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创作的“拧巴”式叙事和语言

刘震云本人以及刘震云的小说都具有极强的可研究性，而且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

例如，在针对作家本人以及把握作家的写作风格这一方面，评论家陈晓明在其作品《漫评刘震云的小说》中就有着极其精彩的论述;孙郁的《刘震云其文》则多注重评论作家独特的笔触;还有冯庆华的《刘震云小说论》，对刘震云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同样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在把握作家写作风格的基础上，归纳刘震云小说写作风格变化、对刘震云的单本小说进行集中点评和分析的成果也不在少数。例如，雷进荣的《论刘震云小说风格的转变》一文就整理出了刘震云小说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而出自陈晓明笔下的《故乡面与后现代的恶之花》则是对《故乡面和花朵》重复品读之后的精辟之作。

另外，还有研究者深入小说内容去反思作家的价值观念，对作家在作品中所展现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例如，“官场”系列作品所展现出的权利意识，早期小说作品中展现出的农民生活困境，悲剧意识背后的悲悯情怀等。而近年来，由于《手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刘震云的小说不断经过改编走上荧屏，刘震云小说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方向，例如，对刘震云小说影视化的研究，根据社会现状结合刘震云小说内容而展开的对婚姻关系、家族关系的思考等。

在语言特色方面，已经有了许多精准的总结和深刻的思考。例如，有探讨刘震云小说对鲁迅、孙犁作品的继承和发展的作品，还有抓住单个语言特点如“闲话体”、多使用方言的本土化写作方式进行探究的作品，等等。

本文将刘震云最初的作品《新兵连》《塔铺》作为起点，以《一句顶一万句》为终点，对刘震云小说中的“拧巴”式叙事和语言进行分析，辅以作品原文和其他优秀的研究成果，以期展现出刘震云小说独特的语言魅力。

一、刘震云小说作品中的“拧巴”式叙事

“‘拧巴’一词在中国词语中的意思是朝相反的方向用力，或反方向力用过了。用‘拧巴’一词来归纳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经济状态而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后现代小说的特征却是再恰当不过。”在刘震云的小说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他用“拧巴”来形容别扭的人和事，“扑面而来的首先是嘈杂、热闹、响亮的语言”，“语言在刘震云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意思，而是在最大限度地生发自己的意义”。虽然创作题材和表现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拧巴”却一直是刘震云小说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作为一个口语词，“拧巴”包含了不合常理、不合规矩、别扭等等一系列的含义。把“拧巴”放在生活当中，就可以用来表示不合逻辑的人和事，而作为一个特别关注生活中诸多方面的作家，刘震云的创作也可以用“拧巴”来予以评价。近年来，有许多研究者已经探究了刘震云作品中的这种“拧巴”问题。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拧巴在刘震云这里，实际上表述的是一种人生不通畅、不正常、背离了常理的社会生活与生命形态，也正是这种生存伦理与语言逻辑的双重错位，以及刘震云不断尝试将这种‘拧巴’的理儿也给‘拧巴’回来的艺术努力，构成了刘震云艺术世界最基本的内核。”或者认为：“‘拧巴’是一种小说形态。首先它是审美的，其次它是写实的。在审美的层次上，这种小说具有多义、随机、扭动、无定的特点。”这些解读从各个层面分析了刘震云小说作品中“拧巴”的表达，但我认为从来源看，刘震云的“拧巴”正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度认识。他把生活中不合常理的、没有按照人们预期发展的，但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忽略了的事情拿到作品中来，把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剖析开来。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没有按照预期发展的，本该水到渠成的事情中间“绕了好几道弯”，绕来绕去，结果就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了。

作为“新写实”作家，刘震云与其他作家的区别在于，大部分作家写的是生活中的常理，而刘震云则专注于写生活中的“反常理”。在这一方面，刘震云“很大程度上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向，为当代小说的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其意义是相当大的”。这种专注“拧巴”的叙事在刘震云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经初见端倪。例如在《瓜地一夜》中，队长、村支书，甚至看瓜的伙计都可以随意享用生产队种的西瓜，甚至把它们送人;而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农民李三坡为了让临死的老娘吃上一口西瓜，却被广而告之是偷瓜贼甚至还要上缴罚款。同样在《单位》中，当小林穿拖鞋上班而且经常迟到早退的时候，女老乔主动跑来找他谈入党问题，而当他开始每天打水扫地，小心翼翼地巴结每一个人的时候，入党却成了办不到的事。还有《栽花的小楼》里心甘情愿和爱人私奔却最终自杀了的红玉，《乡村变奏》里悄悄放生了一只好龟的猫狗贩子成银，在刘震云的这些作品里，被“拧巴”了的不是一两个人，“拧巴”了的也不是一两件事儿，“拧巴”是一种被习以为常了的生活状态。

