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人母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变革

“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被变成女人的。”法国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里一语中的，点明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自我蜕变，生育对于女性而言更是一个特殊的人生节点，意味着将她们原本自由的生活附带上责任的使命，与幼小生命之间的天然纽带不会因为一段婚姻或者感情的破裂而崩坏，反而会在起伏跌宕中寄予期望。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同样感同身受，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里记录下她初为人母时个人生活的诸多变化以及情感体验：“怀孕生子不仅区分了男人和女人，也区分了女人和女人。怀孕生产后，女人对于存在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她体内存在另一个人，孩子出生后便受她的意识所管辖。孩子在身边时，她做不了自己;孩子不在时她也做不了自己。人类的每一位成员都会经历从出生到独立这一异常艰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征用某个女人的一段生命。”此番脱胎换骨的人生，似乎只有当了母亲才能体会“征用”之残酷。

“生”不由己：当生育成为来自权力的压迫

虚构作品的魅力除了彰显作家的奇思妙想，在诸多可能性的今天又增添了几分预言色彩。有“加拿大文学女王”之称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85年发表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在当时被奉为反乌托邦作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书的名字业已从一部纯粹的小说演变为一个带有政治隐喻的符号，暗示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压迫，特别是对生育自由的强制管控，而且在任何一个女性权益遭受侵犯的时代都能引发大众的共鸣。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辩论中对女主持人梅根·凯里和演员罗茜·欧唐内大加蔑视侮辱以及人身攻击，流露出极端的厌女症情绪。不仅如此，他在上任后的第4天就恢复了一项激进的反堕胎禁令——“墨西哥城政策”，禁止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给支持堕胎的国外非政府组织。

也正源于此，美国步入特朗普时代后，《使女的故事》这部30多年前创作的小说再度回归大众视线，加之同名剧的热播，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阿特伍德本人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正如先知先觉的她所说，“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作者不会希望它们成为现实，可惜，这一决定权并不在作者手中。”一时间，小说中的虚构情节与现实不谋而合，如同基列共和国，男权社会支配着女性生育与否，不管她们是否愿意。

从令人毛骨悚然的寓言到尽在眼前的警醒，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女生活的年代正是21世纪初期，在恐怖分子袭击华盛顿之后，掌控政权的教主建立了极权国家，女人被剥夺了拥有财产、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各种行动的自由，没有独立的人格，还要在高压监视之下过活，她们的社会地位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身穿红衣的使女即是国家里为数不多的肩负着传宗接代任务的女性，看似高贵却是权力的奴隶。在社会生育率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如若有人胆敢提供堕胎服务，格杀勿论。

波伏娃将母性视为将女人变成奴隶的方式，生存和生育、身体与精神成为绑架使女的双重镣铐，如她们的自白：“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身体视作一件寻求快乐的工具，或是一种交通手段，一件实现愿望的用具。我可以用它来跑步，按各种键钮，干各种事情。虽说谈不上万能，但我的身体毕竟还是敏捷、唯一、坚强并忠实于我的。如今我的肉体为它自己作了不同的安排……”在阿特伍德构建的荒诞不经的黑暗世界里，两性关系的恶化被推向了残酷的极端，女性的子宫被物化为生育机器，甚至个人命运也被牢牢地锁死，以性命相逼“生”不由己，沦为异化的个体。即便不是在强权和暴政之下，又有多少女性能逃脱如此卑微的命运？

千禧年后有很多国家都已经明令禁止商业代孕行为，然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却公然承认了商业代孕合法化，在十余年间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代孕工厂”。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出品过一部名为《代孕者》的纪录片，探访了印度某贫困小镇的一家代孕工厂。这里汇集了来自各地的购买者，他们盼望着“奇迹婴儿”的诞生，但充满着奇迹的同时也孕育着危险。就像片中一个代孕者所言：“虽然我自己成了代孕妈妈，但我不希望未来我的女儿会成为代孕妈妈。”她们像商品一样被雇主挑选，各种资质的代孕者明码标价，她们自愿怀胎十月诞下陌生夫妇的孩子并换取8000至10000美元不等的报酬，在极度贫困的地区，这笔收入足以改变她们的命运，而这笔款只占总报酬的60%，公司的经营者才是最后的赢家。

没有孩子的家庭从此圆梦，代孕者也从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但在这场看起来两厢情愿的交易中却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怀孕过程中如若出现流产或堕胎，只能收到最终报酬的1/10，还要忍受这期间的所有不适反应，最关键的是，任何人或者组织都不会承担整个怀孕到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人身意外。孩子只是她们用命换来的一位暂居子宫的客人。“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购买者一家如愿以偿，等待代孕妈妈的可能是产后身体创伤、精神抑郁以及他人异样的目光。戏谑的是，代孕工厂的经营者竟是声称“代孕是女人之间相互帮衬”的女权主义者。虽然远离了暴政，女性的生育依然被他人操控，所有这一切的底色即是贫穷，致使她们让渡个人自由换取金钱。

无论是小说中的使女，还是现实中的代孕妈妈，都是被迫而为的，而大多数普通女性遭遇的生育真相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你就是被煮死了自己也不会察觉”。美国作家玛丽莲·弗伦奇以《醒来的女性》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发声。这本被读者誉为小说版《第二性》的书更像是一本自传，记录了她在懵懂之中“堕落”又获得觉醒的过程。书中的米拉从小被母亲灌输“嫁个好人家”是人生最好的归宿，在封闭的小城，她只能像大多数女性一样结婚生子、打理家务，这位别人眼中的贤妻良母，个人感受屡屡被忽视，内心游走在崩溃的边缘。玛丽莲感同身受，她何尝不是经历了类似的遭遇：大学时代结婚，承担起繁重家务的同时扶持丈夫读书，离婚后去哈佛深造，女儿又不幸被强奸……这一串的经历开启于“堕落”，而她所谓的“堕落”绝非思想或行为的脱轨，而是所谓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无形规训和枷锁，比如“生孩子是女人理所应当的事”“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的女人不完整”“家务是女性的天职”等腐朽观念，在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种种对“妻子”与“母亲”身份的偏见也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生或不生：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与成长

