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妃曲》和《游褒禅山记》出发探究王安石的学者形象

《明妃曲》是王安石著名的翻案诗歌，《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的山水名篇，两篇作品历来就是研究者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关注到了这两篇作品的艺术特点，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在中学中讲述这两篇作品的教育类观点。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关注到这两篇游记中体现出的王安石的学者形象。

一、从《明妃曲》和《游褒禅山记》中发现王安石身上的学者探究形象

以《明妃曲》为例，可以发现王安石身上的探究精神;以《游褒禅山记》为例，可以发现王安石身上的探究特征。精神和特征合在一块，共同构成了王安石的学者探究形象。

（一）表现在诗歌中的探究精神

王安石身上浓重的探究精神在古体诗《明妃曲》二首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清代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说自己钟爱的是王安石的咏史诗，认为其受玉溪生影响明显，翻案法用得非常好。

《明妃曲》讲述王昭君之事。从前于王安石关于王昭君的文学作品来看，大部分的重点都在于表现王昭君之悲惨、汉文帝之不识，以及画师之恶毒等。比如，至今为止第一篇可寻的描写王昭君的作品《王明君辞》中就直接抒写了王昭君的痛苦;稍后的《西京杂记》中则认为王昭君之所以没被选中是因为未贿赂而突出了画师之恶毒。这些说法在历史长河中融为一体，逐渐成为现如今的固定故事模式。

但是王安石相较于前人更具有一种探究精神，能真正进一步地去分析这个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哲理，造意非常“峻刻”。

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含韵深刻，而且和议论在一起达到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当时枉杀毛延寿”，这种说法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是对处于皇权社会之中，对于帝王的一种直接表述，表面只是在为画师毛延寿表达不平，其实也是在说皇帝不能辨明事实。这种直接指向皇帝的造意是前人所未能有的，王安石可谓是独辟蹊径。这种思索不是简单的表面文字，更加重要的是其中具有的探究精神—对于事物能够做进一步的剖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层之中。正如王渔洋所说，王安石诗文中的“狠戾”特点突出。

（二）表现在散文中的探究特征

王安石的学者探究精神表现在散文《游褒禅山记》之中，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探究特征。

1.从对于名字的探究看外物研究方法：实物之法

其实，从《游褒禅山记》中可以发现，王安石一定程度上也运用了这种“实物”的方法。王安石在第一段谈论到了在游玩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个“仆道”在地上的古代石碑，这个石碑虽然在王安石看到的时候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是上面有一个“花”字是令王安石印象深刻的。因为褒禅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华山，所以王安石认为山的名字是这样发展的：在最初之时，汉字中不存在“花”字，而只有“华”（huā）字。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花”字，两个字同时都被人们读作“huā”。再后来，因为人们认为两字同音有可能会引起歧义，所以就将“华”和“花”分割成为两个拥有不同读音的字，“花”读作“huā”，“华”读为“huá”。由于这样的发展顺序，所以王安石认为应该称呼华山为华（huā）山，因为石碑上所记载的“花”山是按照“华”山最初读音而写的字。从这种研究路径之中可以发现，王安石是通过实物验证的方法来证明华山的名字到底应该怎样读的。对于外物的借用，在王安石的探究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这种对于实物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王安石思想中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律”就是法家所要格外运用的“外物”，所以他的探求路径也表现出“求诸外物”的倾向，颇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意味。

2.从对于石碑的探究看权威借鉴原则：准则为首

王安石对于“仆道”的这块磨灭不清的古代石碑是非常相信的，这种相信也体现在王安石并没有过多地论证这块石碑的正确与否。

其实，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这块石碑记载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假设这座山原本可能就是“华（huā）”山，但是随着汉字演变，因为读音都是huā，所以在后来的过程中人们根据这个读音而误将“花”字当成了这座山的名字，并且还将这个花朵的“花”字刻在了石碑之上。但是，假设后来可能又有一些类似于王安石的钻研者偶然也发现这个问题，于是就将“华”字修改了回来（但是没有改读音），并且大肆传播开去。可是，后代的人因为不懂这其中暗含的原因，所以还是按照后代的读法，将“华”读作了“huá”，这种现象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但是，王安石并没有过多地展示自己是如何判断这块石碑的正确性，而是就用一句话“盖音谬也”，来将这个故事概括过去了。

所以，由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对于权威的态度是较偏向于全盘吸收，对于一些规则制度的看法较坚定不移。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王安石法家思想中对于绝对权威观念的体现之一。

二、王安石学者形象的形成原因

总体来看，王安石学者形象的组成十分复杂，精神和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者形象。当然，这种形象的产生也有着众多因素的影响。

