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脱·沉思·悲悯

冯至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璀璨的明星，新时期以来对作家作品的重新审视为研究冯至的诗歌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由此，本文将从宇宙自然、个体生存和社会关怀等角度展开对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在研究中阐述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对生命的思考和社会责任感的树立。

一、生命思考中的“超脱”

冯至在20世纪20年代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诗集《昨日之歌》以清丽幽婉的风格为散文化倾向严重的新诗界带来了一股清风。20世纪30年代，冯至留学德国，接受了里尔克“诗是经验”的诗歌创作观点和“个人应对其存在全面负责，独自承担其生存的全部问题”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这样的思想投射到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就表现为对大自然中的飞虫、小草、树木等生命的敬畏和哲理化的思考。

如《十四行集》的第一首诗：“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有研究者将其解读为诗人的“高峰性生命体验”，也即在生命的某个瞬间忽然领悟到了存在的价值。但冯至所强调的并不是体验的偶然性，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的“准备”，也即拥有丰富的经验积累，才有可能获得顿悟式的生命体验。而第二节中“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既可以理解为诗人对过去“自我存在的价值确证”，又可以理解为对自我生命的一次审视。“屹然不动的形体”并没有刻意地强调美与和谐的形式，而是强调生命的实在性。正如诗人在第三节中用“美妙”一词形容小昆虫繁衍和趋利避害的本能，反映了诗人对没有被异化的真实生命的赞美。因此，《我们准备着深深领受》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诗人将要摆脱外部世界所带来的荒诞和虚无，直面生活的本来面貌和向内寻找自身丰富性的宣言。

如果说第一首诗表现的是诗人从经验中汲取养分，在自然中得到启发的输入型体验，那么第二首诗《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则是将自身融入自然的输出型体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诗人采用了“蜕化的蝉蛾”这一意象，有着歌德“蜕变论”思想的影响。歌德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是由一个原型演化而来，并且这种进化是不断提高的”。在每一个生命阶段中，人们对世界意义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当观念更新以后，人们就褪去了旧我的“残壳”。不同的是，歌德“蜕变论”有着向往积极“新生”的预设前提，这就与“死亡”形成了一种相互对立。而冯至则是将“蜕变”的最终结果安排给了“未来的死亡”，即把死亡当成生命完成和完整的一部分，蕴含着积极面对死亡的思想内涵。同时，冯至这种生死相融的观点还受到了道家“万物齐一”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尽管人的生命存在的时间性是有限的，但是生命存在的空间性却是可以无限延展的。“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就是空间性对时间性的一种超越。冯至认为在物我合一的生命体验中，人可以窥见宇宙永恒的法则。

正是这样别具一格的生死观，使冯至能够发现世间万物的独特个性和主体性地位。在《有加利树》中诗人写道：“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

诗人传神地描写了有加利树的形态，并以一种谦卑的姿态与其对话。“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这样充满象征主义色彩的诗句确立了有加利树作为个体的独立和伟大，脱去“躯壳”一句与上一首诗遥相呼应，“蜕变论”的思想由人及物，说明了人和物在大自然中平等的地位。而诗的最后两句则突破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生死观。诗人并不哀叹自身的死亡，而是愿意化身为泥土，成为有加利树永生的养分。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索取和对抗变成了融合和奉献，人与自然之物都成了本然的存在，体现着生命的最高价值。

除了高耸的有加利树外，诗人还赞美了渺小的《鼠曲草》：“你一丛白茸茸的小草/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但你躲进着一切名称/过一个渺小的生活/不辜负高贵和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相较于有加利树的“神性”，诗人赋予了鼠曲草更多的“人性”。诗人在“白茸茸的小草”里看见了人的一生。人作为孤独的个体都是渺小的，但人无需因此而感到自卑，或是怀疑人生的价值。因为真正的人“不辜负高贵和洁白”，能在渺小中坚守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而“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则是指对自己生命的全部负责的人，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严肃认真地对待生活，通过积极地工作实现自我的价值和创造社会的价值。

综上，可以看出冯至是在自然万物中寻找独立的生命位置和丰富的生命体验，他在处理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存的关系中展现了本己性的思考。

二、生存体验中的“沉思”

前文论述了冯至接受歌德“蜕变论”的影响，并通过扩展生命的空间延展性来丰富自身的存在。而在《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中，诗人进一步表现了自我的“融合”：“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可是融合了许多的生命/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谁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对着这茫茫如水的夜色。”

有研究者认为诗人在这首诗中将这人与人的拥抱比喻为自我生命的“分裂”，在分裂后“开了花，结了果”。而实际上，这更像是诗人在歌德“向外向内生活”的精神的影响下，自我的一次更新和成长。“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容”可以理解为他者对自我的影响，这其中有自我主动汲取的“养分”，也有在无意识中纳入的不可控因素。因此，一开始的“自我”是分裂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厘清界限，自我才有可能成为新的“融合”的自我。但是，冯至接下来就提出了“谁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的问题，对“融合”后的自我是否就是人的本然存在提出了质问。不过，冯至最后也没有解答这个问题，甚至认为自我只是映射在“辽阔天空中”和“梦”中的虚幻性的存在。

但是，在历史小说《伍子胥》中，冯至运用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自由决断”对人存在的本质作出了解答。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荒诞的，“真正的重要的是不可取代的个人，也即孤独个体”。因此，为了获得本然的自我，人就需要不断地作出选择。但这样的决断在强调自由意志的同时，伴随着寻找本然自我的痛苦。小说中是这样描写伍子胥作出决断时的想法：