人工智能和生殖技术在不断地演化和推进，女性的生育在不远的将来会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是否会有赫胥黎在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里提出的人造子宫尚不可知，但母亲在养育过程中注入的心血始终是人类情感最毋庸置疑的。在社会的变革中，女性在生育中的能动性日益凸现。电影《朱诺》里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初尝禁果却酿成苦果，朱诺并没有仓皇堕胎，而是决定生下孩子并找人收养，开明的父母没有勃然大怒，反而为她出谋划策，支持她鼓起勇气理性面对，帮助她疏通心理障碍。

社会新闻中未婚先孕的少女的结局总是触目惊心，堕胎、跳楼、弃婴等负面消息频频传出。与其说《朱诺》的主角是一名问题少女，不如说这部电影呈现出的是少女成长的温情故事，朱诺在这个过程中读懂了爱情，对生命更增添一分敬重。同样是面对意外怀孕，电影《谁来为我摘月亮》里的少女马拉卡就没那么幸运，她遭人强暴后怀孕，但并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在流产失败之后，她费尽艰辛寻找到了诱奸她的罪人。在男权的注视下，母职和女性主义往往被视为两个相悖的概念，然而朱诺和马拉卡的故事却将两种态度合二为一，她们独立自主、对未来满怀希望，淡然面对生命中的起承转合。

然而亦有冰冷的残酷青春，当她们面对意外降临的生命，有些人则想方设法规避、克服法律和经济上的重重障碍将其扼杀在腹中。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以苏联解体前的1980年代为背景，当时的罗马尼亚法律明令禁止堕胎，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几十万女性因接受了非法堕胎而死去。影片名字正是大学生嘉碧塔从怀孕到堕胎的时间长度，在这期间，除了她要承受来自身心的压力，暗中帮助她的闺蜜欧蒂莉亚还委身于堕胎医生以换得嘉碧塔的手术费。在那时的罗马尼亚，选择堕胎不止被视为道德层面的罪恶，更是对国家政权的抵抗。

年轻未婚女性从怀孕到堕胎经历了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着相似的问题。《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中的这4个短促有力的副词是对医生的回应，又暗示了女性无法逃避的尴尬处境。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小镇上的女孩奥顿孤僻自闭，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却无人可倾诉，宾州法律规定堕胎只有在父母二人其中之一知情下才能进行，最终奥顿在表妹的陪伴下踏上了去往纽约就诊的旅程。无论是嘉碧塔还是奥顿，她们得知怀孕后第一想到的并不是男友，以这种姿态表明自己对身体的掌控。

在男性缺席的情境下，女性能自主地对“生或不生”作出选择，性少数者也可以通过试管婴儿圆梦。特别是那些饱受不孕煎熬的夫妻，生育横亘在他们自我消耗和怀疑的婚姻之中，给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在这条阻挠重重、前景不明的求子历程中，试管婴儿无疑给了他们无尽的希望。美国电影《私人生活》中的剧作家夫妇，年轻时打拼事业，人到中年膝下无子，他们试过冻卵、取精、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经历了情感破裂又复合，也许是命中注定，夫妻二人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

比一心求子更残酷的是患白血病的女儿生命危在旦夕，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方式拯救她，《姐姐的守护者》里的夫妇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基因技术制造出了与大女儿凯特的基因完美匹配的小女儿安娜，她一出生就肩负着使命，正如她说的，“我是被设计出来的，为了一个特别的理由而出生。”在凯特患病的10年间，安娜成为姐姐的“生命补给者”，为她提供了鲜活血液和细胞，小小年纪承受了多次抽髓和插管手术带来的痛苦，即便如此也无力回天，当肾衰的凯特等待着安娜捐肾的时候，她却将父母告上了法庭。孤注一掷的父母只想救活孩子，合乎道德，但因为大女儿病情不断恶化，小女儿的身体被无限透支，违背了伦理。

生存困境：围城内外的谎言和秘密

在女性走过的每个阶段，她们都会预先作出一系列完美筹划，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举步维艰的日常生活中，即使逃脱了强迫生育以及在生与不生之间徘徊的命运，孩子制造的一系列麻烦还是会困扰着她们及其家庭。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组以在场的视角独家探访普通人的生活，挖掘出了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真相，《女性贫困》即是其中一个问题，单身母亲的生活倍加艰辛。日本资深媒体人野岛刚在《被误解的日本人》一书中写道：现在的日本社会是“一夫多妻”的。他所说的“一夫多妻”并不是日本现行的法律规定，而是未婚生子的女性越来越多，即便她们离开了有妇之夫，也会独自抚养非婚生子女。她们深知，结婚也未必能摆脱贫困的境地，于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辗转工作，混迹于网吧、夜总会，日本新闻就有爆料，一名年轻的单身母亲为了和网友约会，把3岁的女儿独自锁在屋里长达数天后致其死亡。最悲惨的莫过于她们意外怀孕后和原有的社交关系脱节，和家人、朋友断了联络，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等待分娩，有的意外怀孕女性并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生下孩子就交给领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