而在《一句顶一万句》当中，刘震云把“拧巴”用得更加的彻底。这时的“拧巴”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叙述的事件本身，而转变成了一种叙事的方式、叙事的手法。即之前的“拧巴”，是当回顾事件本身时发现事件的结局与预期大不相同，并且能够清晰地整理出导致结果变化的一个或几个原因，这种“拧巴”是整个事件的“拧巴”;而《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拧巴”，则是叙述故事的过程当中，在每一个事件转接的“接点”上都“拧巴”了，整个事件进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拧巴”了，以前“拧”的是一整件事儿，现在“拧”的是“一件事儿里的八件事儿”。

例如，小说上部第十三节写牧师老詹和小赵去贾家庄传教，“如果是去别的村庄传教，老詹就在家养病了，但因为是去贾家庄，贾家庄有个弹三弦的瞎老贾，老詹想着传完教之后，还去听瞎老贾的三弦”，结果“刚走了十里，瓢泼大雨就下来了，把两人浇成了落汤鸡”，两个人一看去不成了，想着折回来，却又有了突发状况，“脚踏车在泥泞里骑，小赵一用劲，链条又断了，雨中修不得，两人只好步行”。走了几个小时回来，两个人都病了，但是“小赵病只是个风寒;老詹风寒之上，加上之前的伤风，发起高烧”。结果明明是去传教，传教不成，老詹却去世了，而且“从得病到去世，仅用了五天”。

从这里我们看出，与一般小说的情节布置不同，刘震云笔下的故事往往都是意料之外的，不仅是结果让人意外，而是故事里每一个环节之间的节点都是一个突然的意外，这样的布置就不再仅仅是让人看一个反转的故事，而是在反转与反转之间看人物、看生活。用刘震云自己的话说，就是“小说探讨的是生活的逻辑，一件事是怎样变成八件事的，要说清楚一个道理，就要把其余六十四件事说明白”。

二、刘震云小说作品中的“拧巴”式语言

与叙事方式上的“拧巴”相迎合，我们发现刘震云小说中的语言也一样是被“拧巴”了的。所谓语言“拧巴”，同样被人说“拧巴”的王朔有更精准的解释：“就是放着好好的话，非不能好好说。”

以《一句顶一万句》中写杨摩西的一段为例：

杨摩西过去挑水时，街上从事五行八作的人，皆没拿他当回事;现在见他进了县政府，而且是县长老史看上的人;大家只知道他被老史看上，不知道老史又看不上他了;大家看杨摩西，又与过去不同。

上面举出的这一个长句当中包含了四个短句，虽然单独的短句和整个长句之间都没有包含关联词，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句子的意思来明确意义之间的顺承或是转折。首先，如果把第二个短句和第四个短句重新整合，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类似一般小说中表达因果的长句：因为大家现在见他进了县政府，而且是县长老史看上的人，所以大家看杨摩西，又与过去不同。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把前面的短句按顺序和后面的短句整合，我们就得到了按照正常表达顺序书写的一段话：杨摩西过去还在挑水时，街上从事五行八作的人都没拿杨摩西当回事。现在，大家见他进了县政府，并且是县长老史看上的人，大家看他就与过去不同了。虽然大家还不知道老史又看不上他了，不过这与大家现在看他不同也没什么关系。

根据以上的整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刘震云的“拧巴”语言与正常理论上来讲的叙述语言的区别。

从句式上看，依然是把几个短句组成一个长句的模式，句子中大多不包含或者省略了关联词。但就句子内容进行分析，长句之中的每一个短句都表达了一个完整的事情，也包含了一个完整的论点;但是同时，每一个短句又承担了为整个长句源源不断地提供论据的作用，这样一个完整的长句又是一个完整地辨析了一个事理的过程。

用正常的叙述方式来看这是十分沉重而且枯燥的内容，但是像这样大量使用分句能使文章内容看起来更明确，把事理层层剥开，一目了然。同时，这种不断停顿的书写方式也营造出了一种较正常叙述更诙谐轻快的氛围，把沉重的事理断开来说，给了读者在停顿处整理和思考的空间。

这样的编排方式在刘震云的小说作品中是十分常见的，而这样简单却复杂的句子也比比皆是。虽然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刘震云小说的“拧巴”幽默是来源于对方言俚语的使用，但我认为，刘震云小说中叙述语言的这种安排本身就是轻松的，尽管小说语言所描述的对象大多是深刻的事理，但不会给人艰涩难懂的感觉，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一直是在冷漠客观的新写实的话语叙事中介入对中国社会生活秩序及历史秩序的民间观察。变换的社会存在影响着作家的精神体验，从新写实小说到重新解释民族过去的新历史小说，刘震云作为一位写实的作家一直保持着对时代感知的灵敏。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刘震云小说所体现和反映的内容是相对变化的。

叙事与语言是息息相关的，正因为有了异于普通作家的叙事手法，才相应有了与正常叙事顺序不同，更富有逻辑性的“拧巴”语言。在这一方面，本文通过对刘震云小说作品原文以及对这原文内容的正常化改造来进行对比，力图突出刘震云“拧巴”语言的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