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女性形象解读

作者: 曹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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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因其在主题选择、人物形象刻画中紧扣时代脉搏,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被看作是反映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爵士时代的风情画卷,菲茨杰拉德也因此被称作是“爵士时代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菲茨杰拉德在这部作品中对一系列女性群像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那么,菲茨杰拉德为何如此关注女性形象?借此他又想表达出怎样的观点?本文对菲茨杰拉德所刻画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与解读,借此挖掘菲茨杰拉德的思想与作品内涵。

在考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之前,了解菲茨杰拉德的创作背景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文学作品经常反映当时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矛盾,不管这是否出于作品的本意,因为作家与其他人一样,都会受到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基调的影响”。即使是菲茨杰拉德这样伟大的作家,也难逃时代意识的影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创作年代和故事发生背景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喧嚣的二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妇女的权利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工业化背景下,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因被赋予“贤内助”的角色而被限制在家庭里,以防她们进入社会与男性在职场上一较高下。在十九世纪,女性要着装检点,举止得体,维系传统价值观,因为主导社会意识形态主张“维系社会道德结构要依靠父权制家庭的稳定,而维系父权制家庭的稳定又要依靠女性恪守父权制性别角色”。然而,情况到二十世纪却发生了变化。由于男性外出打仗,女性不得不出去工作,妇女权利在此时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妇女常见的打扮一般是长裙、紧胸衣、高筒靴、长发,而在二十世纪妇女的裙子变短,她们舍弃紧胸衣,穿上了摩登鞋子,留起了波波头。其次,二十世纪的妇女不再像十九世纪的女性一样只能安静地守在家中,而是普遍表现出一种张扬自我的人生态度。总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拥有上述特征的女性被称为“新女性”,而当时的许多保守派人士,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都认为新女性的出现公然挑战了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新女性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偏移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结构的坍塌,而实际上这样的主张只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父权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菲茨杰拉德也对女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一点儿可在他的成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女性形象塑造中可见一斑。

《了不起的盖茨比》传递出的对女性的看法首先表现在尼克对女性的看法当中。首先,因为小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这使读者很容易与尼克产生共情。其次,小说开篇就写道:“我年纪更轻、见识更浅时,父亲曾给我一个忠告,它至今仍在我脑海萦绕。‘每当你要批评别人,’他告诉我,‘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他的话到此为止,但我们向来话虽不多,心意却是相通的,我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自那以后,我从不随便评判别人。这种习惯使我见识了许多古怪的性格,也让我领教了不少极其无聊的人物。”尼克刻意强调,父亲曾教导他要换位思考,他也“从不刻意评价他者”,寥寥几句便使他的叙事有了客观性,也使他成了可靠叙事者。此外,尼克作为小说的叙事者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时总是顾及道德和伦理。因此,他表现出了远远高于其他人物形象的道德品质。最后,也因为他讲故事的方式“哀婉细腻,感人至深”,很容易让读者认同他的想法。因此,尼克对女性的想法是十分重要的。尼克对女性人物的描述不仅体现出他个人的偏见,也体现出该小说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

小说中描述的女性形象可分为次要女性形象和主要女性形象。首先,《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次要女性形象一般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宴会上。例如,在盖茨比派对上便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跟随尼克的视线,我们可以看到“彼此不知姓名的太太们之间亲热无比地会见”“还有无数自恋情节严重的哗众取宠者,她们不同程度地耍着酒疯”“一个举止粗鲁的女孩儿,她动不动就要放声大笑”。上述的这些次要女性形象全都是上文提到的新女性,她们穿着时髦,举止张扬,且在尼克的描述中明显带有“头脑简单、好出风头、令人厌恶”的特点。然而,在这些女性当中,尼克还着重描绘了一位女性歌手:“两个黄裙女孩儿中的一个正在弹奏钢琴,在她身边站着的是一位高个子红发少妇,来自某个著名的合唱团,正在放声歌唱。她已经豪饮很多香槟,唱着唱着忽然伤心欲绝—她不仅是在唱歌,她还在哭泣。唱到停顿之处,她失声痛哭,然后再次用颤巍巍的女高音接上歌词。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滚滚而下—然而并非畅通无阻,因为泪水碰到画得很浓的睫毛之后就变成了墨水,宛如两道黑色的小溪,慢慢地往下流完剩余的旅程。有人开玩笑地建议她唱脸上的音符,她听见之后双手往上一摆,瘫坐在椅子里,醉醺醺地睡着了。”“她还在哭泣”“失声痛哭”“伤心欲绝”,这些词汇生动地表现出了这位女士的痛苦与绝望。她的眼泪宛若“两道黑色的小溪”流淌在脸颊上,然而她的悲惨并没有引来旁人的同情,而是引来了嘲笑。由此可见,菲茨杰拉德明显有意引导读者同情这位女性。

