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月曾经照古人：英国“大瘟疫”的记忆

英国自中世纪开始经常遭受瘟疫的袭击，14世纪的“黑死病”是人口死亡最多、对社会造成打击最大的一次瘟疫。之后，瘟疫（主要是鼠疫）不断，直到1665年。1665年暴发于英国伦敦的瘟疫史称“大瘟疫”（Great Plague），此次大疫之后，鼠疫从英国绝迹，再未出现，其原因至今众说纷纭。鼠疫虽然绝迹，但它曾经带来的那些伤痕长久而深刻地留存。在历史遗迹、文本记录和祖祖辈辈的口耳相传中，这些关于灾难的记忆难以磨灭，不仅有伤、有痛，也蕴含着坚守和新生。它们深深渗入历史之中，在人类的记忆中永恒。

“瘟疫之村”的牺牲与荣耀

“本乡已然成为各各他山，髑髅之地。若非尚余一些苟延残喘者，此地就会变为所多玛与蛾摩拉城的样子了。”这句饱含宗教典故的话语，出自1666年英国一位乡村牧师威廉·蒙佩松之口，他所描述的，正是当时处于瘟疫之中的埃姆村的骇人图景。埃姆村位于伦敦向南150英里处，被后世称为“瘟疫之村”，这并非耻辱之名，而是对人性光辉的纪念勋章。

埃姆疫情的开端，要从一批来自伦敦的布料说起。1665年8月，埃姆村的一位裁缝从伦敦订购了一批布料，然而此时伦敦城内的瘟疫正愈演愈烈，这批布料中恰好潜藏着被感染了的跳蚤。裁缝的助手乔治·维卡斯将受潮的布料放在壁炉旁烤干，无意中接触了跳蚤，不幸感染瘟疫。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早已在日常交往中将疾病传染给了村民们。这年9月7日，他在一场高烧过后离开人世，随之而来的是大批村民的病亡。突如其来的瘟疫很快在村内引起恐慌，少数有条件离开的村民抢先逃离此地，剩下的大多数人则纷纷求助于教区牧师威廉·蒙佩松和清教牧师托马斯·斯坦利。

蒙佩松在此地深孚众望。他年轻的妻子一度非常担忧，劝说丈夫带着自己和2个年幼的孩子一起离开。蒙佩松却表示，在“羊群”（即信众）最需要的时候，不应抛弃他们。作为此地少数的知识分子之一，牧师具备一些医学知识，并熟知历史上应对瘟疫的惯例。他明白，如果放任村民离开，非但不能减缓已有的疫情，反而会将它散播到周边村镇，引发更多惨剧。于是牧师决定说服村民留下来，进行自我隔离。

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服村民，宗教感召和道德约束是重要原因。牧师劝说村民，如果擅自离开并传播危险，对于外面的人而言，是自私而残忍的。此外，蒙佩松写信给伦敦官方，索求当时最权威的瘟疫处方和药品，同时也致信德文郡伯爵，言明埃姆村自我隔离对于附近地区安危的重要性，请求伯爵保证食品、药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牧师的信件几乎是埃姆村与外界交流的唯一途经，因为信件可以通过烟熏或醋熏消毒。在此后瘟疫肆虐的1年多时间里，埃姆村村民们信守约定，无一人离开。而事实上，他们如若趁着夜色离开，并没人能将其追回。埃姆村村民们封闭村庄，自我隔离，有效遏制了瘟疫的进一步蔓延。周边的村镇鲜有疫情，但埃姆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瘟疫在此地肆虐了14个月，前后共有260位村民死去，几乎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是同时期伦敦居民死亡率的2倍之多。

此后的300多年间，埃姆村在瘟疫中自我牺牲的事迹一直受到人们的感佩与怀念。如今，埃姆村专门建立了博物馆，每年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博物馆的陈列，游览村庄的历史遗迹，进而了解小小的埃姆村是如何在瘟疫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并成为一个崇高的文化符号的。

可惜的是，除了死亡名单和屋舍名牌上默然不语的名字，对于当时村民们生活的更多细节，我们则难以追溯——他们大多是文盲，无法留下文字记录，他们的所思所想湮没在历史长卷中，茫然不可考。饶是如此，我们仍能从埃姆村内的历史遗存之中，窥见村民们面对瘟疫时的行为活动，尝试重建他们的挣扎与坚定。

界石和蒙佩松井正是这样的所在。在决定封村之后，牧师带领村民们在埃姆村和相邻的斯通尼·米德尔顿村之间安置了界石。界石的表面钻有6个洞孔，里面盛满醋，村民们向外村换取物资时，会将钱币浸泡在洞孔中的醋里。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醋能够阻断瘟疫的传染。蒙佩松井也有类似功能，这口井位于埃姆高地一条孤零零的道路上。与醋一样，井水也被认为具有净化功能，可以涤净钱币。外界向埃姆村运送的食品、医疗用品等物资均留在偏远荒野的指定地点，埃姆村村民也在那里留下相应的钱款。在埃姆村村民自我隔离期间，他们与外界人们的守望相助是感人的一幕。

除了物质保障，精神支撑也发挥着巨大的力量。在自我隔离期间，在接踵而至的死亡与持续不断的恐惧阴影之下，村民们在牧师的带领下继续进行着规律而敬虔的宗教礼拜。为了减少瘟疫的传播，牧师将每周日的宗教礼拜挪至户外——虽然那时人们还不确定瘟疫的病因，但已有关于“糟糕的空气”的推测，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是传染的风险因素。新的礼拜地点设在埃姆村南部一个狭窄的小山谷内，信众们在草地上或站或坐，牧师立于山谷北端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拱门处，布道声音清晰可闻。此处俨然成为了一座露天教堂，后来被称为库克利特教堂。

