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剂效应,你体验过吗?

作者: 潘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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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就是指某些病人接受了实际上完全没有药物效果的治疗,但却因为他发自内心地相信这种药有效,他的病情还真就有了改善。而且,在那些求生欲极强且充分信任权威和医护人员的患者身上,这种心理效应尤为突出。

那么,安慰剂效应是如何被发现的?我们又该如何用好这种心理效应呢?

一场骗局所带来的发现

伊莱沙·珀金斯1741年出生在北美的康涅狄格,其父亲就是一名医生,长大后他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医生。珀金斯于1796年获得了一项发明专利,名叫“珀金斯牵引器治疗仪”。这个治疗仪号称可以治疗头部、脸部的炎症以及风湿和疼痛。治疗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将2根3英寸(约7.6厘米)长的铁铜合金棒,在病人的患病部位按压20分钟,再把“机器里”的所谓“致病电子液”引出来就可以了。珀金斯号称他的治疗仪治愈了5000多人,并在欧洲引发了热烈追捧。他更是争取到了欧洲多位著名医生以及社会名人的支持,就连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买了一套。成名之后,珀金斯再接再厉,又发明了一种治疗痢疾和咽喉炎的药物。而还没等药物上市,珀金斯就在1799年死于当时纽约流行的黄热病。

就在同年,当时的英国名医约翰·海加斯花了5个金币,专门买了一套珀金斯牵引器治疗仪,希望用实验对照的方法来验证治疗仪的效果。他的实验是这样设计的:第1天,海加斯用木头仿制了帕金斯牵引器里的金属棒,并给5位风湿病患者进行了所谓的“治疗”,其中居然有4位患者表示疼痛得到了缓解。第2天,海加斯用珀金斯牵引器对另外5位风湿病患者进行治疗,只不过这一次使用的是金属棒,同样有4位患者报告了病情缓解。海加斯的结论是:这2种干预措施缓解症状的效果并没什么差别,根本就用不着使用这么昂贵的金属棒。后来,海加斯在动物身上做了同样的实验,发现珀金斯牵引器毫无疗效。

海加斯通过对患者的深入访谈交流,发现患者对待疾病的态度、期望和想象,不但能够神奇地影响疾病的发展进程,还会影响患者对于疾病的感受。但受当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限制,海加斯也不清楚这种神奇的效应是怎么回事,而后人将这种效应称为“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后来,英国名医威廉·库伦提出,给那些无药可治的患者用一些没有治疗作用的药物来安抚他们,并给这些药物起名叫“安慰剂”。然而,将安慰剂引入医学实践的库伦万万想不到的是,安慰剂(或安慰疗法)竟真的能治病。在1876年出版的《美国百年医学》这本书里,就系统总结了许多疾病自愈的研究,并明确指出:比起瞎治疗,仅仅靠单纯的护理,患者反而恢复得更快,死亡率也更低。

对安慰剂效应的解释

真正系统科学地认识安慰剂效应,缘于二战。战争期间,美国军医亨利·比彻负责治疗受伤的士兵。在一次战斗中,比彻医生手头的吗啡用完了。吗啡是缓解疼痛的,没有吗啡,导致很多伤兵疼痛难忍,以至于无法顺利进行手术。比彻医生情急之中竟然憋出了一个主意:他一边给伤兵注射生理盐水,一边骗他们说这是吗啡。令人惊奇的结果出现了,居然有40%的伤兵的疼痛真的得到了缓解。二战结束后,比彻医生根据这件事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强大的安慰剂》。这本书引发了强烈反应,有好多人都抨击他,说他没有道德底线,欺骗伤兵。但这个案例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195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有效的安慰剂》一文指出,如果只采用生理盐水或非药用成分治疗,还是会有三分之一的患者被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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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描绘“珀金斯牵引器治疗仪”的漫画。

更神奇的是,就连手术本身,可能也是大大的“安慰剂”。在美国,每年都有将近70万名患者因膝盖疼(半月板有退行性磨损)而接受“关节镜膝盖手术”,手术需要打开患者的膝盖,并对半月板进行修复。这个原理直截了当,而且手术后病人的确感到不疼了。研究者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招募一些病人,事先告诉他们会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做真手术,一组做假手术,而病人并不知道自己被分到哪个组。假手术和真手术的过程几乎是一样的:手术前几天病人要节食,手术时好几位医生护士联合行动,手术部位要被消毒,病人被全身麻醉。对接受真手术的患者,医生会按照手术流程进行;对接受假手术的患者,医生也会切开他们的皮肤,留下一个伤口,并包扎好,只是医生对他们的膝盖什么也不做。医生还在手术室里放一个电视屏幕,可以看到手术的“实况转播”。当然,接受假手术患者所看到的,是事先录制好的内容。结果,无论是接受了真手术还是假手术,患者居然都表示“手术效果很好”。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手术的安慰剂效应不但不比吃药的安慰剂效应弱,反而更强。假手术做得越是郑重其事,手术开刀对身体的损伤越深,安慰剂效应就越强。还有一种更神奇的现象,叫“反安慰剂效应”——身体本来没事儿,就因为自以为自己身体有问题,结果就真的有了问题,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患者自己能把自己吓死。当患者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而且还是晚期的时候,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迅速恶化,身体消瘦的速度非常快,甚至没过几个月,患者就去世了。

