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美国社会创伤记忆的重要文化符号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大平原气候条件相当有利，降雨量充足，冬季相对温和，这使得大平原的定居人数和耕作规模不断增加。但在1930年夏天，太平洋洋面温度的变化对一般大气环流产生了直接影响，该地区突然进入了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加上当时落后的耕作方式，迅速导致表土的侵蚀和丧失。

一战爆发时，大平原上的州政府鼓励农民种植小麦。因当时的土地很廉价，农民耕种了数百万英亩的处女地，他们除掉了稳固土壤的天然牧草。当降雨停止后，庄稼很快就枯萎死亡。风将表层土壤带走，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沙尘暴。无处不在的沙尘使牲畜和人类的生命受到威胁。报纸称该地区为“沙尘暴区”。整个干旱地区一直向南至得克萨斯州，直到1941年才出现了创纪录的降雨。

沙尘暴移民涌入加州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是其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生态灾难。从1934年5月9日开始，一场为期2天的强烈沙尘暴带走了大平原的大量表土。沙尘云一直吹到芝加哥，在那里沉积了5500吨的灰尘。2天后，沙尘暴到达东部更多城市，如克利夫兰、布法罗、波士顿、纽约市和华盛顿。1934天的冬天，裹着红土的雪降临新英格兰地区。

1935年4月14日被称为“黑色星期天”，最严重的黑色暴风雪发生在整个大平原，沙尘暴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似乎把白天变成了黑夜。驻丹佛的美联社记者罗伯特·盖格那天正好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博伊西城。他关于“黑色星期天”的报道标志着“沙尘暴”一词的首次出现。这个词是美联社堪萨斯城新闻编辑爱德华·斯坦利在改写盖格的新闻报道时所创造的——“在过去的一周里，斯皮尔曼和汉斯福德县一直处于尘土飞扬的状态。自上周五以来，该县没有一天不被狂风和泥土肆虐。当风减弱时，空气中充满了灰尘，以至于该镇似乎被雾云所笼罩。由于这种长时间的尘土飞扬，每座建筑物上都布满了尘土，空气变得令人窒息，许多人患上了喉咙痛和灰尘感冒。”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地区有75%以上的表土被吹走，不同程度地出现土地退化的现象。

除了水土流失造成的短期经济损失外，沙尘暴引发的移民问题还造成了长期被美国社会忽视的严重后果。在大萧条、干旱和沙尘暴的综合影响下，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他们在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家园，30多万人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地区。他们把加利福尼亚州看成是一片“应许之地”。自“淘金热”后，从没有这么多的移民涌入加州。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灰头土脸的移民永远改变了加州的文化和政治格局。

加州的气候、救济和工作机会吸引了沙尘暴移民。满怀希望的移民驾车沿着66号公路前往加利福尼亚。最终，10万名沙尘暴移民选择住在洛杉矶，7万名移民选择住在“圣华金谷”。洛杉矶市在大萧条时期的管理比大多数城市要好，它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经济：电影、旅游、石油、农业、制造业和贸易。有技能的移民生活状况最好。对于有飞机和汽车装配经验的人来说，工作前景也很好。博尔德大坝建设项目也给这些沙尘暴移民提供了许多蓝领工作岗位。没有技能的移民的生活则十分艰难，他们只能依靠亲人的救济维生。

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是加州的一个重要产业。美国全国一半以上的橙子、葡萄、核桃、胡萝卜和生菜都来自加州肥沃的山谷田地。大型商业农场主导了加州的农业布局。这些农场专门从事一种或两种作物的生产，它们依赖于在收获季节出现、在采摘后消失的劳动力。墨西哥农场的工人比较能满足这种苛刻的生产方式，他们在收获季工作，在冬季回到墨西哥的家中，并在第二年春季再次回来工作。然而，大萧条打破了这一局面。新的移民法强行驱逐了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工人，他们的缺席导致农场主对农场工人的需求，这就吸引了沙尘暴移民在加利福尼亚的农场谷地定居。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总是工人太多，工作机会不够。

来自沙尘暴区的移民缺乏食物、住所。一些种植者允许工人以免租金的方式住在劳动营中，有些农场主则提供小木屋或一室一厅的棚屋，还有一些农场主只提供一块泥地，用来搭建帐篷。而数以百计的人住在灌溉沟渠边或大牧场附近的空地上，卫生条件很差。在雨季，这些屋子常被淹没，饮用水也常被污染。1936年和1937年是沙尘暴移民的高峰期，更多的人生活在绝望的条件下，伤寒、天花、肺结核、疟疾和肺炎普遍存在，移民多死于饥饿和疾病。1937年，农场安全管理局建造了10个联邦营地，提供给移民体面的住房，但这些举措并不能完全满足移民住房的巨大需求。

在加利福尼亚的第一年，对移民来说是一个不平静之年，寻找工作的家庭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年仅七八岁的儿童通常在田里工作，他们用采摘棉花一天所挣的98美分贴补家庭生活。一旦定居下来，移民幼童就面临上学问题。少数劳动营有自己的小学，移民儿童与加州本地孩子一起上学。他们赤着脚，穿着破旧的衣服，本地孩子时常嘲笑他们的奇怪口音和糟糕的服饰。本地孩子不叫他们 “移民”，而是歧视性地称他们为“蛆虫”。老师们也抨击移民孩子们的口音、词汇、语法和宗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学校甚至强制要求他们在午餐时吃三明治，而不是他们曾经的主食——饼干和豆子。

