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的生育冷战

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最重要参数是“总和生育率”（TFR），即一名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鉴于婴儿存在一定夭折率，在成长至成年前的漫长时间里也可能遭遇各种意外，因此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国家里，TFR值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正常人口新陈代谢、不至于令人口总数随世代更替不断下降的最低标准。倘若是最不发达国家，TFR值需达到更高数值才能满足正常世代更替需要，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水平远低于工业化国家，新生儿死亡率高，未成年人也可能遭遇更多不测。

美国生育率，看上去似乎还好

最新的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40，考虑到这个数值是将全球包括工业化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总和计算，该TFR值只能说勉强满足全球人口世代更替的需求。

相对而言，工业化国家的TFR值总是远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经合组织（OECD）绝大多数成员国的TFR值都在1.45以下。

美国的生育率状况以TFR衡量，似乎“看上去还好”：2019年数据显示，美国TFR值为1.705，同年全美新生儿总数为374万人。

但这个成绩其实经不起太多推敲：不论TFR值或年度新生儿总出生数，2019年美国都创下历史新低。布鲁金斯大学数据则称，2020年美国生育率和结婚率分别降至35年和50年来最低点。

尽管2020年的官方全面数据尚未公布，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汇编的覆盖美国32个州的年度人口数据显示，该年度这32个州新生儿总出生数同比减少了9.5万人，折算成全国数据，相当于新生儿总出生数同比下降4%，其中佛罗里达州同比下降8%、俄亥俄州下降7%、亚利桑那州下降5%、加利福尼亚州下降10%，而夏威夷州则大幅下降30%。

《新闻周刊》2021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南加州大学人口统计学家迈尔斯的观点指出，美国“正发生一场人口危机，或如某些人所言，正埋下一枚巨大的人口定时炸弹”。迈尔斯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婴儿潮一代”尚年富力强，充当着美国就业和纳税人口的中坚，每位退休者的收入和福利，可以由多达5名适龄就业者来分摊，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良性运转的状态。如今因为TFR值不断降低，人口老龄化趋势愈演愈烈，适龄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不断降低，这样一来，能够向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等计划提供所需税款的总“池子”迅速变浅，至2019年，平均每位退休者的收入、福利，不得不仅由2.2名适龄就业者来分担，这无疑令整个社会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并严重拖累经济的发展。

美国出生率为何会出现下滑趋势？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分析资料认为，二战前美国传统的白人家庭中，“全职主妇”仍然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女孩往往高中未毕业就早早谈婚论嫁，20岁上下的年轻妈妈比比皆是。她们在家里相夫教子，而相对稳定的家庭关系，则让三四个甚至更多子女的家庭成为二战前“经典美国式家庭的样板”。

这一切随着二战的到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二战让成千上万的美国男子走上战场，作为劳动力的补充，大批美国妇女走出家门，穿上工装，成为产业工人大军的主力。尝到“自由就业、成为社会主流”滋味的她们，当然不会在战后乖乖回归家庭主妇角色，而是开始更加充满自信和勇气地走上全职工作岗位，并追求更高的学历。人口普查局资料显示，这种趋势在二战后的美国不断提速，21世纪则愈演愈烈。2000—2019年，年满25岁女性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数翻了一番，达2100万，而同龄女性中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竟翻了一番还多。

女性观念的变化导致她们更愿意趁年轻去追求学历升职和职场成功，而不是急于谈婚论嫁，让家庭和子女成为自己未来人生和前途的拖累、羁绊。这种观念变化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女性平均第一胎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26.9岁）。

2020年进行的基于庞大调查基数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大龄不婚不育女性”中，五分之三受访者给出的理由，是“希望在结婚或生育前达到一定学历、职称或收入水准”，如果无法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就宁可将婚育年龄推迟。

而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则将美国生育率下降归咎于住房成本提高。

2014年发表在《公共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房价每上涨1万美元，美国生育率就会下降2.4%。1953年美国房屋价格中位数约为1.8万美元，考虑通胀因素后相当于今天的17.7万美元;而2020年全美房屋价格中位数已高达30.1万美元，许多适龄年轻人甚至连仅能栖身的两居室公寓都买不起，这让他们即便敢于同居和结婚，也不敢轻言生儿育女，更不用说像他们父辈、祖辈那样，生育一大家孩子了。