关于安慰剂效应是如何起作用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权威的定论,但身心一统的解释更令人信服。患者的病情在安慰剂的作用下之所以能够出现好转,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会进行自愈的,这样病情就会慢慢好转。也就是说,即使患者在患病之后什么也不做,病情也可能会自行好转。而这种自愈能力,只能在心理的积极暗示下才能被启动,如果是消极暗示,则会启动自愈能力的反面,那就是“自毁力”。人类的心理过程既有头脑层面的认知过程,也有情绪情感过程和身体感受过程。情绪情感过程最好是在情绪层面去表达,当这个过程的表达受阻时,就可能转而通过身体来表达。这个时候,身体的表达就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美国医生莉萨·兰金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她曾在疗养医疗机构工作,接触了一批相当有健康意识的人,他们每天喝绿色果汁、吃素食,按时睡觉并且保证8小时睡眠,还定时服用维生素和其他保健品,并且严格遵照医嘱生活,积极进行体育锻炼。在这样严格地疗养下,确实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容光焕发,但奇怪的是,有一些人的身体状况竟然比以前还要差。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兰金医生发现,那些生活习惯很好但健康状况越养越差的人,要么困于孤寂,饱受情伤;要么囿于职场,忧心明天。而且,这些人相当悲观,大多数人说起自己过去的不幸时都能滔滔不绝,甚至有人失声痛哭。

韩国有一种“火病”,又名文化结合症候群(culture-bound syndrome),是一种精神疾病。在中国,它被称为“神经衰弱”。火病患者因在生活中遭遇苦恼却无处发泄愤怒而出现精神疾病,在社会阶层较低的更年期女性中尤为常见。患者的表现是不断出现头疼、胸闷、焦虑、失眠等症状,但去医院做生理检查,又查不出生理原因。患者主要是50 岁左右的韩国女性,她们在家中没有话语权,忌惮丈夫在家中的权威,过于抑制自己的感情,心中有太多的怒火无法表达。韩国的文化中非常强调服从,即女性服从男性,晚辈服从长辈。患有火病的女性,大多是长时间反复被丈夫殴打、被婆家虐待,丈夫常有外遇、酗酒、赌博等恶习。不仅如此,她们还认为这是她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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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遭遇苦恼却无处发泄愤怒,因而出现精神疾病,这在社会阶层较低的更年期女性中尤为常见。

从心理角度看来,她们不断被丈夫和婆家虐待,心中有很多怒火。她们不能表达这份情绪,结果这份情绪转而通过头疼、胸闷、焦虑、失眠等身体症状表达出来,这就是躯体化。此外,身体除了对情绪有很大的影响之外,我们的情绪也能通过身体来表达。俗话说寂寞空虚冷,“寂寞空虚”是一种心理感受,“冷”则是一种身体感受。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解,患者通过“冷”来表达她压抑的愤怒,这种现象一定可以在大脑的神经活动中找到答案。实际上,这种对温度的感受,与“脑岛”有密切的关系。脑岛主要是接受来自内脏与皮肤感受器的信号,这些感受器对于某一种感觉特别敏感——包括冷热感、痒、痛、味觉、饥饿、口渴、肌肉疼痛、内脏感觉以及空气感觉。与此同时,脑岛又是性欲、恶心、骄傲、羞耻、内疚和补偿等复杂情绪的源泉,同时还会引起道德感、共情以及对音乐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说,脑岛的作用是记录身体感受的,但同时也记录心理感受:如果身体感觉到冷,心里就很可能感觉到寒;如果身体感觉到温暖,心里也会感觉到被人接纳。

此外,表观遗传学也认为,虽然我们生来基因已经确定,但每个基因上都有一个“开关”,开关没被激活,这个基因就不一定被表达。也就是说,虽然你不能改变你的遗传基因,但你可以利用心理力量来影响遗传基因的表达方式。目前,科学家认为,外界信号,比如营养、居住环境乃至思维和情绪状态,都会对身体调控蛋白质产生影响,而调控蛋白质就决定了如何表达,甚至是否表达脱氧核糖核酸(DNA)上所包含的遗传信息。200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神经免疫学教授科尔,针对长期独居且感受到强烈孤独感的人,对他们白细胞里的DNA做了全面的测序,对比了这2.2万个基因,发现其中有209个基因和正常人有着显著不同。也就是说,那些孤独的不快乐的人,更容易患病,身体也更容易出现红肿、疼痛、过敏。

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孤独感、压力感等负面情绪确实会导致身体免疫力的下降,增加患各种疾病的概率。而与之相对应,幸福感、轻松感、愉悦等正面情绪能够更好地激活免疫系统对抗疾病。之所以存在安慰剂效应,正是因为病人相信治疗会有效果,从而减轻了疾病带来的压力,让免疫系统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责编:南名俊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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