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之嗜酒风流

“竹林七贤”是魏晋特定时期社会矛盾的产物，他们的清谈论道、放浪形骸、朝堂隐逸，引领了一代风潮，在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因为相似的爱好习惯聚到一起，而其中一项便是纵酒放达。七贤善饮，亦表现出不同的酒量、酒德与酒品。阮籍酣饮酒遁，放浪形骸，借酒避祸;嵇康小酌雅饮，与友酒叙;山涛酒量大而有节制，借酒交友;向秀饮酒态度最为平淡，追求折中调和;阮咸耽酒虚浮，荒诞荡突;王戎饮酒有时狂如阮籍，有时又掌握节度似山涛;刘伶则是痛饮豪饮，借酒所催发的原始生命力，追求心灵超脱。

作为魏晋竹林七贤之首，阮籍其饮酒著于世，他的名声与豪饮结合，也正是魏晋时代名士特征的典型表现。本文从竹林七贤的典型人物—阮籍为例，试图通过分析阮籍与嗜酒、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典型反映整体，展现竹林七贤嗜酒之风的精神根源及深层影响。

一、阮籍嗜酒风貌

阮籍一生沉湎于酒，多醉酒任诞违礼之行。有关阮籍的生平重要事件，多与酒有所关联。例如“母丧醉饮”一事，据《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听闻丧母噩耗后，强忍哀痛坚持与棋手完局，不守奔丧之礼。返家后，他哀痛难忍而饮酒二斗，吐血数升。至丧葬告别礼时，他又悲痛欲绝，再饮二斗酒，吐血数升，因悲哀而极度消瘦。然而，按《礼记·丧大记》，“期之丧”指父母等长辈一年为期的重丧，在此期间禁止食肉饮酒。阮籍守丧期间大饮大醉，特立独行于世俗的丧礼规范。

又如，阮籍曾借着醉酒，卧眠于妇侧。《晋书·阮籍传》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邻家有一位开酒馆的美少妇，阮籍经常与朋友一起去那个酒馆喝酒，喝醉后就睡在美妇的旁边。其丈夫刚开始非常疑心，经常躲在一边观察，但始终没有发现什么越轨的行为。儒家礼教早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如“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礼记·昏义》），“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礼记·曲礼》）。纵使阮籍“风流而不下流，好色而不淫”，但这一行为在当时的礼教看来，简直荒诞而不可饶恕。

除此之外，阮籍“醉酒拒婚”“因酒求官”等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由此，阮籍的嗜酒风貌可见一斑。

二、嗜酒背后的精神根源

在道学家看来，阮籍离经叛道的饮酒行为，实在不成体统。但鲁迅和王瑶先生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实际上，在阮籍等竹林七贤轻狂嗜酒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

（一）追求逍遥，“物我两冥”

阮籍嗜酒狂欢的表象之下，渗透着他对超脱现实、越俗悟道的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他努力去追寻着庄子所倡导的不依赖外界的条件而自由驰骋的无限境界。正如《庄子·渔父》所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

阮籍等魏晋士人不满足于纯粹的精神追求，他们希望能在感官上对这种逍遥境界有所体会。于是，饮酒便作为进入逍遥境界的媒介和引导。大醉之后，逍遥境界是眼前可就之物，飘忽不稳的状态则被当作进入逍遥境界的外化表现。阮籍在其作品中对进入逍遥境界的感受有所描述，“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大人先生传》），“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遥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清思赋》）。

阮籍在醉酒中渐进自然之境，在人与自然的契合中进入一种身与物化、物我两冥的逍遥境界，在醉意中实现对人生的审美，显示逍遥于世的生命状态。

（二）乱世之下，及时行乐

魏晋时期，社会局势急剧动荡，战乱纷繁，瘟疫蔓延，人们突然意识到人生的短促与时光的飘忽。于是，饮酒、服药作为一种养生之道，渐渐开始流行。服药代表了道教人为延长物质生命的期冀，饮酒则代表了佛教，用轮回之说把问题留到来生，放弃对延长生命的追求，主张在眼前的瞬间及时行乐，寻找永恒。

相比于将社会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礼法之士，阮籍等及时行乐者宁愿用眼前的享乐换取身后的虚名，将自我纵情适意视为人生的第一追求。在《咏怀诗》中，他写出了竹林七贤的饮酒心态：“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在生命朝不保夕的年代，唯有借以饮酒，才能得到片刻的精神愉悦，令时代带来的痛苦暂时缓解。对于阮籍来说，无论是酒的味觉刺激，还是醉酒后的缥缈恍惚之感，都是及时行乐的手段。

从这个角度上说，阮籍的思想内涵与“酒神精神”是相通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酒神精神恰恰是要正视人生的苦难与冲突，通过从本能生命迸发出来的勃勃生机，用醉的状态来破除现实世界的外观的幻觉，使个体与生命本体直接相对。在原始生命力的充盈中不回避痛苦和毁灭，在人生悲剧中超越悲剧本身，体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达到对人生及世界本体的体验。”觉醒的生命意识、动荡的时代环境，使阮籍清楚地看清了人生的苦痛。看破红尘后，他开始从悲剧中体会宇宙人生的存在。竹林七贤纵饮狂欢，借着酒的特性超越自身的精神痛苦，以狂放不羁的举止来显示生命的本真，达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三）反对礼教，以酒叛逆