经济的不景气、收入预期的下降，也被认为对生育意愿构成负面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尽管自奥巴马时代以来，美国官方经济、就业数据都“做”得不坏，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贫富分化加剧、收入差距增大、绝大多数美国人收入预期越来越悲观的事实，出现了“数据失真”。韦尔斯利学院经济学教授莱文指出，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时代的教训提醒我们，失业率每实质性增加1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就会相应减少1个百分点，而自2007年至今，美国的生育率每年都在显著下降，“这至少表明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日子过得并不像官方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好。”

性教育的普及、科技的进步也意外地成了“生育率杀手”。“全美儿童医院青少年女性避孕服务计划”的工作人员伯兰指出，近年来美国中小学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与此同时偷尝禁果的青少年人数虽始终居高不下，但少男少女们懂得避孕者大幅增加，也能够更容易、更便宜地获得各种避孕用具。一些地方对人工流产限制的放松，则让不少尚未做好当“少女妈妈”准备的少女，可以更容易地自主堕胎，这一切的直接结果，是让美国传统老大难问题——未成年少女生育率，从2007年的41.5‰，锐减至2018年的17.4‰。

而离婚率问题并非美国生育率大敌：美国家庭研究所援引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离婚率为14.9‰，低于1980年的22.6‰和1970年的15.0‰，仅高于1960年的9.2‰。2019年，美国婚姻平均持续19.8年，比2018年增加了0.8年——然而，这一切却并未带来生育率的同步反弹。

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渴望美国人口出生率反弹者似乎捞到一棵救命稻草，他们幻想着各州所普遍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能让不安分的美国人乖乖呆在家里，粘在床上，从而不知不觉地催生出一个新的“疫情婴儿潮”来。

但现实却是“骨感”的，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新生儿出生人数非但未反弹，还呈加速下滑趋势。

美国古特马赫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女性受访者表示，疫情的到来让她们选择推迟或干脆放弃生育计划，而不是相反。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尼和莱文等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措施的出台，将导致美国婴儿总出生人数再度大幅下降至少30万人—50万人，原因再简单不过：各种限行措施让年轻人少有机会相互接触、约会，这会减少他们婚育的机会;疫情导致的恐慌、裁员、经济和收入预期下降、未来不确定性，则让更多家庭在“添丁进口”方面变得越来越谨慎保守，“他们或许不排斥在‘禁足’期间多上床，却多半会更加小心，以免一不留神多一口人吃饭。”

古特马赫研究所研究员林德伯格则认为，即便疫情未来得以缓解，但“许多家庭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有余悸，且社会与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也会长期存在”，因此，“生育率会在疫情限制措施完全解除之初有所反弹，但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加拿大：低生育率的“重灾区”

地广人稀的加拿大，问题则要严峻得多。加拿大联邦统计局2020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加拿大TFR值下降至历史最低的1.47。加拿大是从1959年开始进行TFR数值统计的，当年录得TFR值高达3.94。但自1971年起，加拿大已有长达40年之久未能达到2.1的“人口自我新陈代谢”最低标尺。

报告显示，除了育空地区外，2019年全加拿大10个省、两个地区共新生活产婴儿372038人，其中男孩占比51.3%，女孩占比48.7%，这和近年来的比例相近。

妇女平均头胎生育年龄大幅上升的趋势，加拿大比美国更加严重：1959年第一次调查时，加拿大妇女平均头胎生育年龄为23.2岁，而2019年则已高达29.4岁，这个数据在整个OECD国家中也是相当高的。

过去60年间，加拿大生育妇女年龄分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9年时，加拿大最有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年龄段是20—24岁，生育率高达233.8‰，到了2019年，这一年龄段妇女生育率竟大幅下滑至31.8‰。1959年，45%生头胎的母亲处于20—24岁年龄段，而2019年这一年龄段生头胎母亲比率则只有区区14%，30—34岁成了生头胎母亲占比最高的年龄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