国武公的赞扬其实也是对与他有相同品德的人物的称颂。

除上述诗篇以外，以植物起兴刻画个体男子形象的诗篇还有《诗经·周南·汉广》，其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以高大笔直的乔木起兴，刻画了汉水高大魁梧的樵夫形象；《诗经·周南·樛木》中的“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以弯曲的树木起兴，描写了一个恋爱中的男子成为女人的依靠；《诗经·商颂·殷武》中的“陟彼景山，松伯丸丸”，以松柏起兴，赞扬了殷高宗武丁的威严可敬。

（二）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与家庭联系

《诗经》总体上保持着现实主义的基调，但也不乏像《诗经·王风·黍离》中的个人呼号。男性个体人生经历的抽象演绎和艺术表达，既体现了诗人对个体人生慨叹的关注，还体现了“家庭”这一中国社会经久不变的主题。

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血缘纽带与亲缘联系，在早期中国诗歌创作中成为备受关注的主题。研读《诗经》，其中既有像《诗经·邶风·蓼莪》中劬劳辛苦的父母之爱—“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也有如《诗经·小雅·常棣》中和睦融洽的兄弟之情—“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既有像《诗经·唐风·葛生》中悼念亡夫的生死离别—“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也有如《诗经·周南·樛木》中男欢女爱的新婚之喜—“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以《诗经·邶风·蓼莪》（节选）来具体分析：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这一部分提到“莪”“蒿”“蔚”三种植物意象。其中，“莪”味道清香甜美可以食用，根部呈团簇状，像是孩子围抱母亲，又名“抱娘蒿”。诗人以“莪”比喻儿子有才干并且能够孝敬父母。而“蒿”与“蔚”，像野草一样，杂乱生长并且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被用来比喻不材不孝之子。诗人有感而发，自责自己不成材又不能为父母终养尽孝，表达对父母的感激和思念。

不难发现，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与家庭的联系贯穿于亲情、爱情乃至生死中，其中既有把酒言欢的欢乐之时，也有泣涕如雨的悼亡之辞。而在这些男性形象的塑造及情感的抒发中，诗人借助“蓼莪”“常棣”“葛蔹”“樛木”等这类植物意象起兴，以引起所咏之词，引发诗情，烘托气氛，以此来更好地表现人物形象，而诗人的感情也含蓄地寄托在这些植物意象中。

（三）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与社会描写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强调《诗经》的社会功能—可以抒发情感，可以考察得失，可以团结乡里，可以怨刺政治。《诗经》的诗人群体默默地遵循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原则，创作了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篇目，正好体现了“兴、观、群、怨”社会功能。

《诗经》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是我们研究先秦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我们可以从农业、政治、军事等多方面来感受《诗经》中的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例如，《诗经·小雅·楚茨》中以“楚楚者茨”起兴，暗指下文农事繁忙，描写农夫在田间挥动锄头清除杂草，努力耕作，农作物生长繁茂的情景，刻画出一种幸福快乐、乐天安逸的农村耕耘生活。又如，《诗经·陈风·墓门》则用墓门前的歪枣树起兴，想要用斧头将其砍倒，引起民众对残暴、邪恶的统治者的厌恶和批判，体现民众对政治的反思和对贤明统治者的期盼。《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三大句皆以“菁菁者莪”起兴，以其繁茂隐喻君子之德行。《毛诗序》言其主题为“乐育材”，表现统治者对贤才的欣赏与渴求。再如，“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诗经·小雅·采薇》以采薇起兴，三句描写了“薇”菜从出土发芽、茎叶柔嫩到叶长茎硬的生长过程，反映了时间的流逝，而这“薇”菜的生长经历也正是男主人公少年参军和年老归乡的人生经历的写照，体现了诗人对战事征役的不满和对国泰民安的向往。

个人与社会的凝练互动，浪漫与写实的深度交融，注重描写社会生活，抒发自我情感的写作理念，自先秦时期就已显露，在后世文人不断地继承和发扬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四）以植物比兴男性形象与意象传承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主要运用的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形式与写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政客们（尤其是男性）就开始注重对于《诗经》的引用。有历史记载，公子重耳在寄居秦国时，曾经同秦穆公共饮畅谈，“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左传》），他们将内心所思所想寄于《诗经》之中。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话题的源头和重要的对话材料。在有“诗歌盛世”美名的盛唐，《诗经》同样是文人灵感的不竭来源。例如，李商隐《武侯庙古柏》中的“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甘棠之忆”就出自《诗经·召南·甘棠》，而这种使用意象典故的诗歌创作手法更是深刻影响了宋代西昆体的产生。

“意象”这一概念，则是20世纪初现代西方文学流派的一个分支。意象派深受东方古典诗歌影响，注重“坚实”的文风，强调用客观的准确意象（理性与感性结合体）来抒发情感。而中国的意象理论萌芽于《周易·系辞》中“立象以尽意”的抽象的卦象。诗学将意象具象化，代之以植物等具体可观的物象。

《诗经》作为历代诗词创作的素材，其中丰富的意象也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例如，上文所讲《诗经·召南·甘棠》中的“甘棠之忆”就为李商隐所借用。李商隐以具体可见的“甘棠”这一意象用来隐喻清正公平、民众爱戴的贤人形象。又如，《诗经·王风·黍离》中形成的“黍离之悲”，为刘禹锡《三阁辞四首》其三中的“回首降幡下，已见黍离离”所化用。刘禹锡借“黍离”意象，刻画了一位哀叹国家残破、今不如昔的士人形象。再如，《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杨柳”“雨雪”都是可见、可触、可感的自然事物，其中“杨柳”被赋予悲伤的基调，成为文人感伤别离、情思缠绵的常见意象。其中不乏佳作，如“诗仙”李白在《劳劳亭》中写的“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抒发了离别之苦；“白衣卿相”柳永在《雨霖铃·寒蝉凄切》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以“杨柳”“晓风”“残月”一连串的意象铺排，描绘出了一幅离人独自哀愁的名画，为后世词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