其次,尼克对黛西·布坎南和乔丹·贝克等主要女性角色的观察从表层上来看明显带有对新女性的反感。“尽管她们在阶级、职业、婚姻状况、个人相貌以及个性特征等方面千差万别,但她们三位女性都是新一代女性。”首先,黛西作为这篇小说的女主角被塑造成一个自私、势力、虚伪的形象。黛西初次出现时,尼克是这样描绘她的:“她作势要站起来—身体稍微前倾,装出诚恳的表情—然后她轻轻地笑了,那笑声既古怪又迷人……她又笑起来,仿佛适才说的那句话非常聪明似的。她握着我的手,盯着我的脸看,装出一副全世界她最想看到的人就是我的样子。这是她惯用的伎俩。她轻声细语地说,那个下巴顶着东西的女孩儿姓贝克(我曾听人说,黛西说话很小声,是为了让人靠近她;这句无关的闲话并没有减少黛西这种说话方式的魅力)。”短短几句话,尼克用了两个“装出”来形容黛西,她虚伪造作的形象确实跃然纸上。黛西在情绪激动时开车而撞到了茉特尔,而她却没有停车去帮助她;当得知盖茨比的出身不良时,她便立刻抛下了盖茨比。虽然盖茨比早已看出“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也还是一厢情愿地爱着她。其次,乔丹被刻画成撒谎成性的女性。尼克发现她把借来的敞篷车停在雨里,她却不承认。她疑似在高尔夫球赛中作弊,用金钱手段摆平了这件事。和黛西一样,乔丹还表现得十分冷漠,道德感低下。比如,当尼克告诫乔丹开车要小心时,乔丹却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他们会躲开我的……要双方不小心才能造成以此车祸。”综上所述,黛西和乔丹从表面上来看都被塑造成了负面形象,似乎在强化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然而,细读文本却不难发现尼克对黛西和乔丹的同情。

黛西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私冷酷、爱慕虚荣的女性。从乔丹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黛西对盖茨比是动了真情的。以至于盖茨比离开以后,黛西变得郁郁寡欢,从此不愿再和其他军人约会。甚至,在收到了盖茨比的来信后曾决定义无反顾地去追寻他,却被家人坚决地拦了下来。例如,在黛西和汤姆的婚礼开始前,黛西表现得伤心欲绝。“婚礼前夕,新娘出阁晚会开始前半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躺在床上,美得像那个六月的夜晚,穿着绣花的裙子—醉得像只猴子。她一手拿着一瓶苏玳白葡萄酒一手拿着一封信。‘这里,亲爱的。’她在早前搬到床上的废纸篓里面乱摸,掏出那串珍珠项链。‘把它拿到楼下去,是谁的就还给谁。你告诉他们,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这么说,黛西改变主意了!她哭了起来—哭了又哭。我赶紧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女佣,我们把她的房门关起来,让她洗了冷水澡。她不肯松开那封信。她把信带进浴缸,浸湿了之后紧紧地揉成一团,后来看见它变成雪花般的碎片,才让我拿起来放在香皂碟里。”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黛西最初对盖茨比的一片痴情。此外,小说中也有对乔丹最初形象的描述:“我要去某个地方,于是便出了门,有时在人行道上走,有时在草地上走。我更喜欢走在草地上,因为我穿的鞋是英国来的,圆圆的橡胶鞋跟踩在软软的草地上很舒服。当时我还穿着一条新的格子裙,每当我的裙子随风飘扬,路边所有人家门前红白蓝三色国旗就会挺得笔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这段叙述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然而,黛西的痴情和乔丹的天真是如何变为了下文中的冷酷无情?菲茨杰拉德刻意凸显出两个主要女性角色前后的形象变化,似乎意在指出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她们的影响。

长久以来,菲茨杰拉德都被评论界贴上了厌女的标签,这不仅与他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关,也与他和妻子泽尔达的关系有关。泽尔达是爵士时代典型的新女性,同时还是富贵人家的小姐。菲茨杰拉德对泽尔达一见倾心,而泽尔达也在菲茨杰拉德成名后嫁给了他。然而他们的婚姻并非顺风顺水,而是危机重重。菲茨杰拉德以妻子为灵感塑造了很多女主角,却总是调侃她是“最轻佻的女郎”,这让泽尔达十分伤心。泽尔达具有高超的写作才华,然而,当她尝试写作时,菲茨杰拉德非但不支持,反而还在自己的作品中剽窃她的日记和书信。他声称自己的名声比妻子大,获得的稿酬比较多,让她将自己写的短篇小说以他的名字发表。他的压制、欺骗、阻挠,让泽尔达的自我认知受到了重创,她越来越感觉不到爱的存在。她受不了大家叫她“菲茨杰拉德夫人”,更受不了丈夫剽窃自己的作品。最终,泽尔达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在精神病院中悲惨地去世。由于菲茨杰拉德对泽尔达的压制,许多学者先入为主地认为菲茨杰拉德有厌女症,猛烈地抨击他作品中的父权主义思想。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却可以发现菲茨杰拉德虽然表面上塑造了一些负面的女性形象,但他的笔触也不乏同情。一部小说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去衡量一部作品的内涵。

综上所述,《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在表面上塑造了一些负面的女性角色,似乎在宣扬父权制思想。然而,在呈现这些女性形象的前后变化时,小说却在暗中向读者透露她们后来表现出的冷酷无情并不完全是女性的错,而是时代背景所致,这又无意间展露了菲茨杰拉德的女性思想。由此可见,细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女性角色对我们了解菲茨杰拉德的创作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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