如今，每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被设定为瘟疫纪念日，又称“瘟疫星期天”。在这个专属的日子里，埃姆村的村民们会身着传统服装，举行庄重的纪念仪式，以纪念3个多世纪之前埃姆村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皮普斯日记：“大瘟疫”亲历者的记述

让我们将视线转回伦敦。较之埃姆村，伦敦城的事态更为复杂、混乱。瘟疫肇始于伦敦老旧脏乱的贫民区，狭窄的街道、简陋的卫生设施、街道上堆积的动物尸体和粪便、过度拥挤的房舍和污浊的空气，都是瘟疫产生的温床。

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中心，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与埃姆村不同，伦敦的瘟疫记忆存在于各式各样的文本之中，如塞缪尔·皮普斯的日记。皮普斯生于1633年，剑桥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部当职。他在1660—1669年间写下详细的日记，内容上至国政外交，下至社会百态和自己的家庭生活，事无巨细，极为丰富。瘟疫期间，皮普斯并没有像多数达官贵人那样避走他乡，而是留居伦敦。

1665年的4月30日，皮普斯已在日记中提及这次瘟疫：“城中出现了关于瘟疫的巨大恐慌，据说已有两三间屋舍被关闭。上帝保佑！”从6月开始，他提及瘟疫的频率明显上升，不是某条巷子疫情汹涌以致多人死亡，就是某位贵族政要携全家出城避难。

伦敦当局的死亡统计表将每个星期的死亡人数及原因记录下来，但它的统计对象局限于英国国教的信众，并不完备。皮普斯对这个数据密切关注（正如今天我们关注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死亡统计数字一样），有时还在日记中稍事分析。1665年7月13日，他记录道：“本周有超过700人死于瘟疫。”一个月后的8月10日，情况恶化，皮普斯将自己的忧虑诉诸笔端：“看到这周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000人，其中3000人是因为瘟疫，我感到非常不安。”到了8月底，他的文字难掩悲伤：“这个月就这样结束了，由猛烈瘟疫带来的巨大悲哀降临在全国民众身上，王国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是如此。每天都有更令人悲伤的、瘟疫加重的消息。伦敦城这个星期死亡7496人，其中6102人死于瘟疫。但恐怕真正的死亡人数有将近1万人——部分是人数众多而难以统计的穷人，部分则是教堂钟声不会为其报丧的贵格教徒等。”而到了9月，死亡人数又攀上了新的高点，皮普斯于7日写道：“本周共死亡8252人，其中死于瘟疫的是6878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有理由担心瘟疫会继续在我们之中蔓延。”

在伦敦，官方以严苛的隔离手段应对疫情。瘟疫法令规定，患者须在家中禁闭6周，并未染病的同住者也要一起禁闭。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未染病的同住者是绝望的——他们承担着巨大的感染风险，却不能离开。这种强制隔离一度被视为是残忍、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而当时落后的医疗水平，也使得人们对瘟疫防治手段的认知薄弱，加重了对隔离措施的抗拒心理。皮普斯日记中也不乏对隔离景象的描述，例如，1665年6月26日他写道：“瘟疫愈演愈烈，我今天看到圣克莱门特教堂对面的开阔街道上，有一所屋舍被封闭了。这是一幅令人悲伤的景象。” 7月1日他记录道：“悲伤的消息是，贝辛霍尔街上的七八座屋子因瘟疫被封闭。”

此外，基于瘟疫的环境起源理论，政府下令对街道进行清理，甚至连空气也用火加以净化。皮普斯在1665年9月6日写道：“我看见火焰在街道上燃烧，在市长大人的命令下，火堆遍及全城。”这幅景象即使今日看来，也让人感到惊悚。

瘟疫给传统的人伦带来巨大冲击。法令不允许邻居或朋友探望禁闭中的患者，若患者不幸病亡，他们的尸体也不允许由亲友陪同去教堂安葬。违反规定的人要被强制隔离，甚至处以监禁。1665年的8月和9月之交，皮普斯2次途经伦敦城南的一处农庄，得知此地大约有21人死于瘟疫，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一具尸体躺在附近未掩埋的棺材里，已经三四天了，一位看守人昼夜不离，以防有人接近。”死者生前病中难以见到亲友，死后仍无法由亲友殓尸。他对此哀叹：“瘟疫使我们对待彼此像狗一样残忍。”

1665年的大疫给伦敦带来重创：人口锐减，商业停摆，达官显贵弃城而走、避居乡下。在疫情汹涌的9月，皮普斯对伦敦的萧瑟景象发出哀叹：“河道上再无船舶来往，白厅（英国政府机构所在地——笔者注）院里荒草丛生，街上只有病弱的可怜人，多么悲哀！”

皮普斯日记对瘟疫的描写是细腻生动的，虽然大多是寥寥几笔，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清晰地观察到瘟疫的发展脉络，感受到瘟疫亲历者的忧虑。而半个世纪之后，英国作家笛福的纪实文学《瘟疫年纪事》与皮普斯日记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

笛福《瘟疫年纪事》：半个世纪后的记忆

英国1665年大疫的后果如此惨痛，它带来的创伤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抚平。半个世纪后的1720年，法国马赛暴发瘟疫，这一消息不久即传入伦敦，引起民众担忧。那时还有许多大瘟疫的幸存者在世，而多数人即使并非亲历，也从年长者口中了解过那场灾难。大家都明白，瘟疫意味着令人窒息的恐怖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