祖先的坟墓，他不想再见，父亲的面貌，他不想再见。他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将来有回头的那一天;而且走得越远，才能回来得越快。

在留下来送死和出走求生的抉择面前，伍子胥选择了后者。为了成为本然的自我，他选择摆脱伦理的束缚，他的“出走”是人的觉醒与回归，也是“自我”对“真我”的追寻;是人从非真实状态走向真实状态的必要的决裂，也是人想要“把自己生命把定”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人如果不想成为他者的附属品，就必须在世俗价值与人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作出自由的决断，放弃身外之物而丰富自身的内涵。

在融合和决断外，冯至的自我还受到了自然的影响，如《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诗人先是提出“路”“水”“风”“云”等客观事物的相互关联，再由主体“我们”“走过”也就是体验“城市”和“山川”。这说明了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可以通过体验将外在客观的经验内化为自身的独特品质。当“我们”拥有了足够多的经验时，又可以反过来影响自然和他人的生命历程，自我就是在这样的主客互化中成长。

由此，可以看出冯至主张自我向外寻找生长的力量，并相信自由决断能使人通往本真的生命存在状态。同时，冯至笔下的自我能在自然的生命体验中达到物我相融。

除了在诗中展现自我的“融合”外，冯至还受到雅斯贝斯实存哲学的影响，在接受个体的孤独性的观点后，承认人与人之间“爱的搏斗”和精神交往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说的“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也即与他者共处时的“自足”。如《威尼斯》一诗：“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

前文曾论述冯至认为人应该自觉地承担起自身的全部责任，但这并不是要把个人封闭在“寂寞”的处境中，而是通过与一个个独立且共在的个体的交往，达到扩大和完善自我生命的意义。

又如，《别离》一诗中的：“我们担负着工作的辛苦/把冷的变成暖，生的变成熟/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耘耕。”

因为个体不依附于他者或集体而存在，因而诗人并没有为离别感到悲哀，相反他为自我生命对无限可能性的重新探索感到充实。“我们担负着工作的辛苦”表现的是独立的个体在自觉地组合成强大的集体，共同承担民族和历史的命运和责任。而“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耘耕”强调的则是个体的生命意义和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

综上，冯至对“自我应如何与他者共处”的回答是在保持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在“爱的交往”中与他者和谐共生，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工作。

三、生命苦难中的“悲悯”

20世纪40年代，救亡图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而冯至也在诗歌中传达出了时代的声音，传达出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怀。

首先，在《原野上的哭声》中，冯至把目光投向了苦难的底层人民：“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原野”这一意象给人一种辽阔和荒芜的感受，而在这茫茫天地间诗人的笔触只聚焦到了一个小小啼哭的人身上，仿佛“哭”才是一切存在的价值，仿佛“一个框子”就是宇宙的全部，而人的生命和存在只是虚无。冯至用寥寥数笔写出了一种深深的绝望感，在他的眼中，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像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亘古的悲哀。而他写下这首诗，不仅是为了表达站在旁观视角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心酸和深切的悲悯，而且是为了唤醒社会对底层人民在残酷命运面前的非人处境的同情，力图改变他们悲哀的生活环境，让底层人民也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除了关注受苦受难的底层人们外，冯至还关注着那些默默奉献社会的人：“想依附着鹏鸟飞翔/去和宁静的星辰谈话。千年的梦像个老人/期待着最好的儿孙—/如今有人飞向星辰，却忘不了人世的纷纭。他们常常为了学习/怎样运行，怎样陨落，好把星秩序排在人间。”

诗人化用了中国古典诗词中“鹏鸟”和“星辰”的意象，但他并不是为了说明传统道家“逍遥”的思想，而是想借此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人类探索宇宙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不过，冯至敏锐地意识到在彼时的时代背景下，科技不仅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标志，而且联结着“人世的纷纭”。人们借助现代“鹏鸟”，即飞机，去探索的不仅是宇宙的秘密，而且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路径。冯至通过诗意化的笔调赞美了这些“飞向星辰”的勇士：尽管他们像“山水”一样默默无名，但他们把“星秩序排在人间”的伟大事业却照亮了彼时凋敝的人间，给在苦难中艰难前进的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同时，这首带有抒情色彩诗歌还联结着冯至对于时局的思考。在《工作而等待》这一篇评论文章中，冯至批判了彼时“过分乐观”和“悲观”的生活态度，以及“无视眼前的困难”的空谈作风。他呼吁人们“真实努力地工作”。也就是说，在冯至看来，只有多一些勇于“飞向星辰”的人，多一些有所作为的人，社会才会有希望和未来。

综上，可以看出冯至作为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有着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奉献者的赞美都折射出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他将对宇宙自然的思考融入时代的实践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生存选择。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承前启后的关键期，而冯至则在探索诗歌现代性特质的同时，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并承担起时代的责任。

他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将目光投向了宇宙自然的恒常性，试图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他在《十四行集》中表现了向内寻找自身生命存在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哲理性思考，强调个体的责任担当以及自由的决断。同时，他还坚守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同情和赞美默默耕耘的劳动人民。

可以说，冯至留给人们的不仅是诗歌，还有关于生存的思考。在当下的中国，人们仍然需要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需要在生活的磨砺中承担个人的责任，而冯至的《十四行集》则在历史的回响中给予人们思考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