到1938年，加州的大多数山谷城镇的人口增加了50%。沙尘暴移民的不断到来，使整个山谷中的城镇的学校和服务机构不堪重负。在整个山谷中，这些新来者与本地居民竞争工作机会。克恩县的情况最为糟糕，县人口增加了64%，即在这10年里有5.2万名新居民，安保、医疗、住房和福利服务都达到了极限。城镇居民将这些沙尘暴移民称为“奥基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在当地居民眼中，“奥基人”是无知、未受过教育、不诚实和奇怪的。一些本地人想提供食物和衣服来帮助“奥基人”，但其他的本地人则希望他们离开加州，双方都认为，这些新来者没有为在加州的生活做好准备。

耕作谷地的小城镇并不是唯一面对沙尘暴移民涌入的地区。“奥基人”也抢走了墨西哥和菲律宾农场工人的工作。在大萧条之前，只有不到20%的移民工人是白人。但到1936年时，数值已增加到85%。 “奥基人”改变了加州农场劳动力的结构。他们取代了近20年来在劳动力中占主导地位的墨西哥工人，降低了农场工人的生活标准，并竭力阻止他们加入工会的行为。然而，随着美国走向二战，“奥基人”转而在国防工业中实现了就业，并在二战期间逐步融入了当地社会。然而，农场移民工人的不利处境问题仍然存在。

在另一边，留在沙尘暴地区的农民因表土面积的减少，本应从农作物的种植转向饲养动物和栽种干草。然而在大萧条期间，农田的有效调整是非常有限的。有些农场主未把目光转向更高产的农作物，可能与他们对改变土地用途的无知有关。第二个因素是沙尘暴地区的银行倒闭率高于其他地区，农民无法获得急需的信贷，无法改变作物的生产模式。二战后，资本密集型的综合企业改变了这一局面。深入含水层的密集灌溉、人工杀虫剂与大型收割机的使用，使得无论下雨与否，都能年复一年地提高作物种植的效用。科学技术为解决老问题提供了完美的答案，过去的坏日子一去不复返。但有学者认为，农民是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工作，即在种植作物时投入的政府补贴远超过了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然而，与悲观主义观点不同，历史学家马修·邦尼菲尔德则认为，沙尘暴的长期意义在于“人类精神在忍受困难和克服挫折的能力方面所取得的胜利”。

移民记忆的不同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公众对沙尘暴的直观印象是通过美国纪实摄影家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形成的。兰格当时开车进入采摘营地，拍下了这张照片。“我进行了5次曝光，从同一个方向越拍越近，最后一张照片成为了著名照片。母子们一直靠周围田地里的冷冻蔬菜和孩子们杀死的鸟类生活，她刚卖掉了她的汽车轮胎来购买食物，她的孩子们蜷缩在她的身边。”兰格所拍摄的主角是一位32岁的妇女，但40多年来无人知道她的名字。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为弗洛伦斯·欧文斯·汤普森的女人给当地一家报纸写信，称自己是照片中的那位移民母亲。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报纸内容具有巨大力量，只有报刊才能在同一时刻将同样的思想植入上千人的头脑之中。

图片是一种与文本完全不同的传播模式。图片往往与个人记忆的印记力更为接近，但与历史真相更加遥远。根据弗洛伦斯的儿子所言，兰格讲述的故事细节有误。实际上，弗洛伦斯在20世纪20年代与丈夫克利奥·欧文斯来到加利福尼亚，丈夫在1931年死于肺结核。1936年，弗洛伦斯和孩子们以及她的新伴侣乔，开车到尼波摩去摘豌豆。车抛锚后，乔走到镇上去修理汽车的散热器，弗洛伦斯和孩子们留在营地里。这时，兰格开车过来，拍下了她那张著名的照片。

兰格在30年代受雇于联邦政府，专门记录大萧条对美国人口的影响。因此，许多照片都具有宣传性质，她的拍摄动机是协助国会通过对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贫困地区的资助法案。但上述事实并不影响这组照片呈现出人们在沙尘暴灾难中的挣扎状态，照片产生的视觉反差形成了美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对沙尘暴危害的感性认识，即灾民的耕种方式与沙尘暴的形成无关，他们只是这场自然灾难的受害者。弗洛伦斯80岁去世，她的墓碑上写着“移民母亲，美国母性力量的传奇”。

此外，1939年出版的文学作品《愤怒的葡萄》也深受沙尘暴移民记忆的影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利用了农场安全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实地记录，并在书中大量使用基督教的意象，将沙尘暴移民的西行比作《出埃及记》中奴隶逃离埃及的反向版本，以突出大萧条时期的社会残酷性。第1—10章对应的是犹太人在埃及被奴役，美国的银行和土地公司恰好扮演着残暴法老的角色，以及类比瘟疫的干旱和侵蚀;第11—18章是类似出埃及后穿越荒野的过程，在此期间，一些移民在前往加州的路上去世了;第19—30章对应的是在“应许之地”加州的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