（一）宋人的整体时代背景因素

1.科举制度改变促使官员身上的学者气息愈盛的历史背景

首先，科举制度向社会群体扩展使得文风兴盛。

现代社会中，官员与学者的职能基本上处于分化状态，虽然也有一部分官员有影响比较大的创作或者研究，但是在广大的官员群体中毕竟还是占少数。

在宋代，官员和学者却基本上是融为一体的，很少有官员不会创作或者研究。这种对于文风的追求，离不开宋代发展得较为完善的科举制度。官员大部分都是由科举取士所选拔出来，且参与基数非常之大。当时有明确的诏令：“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这些在当时无甚社会身份的行业中若是有才华之人也可以参加科举。也就是说，国家层面允许大部分的职业进入科举，广大家庭为了能够改变自己后代的命运，纷纷将孩子送往学堂读书，读书的人数急速上涨，促使了社会上学风的盛行。同时，这种读书的社会风气，也会使得由这种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们的文风盛行。

而王安石身为在这种风气下成长起来的官员，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影响。

其次，科举考试内容的转向风潮对于探究意识的发展作用。

科举使得官员身上具有文风，但有文风不一定就能促使学者风气盛行。使得宋朝官场上具有探究意识的学者之风盛行的，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科举制度内容的扩大化。

宋朝的科举不同于前朝的科举，它大范围地增加了考试范围。在宋代，到底是用诗赋还是用策论来选择官员在朝廷上早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范仲淹就提出选拔进士需要“先试策三道”，讲究实际的策论逐渐开始挑战诗赋的地位。

而王安石本身的改革更是体现出了这种崇尚实际的意识，类书类《古今源流至论》中记载了宋自神宗朝王安石改革以来，就改用策论取士。虽然策论更多的是针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但是这种观察需要精细的研究和实践作为支撑，它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这些官员身上充满着一种探究的意识，这种意识从政治领域延伸到学问领域，便自然而然地促成了王安石在学问领域的学者视野。

2.“理”精神的兴起

在宋代，宋太祖对赵普说天下“道理最大”的答案赞不绝口，连皇帝都说当时最大的事物是“理”，而不是皇帝本人，可见这种重视“理”的思想在宋代的大肆兴起。这种精神的由来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最主要的当然是之前所提到的关于科举考试向策论开始转变的风向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儒学对于释、道二家思想的吸收，儒家自然而然地向着更加哲理化的方向进行发展，使得整个士大夫阶层体现出一种对于“理”的追求。

其一，表现在创作的形式上，就是理趣诗的增多。

宋代的士人从诗歌创作上逐渐向理趣诗发展，无论是社会政治题材还是生活题材的作品都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宋代诗人开始将自己的关注点从抒发自己的情感转移到阐述哲理上，非常多的哲理诗出现在了宋代诗坛之上，王安石本人所写的《北陂杏花》就是代表之一。

其二，表现在创作的内容上，就是在学问中出“新意”。

《宋史》就记载有王安石年少的时候喜爱读书的故事，王安石对于学问的追求是从小就有的习惯。

当然，如果只是读正统的儒家经典，大概率是无法培养出来一个能够具有创新视野的学者出来的。所以，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只读经书的传统读书人，而是一个博览群书从而能够从中阐发新意的读者。正如他所形容自己读书是诸子百家也读，农事女工也读，是“无所不读”。也正是在这种博览群书的前提下，王安石才能够综合多家的眼光，从而提出别有新意的观点。

这种主动的“尽理”使得王安石的文章具有不同于一般诗人的新奇峻峭，并且具有学术特征。

（二）思想因素

1.对欧阳修思想的部分继承

王安石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欧阳修思想中的“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就认为当今流传的一些名诗，大多就是出自诗人内部蕴藏着的悲愤之情，所以得出人在困境中的时候更加能够因此而焕发出愈加强烈的精神特质的结论。

王安石则以欧阳修为榜样，悟得了这个道理，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认为欧阳修能够有如此高远的学识，离不开欧阳修在官场四十年的流离。在这个过程中，欧阳修得以修得刚正的品格，并从而展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也就是说，王安石认为欧阳修之所以在后期能够有如此之伟大的成就，是因为“既压复起，遂显于世”。

这种穷而后工的精神特点在王安石的身上得到了传承，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王安石对于学问探究品质的形成。王安石在《次韵子履远寄之作》中就说到“穷途为文”，其实暗含的就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学者品质。

2.经世致用思想

王安石的思想中对于“经世”非常强调。在学术上，王安石主张实用型教育和实用性文章。认为课试之文章只能体现一个人的记忆力而不能够真正运用在国家事务的处理中，所以做文章应该要有所建树（《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而回到《游褒禅山记》中看，作为山水游记，记述的重点不在于游玩的过程，而在于从游玩中得出的道理，这其实是不符合游记文体的。也因为这个缘故，非常多的文论家用这个理由来攻击这篇文章。但是，这种文体的突破，其实也体现了王安石追求实用性的特点。

从古体诗《明妃曲》和山水名篇《游褒禅山记》之中可以发现，王安石的学者形象表现得非常明显。

王安石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学者，一位对于学问有着坚定追求态度的学者。然而，这一点也常常被忽略。而从对于《明妃曲》和《游褒禅山记》的探究出发，可以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学者—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