阮籍等名士所追求的逍遥境界，实际上是摆脱礼教束缚后的自由。自殷周时期，饮酒便带有教化意味的政治伦理目的。酒的质地、酒器、饮酒礼节的区分，都显示出强烈的道德伦理观念。

但是，在魏晋时期与传统礼教思想背道而驰的饮酒现象频频出现，政治环境的因素与此密不可分。在阮籍等士人看来，司马政权一面窃国，一面号称以孝、礼治天下，这实则是亵渎了礼教。阮籍等士人气愤之余却无计可施，只能转而不谈礼教、反对礼教，以此戳穿司马政权虚伪的面具。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阮籍等士人通过肆意无度的纵酒欢乐、放诞不羁的叛逆行径，对抗当时的名教。

但是，在反叛的过程中，阮籍的内心是极为矛盾的。尽管阮籍的纵情嗜酒举世皆知，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却极少提及酒这一意象。细究阮籍的生平，会发现阮籍深受儒家观念影响，而饮酒放达的行为却与其有着极大矛盾。可见，在阮籍的内心深处，对这种行为并未完全接受，内心十分矛盾痛苦。阮籍的任诞不羁，是无可奈何的挣扎，是对政治不满的发泄，是极为矛盾的痛苦。

（四）躲避政治是非，以酒为“慢形之具”

当时的政治环境，令竹林七贤普遍感到依违难就。曹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分庭抗礼，矛盾尖锐。若投身于两派的政治角逐，则会引来杀身之祸;若卖身投靠，则会令士人不齿。举步维艰之下，阮籍等人努力寻求第三条路，以酒为面纱，把自己真实的政治态度遮蔽起来，口不臧否。

《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为了避免司马政权的政治迫害，阮籍以酒为“慢形之具”，逃避政治是非。沈约在《七贤论》中，也曾深入分析阮籍饮酒避祸的原因，“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涂。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

“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奸诈的钟会设陷阱谋害阮籍，故意问他敏感的时事问题，阮籍深知任何回答都将被曲解而罗织罪名，乃酒遁避祸。除此之外，前文提及的“醉酒拒婚”也是阮籍饮酒避祸的典型事例之一。阮籍从心底深处不认同司马政权，因此他不可能答应联姻婚事，但如果直言拒绝，则会招来杀身之祸。无奈之下，阮籍只好大醉六十天，使得司马昭始终没有开口的机会。

阮籍虽放纵酣饮，但“至慎”，他时刻在良知、外在表现、政治环境之间寻找平衡点。并且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他也是极为矛盾和痛苦的。所谓“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

三、嗜酒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阮籍一生向往自由超脱，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高压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性的自由发展。此时饮酒，能使阮籍在醉境中摆脱世俗的羁绊，陶醉于自我的世界，在文学创作中回归本真自我。

（一）追求理想人格

饮酒，促使阮籍追求任性、狂放的理想人格。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塑造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大人先生，正是他的另一种理想人格。在开头，阮籍便烘托了一个超尘绝俗的“大人先生”形象，“大人先生……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除此之外，文中多处对“大人先生”超脱尘世的生活、逍遥自在的境界进行了描写，如“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飧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等。

在罗宗强先生看来，“阮籍追求的却仍然是庄子的境界，与现实人生还隔着一层，它还是一种幻境”。当这种境界无法在真实世界实现，酒帮助阮籍进入一种超越的状态，模糊了真实世界与纯精神虚拟世界的界限，使他能够在自我的创作中追求遗弃世俗的理想人格。

（二）凸显本真自我

“酒后吐真言”，醉酒之后，平常控制和隐藏的内心情感被激发出来，因此，醉态下的文学创作更能凸显作者的本色和真情。杨义先生曾提出“醉态诗学思维方式”的概念。这是一种特殊的异于常态的“非逻辑之逻辑”的思维方式，“醉态诗学思维方式”须包括以下要素：一是醉态狂幻的基本特征，二是情绪的巅峰体验，三是精神的高度自由，四是接近于宇宙人生的本真。

在“醉态诗学思维方式”下，阮籍创作过不少真诚、真心的作品。例如，阮籍曾在《答伏义书》表明自己的志向，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只希望自己远离尘世，与道同游。“徒寄形躯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一句则大胆地表态，自己虽沦陷于世俗，但绝不会向高压政治和世俗污秽低头。

在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之中，再加上阮籍“至慎”的性格，他在平时绝不会讲出如此话语。但在酒精的作用下，在“醉态诗学思维方式”下，阮籍将他的真实心态和情感表露于《答伏义书》中，少见地凸显了阮籍的本色和真情。这显然是“饮酒”带来的奇妙作用。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不仅为后人留下众多津津乐道的饮酒故事，他们的率意放达、文采风流更令后人心生向往。自竹林七贤，“饮酒诗赋”自成体系，并为后人不断发展。例如，在庾信的酒诗中，大量出现竹林名士与酒意象：“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阮籍长思酒。嵇康懒著书”“兀然已复醉。摇头歌凤雏”等诗句为后人称道。竹林七贤看似荒诞的嗜酒行为背后，是时代的无奈与痛苦、逍遥的追逐与向往。饮酒也为魏晋七贤的创作带来影响，形成独特的竹林七贤风貌，使历代后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