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苦短行

生命的三个维度：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自然生命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理需求;社会生命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精神生命指人的思想和精神方面，决定人的生命和其他物种生命之间的不同，是人生命意义的支撑点。柏拉图认为：“如果人的身体的本质已坏，即使拥有一切财富和权力，生命也被认为是死了。”精神生命是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升华，是生命的真实价值所在。在何士光的小说《种包谷的老人》中，作者选择对刘三老汉自然生命死亡的规避，在其社会生命上给予美好—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友善之关系，就是对老人的精神生命永存的寄望。

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讲述了一个叫落溪坪的村庄中刘三老汉宁静、悲凉的生命故事。刘三老汉的生命在作品的外表上呈现出美好、祥和的状态，但潜在结构中，却显示出无可奈何的悲凉：孤身流落人间的沧桑，让老人的生命变得不堪重负，在这沉重的生命历练中看出老人意志弥坚，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就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生命有轻重之分，人作为一个鲜活存在的生命体而存在。对于一个有重量的生命来说，必须有血肉、有情感、有美德，通过辛苦付出来获得生活的幸福和生命的愉悦，这样的生命存在才有意义、有价值、有重量，反之则轻盈。在《种包谷的老人》中，刘三老汉的生命形式毫无疑问是沉重的，其骨子里透出一种饱经沧桑却仍保持人性美的特质，这种强盛的生命力也是老人对人生悲凉境遇最顽强的抗争。何士光把人生充斥不幸遭遇的刘三老汉放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村庄里，用一种反衬的方法写出生命原本的力量。生命没有永恒的轮回，自然生命的终结是不可改变的定律，然而，抽象的精神生命却可永存。因此，何士光在小说中没有明白给出刘三老汉生命的结局，而直接规避老人自然生命的终结，是对这种淳朴人性的保留，对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生命的敬畏。

诗情画意的环境书写借以回避自然生命的终结。在《种包谷的老人》中，开篇便是大段关于落溪坪自然环境的描写。乌托邦式的环境书写，令人神往。静谧似乎总是和中国传统相结合，何士光笔下幽静环境的塑造和书写也寄予他自身的文人情怀，是他对人生命的另一种感触。现代机械文明的发展，对传统必然造成冲击，本雅明就曾专门写过《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来分析机器时代下的文艺作品走向。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发表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西方文明继“五四”以来再次大规模涌入国内，带来新兴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明造成冲击。但何士光所书写的环境却游离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之外，是对传统的中国乡村中古朴的人性与环境的书写。

人自然生命的尽头就是死亡，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作者在小说中试图用规避死亡的方式抵抗美好生命结束的现实：刘三老汉在几次病重时，都顽强地挺过来，直到最后一次，他收完了庄稼，还清自己的国家贷款，给远嫁的女儿做了她结婚时欠下的嫁妆，似乎老人完成了他的人生使命。在不留遗憾和牵挂中略微显示出死亡的到来，显然，最后一次老人的躺下与之前大不相同。作者把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规避高尚生命消逝、死亡的残酷现实，用沈从文《边城》中结尾的方式给老人的生命留下艺术性的空白和空间。

基于对自然环境、人性的诗性书写，小说规避自然生命的死亡。把美好的东西撕毁即为悲剧，小说结尾处对刘三老汉自然生命是否走到尽头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读者听到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有的请医生，有的通知老人远在他乡的女儿，但是对辛苦一生的老汉，“能否把生命继续下去无法定论”。正如沈从文在《边城》中所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一样。作者没有直击老人的生命死亡现实，而是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叙事当中规避死亡，把人生不愿面对的、忌讳的字眼剔除。生命的自然发展规律在作者的小说中有始无终。海德格尔说，“人的生存本来就是向死而生的，死亡是人类不可逾越的”，死亡是生命非必然性的必然，人为因素可能延长生命，但走向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生命一旦发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学习死亡，练习死亡，追求死亡的状态”，这样的生命形式使得小说中刘三老汉在面对生命结束时沉着冷静，小说中作者塑造老汉面对生命接近死亡时候的坦然的状态，是对生命自然规律的遵守。作者没有直击生命的结束，而是在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当中写完小说，对老人的生命状况的书写留下空白，给作品具有想象空间的结局，也是作者与作品开篇宁静安详的叙事风格的遥相呼应。

《种包谷的老人》中规避了刘三老汉自然生命的终结，但从另一条线索完美诠释了落溪坪人与人的亲密无间。这是何士光笔下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的另一体现。在长篇小说《某城纪事》（又名《似水流年》）中，何士光写出了某一时代背景下人物之间情感关系的消逝、“死亡”。在何士光的小说中，呈现出一批类似于知青的群体被分配到农村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远离家乡，亲情疏远;远离友人，友情消逝，即使在农村遇到情投意合之人，最终也是以分手作为结局。总之，这些人正如丁帆所言，“无论是作为叙事的主体还是被叙述的对象，他都成为农村的一个外来者，被介入农村特有的风景、地域特色之中，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且以此染上乡土小说的色彩”。从何士光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的作品的确呈现出一种“他者”眼光来看待农村的万事万物，如短篇小说《梨花屯客栈一夜》《乡场上》《赶场即事》《遥远的走马坪》等，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草青青》《蒿里行》等，以及长篇小说《某城纪事》都是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事方式来呈现人物之间关系的疏远，展现出“文雅和安逸在当时简直无人知晓”的时代，一代人的生存现状可见一斑。

在《种包谷的老人》中，作者同样写到对亲情“死亡”的规避：刘三老汉在生命的最后给远嫁多年的女儿准备好当年欠下的嫁妆。这是老汉的心中遗憾，也是老汉生命中唯一属于亲情的温暖。

何士光的作品，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在其叙述过程中都带有一种“感人至深的温暖和悲悯之情” ，在这种温情和悲悯情怀的背后，作家植入了他的个人思考。纵观何士光的小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几乎是琐碎日常的描述—或者是吵架，或者是赶车，或者是回娘家之类的平凡小事，但是对这种琐碎的日常的书写中却含着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青年人的所见所闻和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普世情感。何士光受到鲁迅和俄国文学的影响，擅长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环境。每一派的作家群体都拥有自己的写作主张，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无论是大胆暴露、幽默讽刺还是隐晦含蓄。何士光的这种对生活中各种“死亡”的规避的写作方式，直接影响到他后期的创作。

受过音乐的熏陶和训练的作家，在创作文学时往往以音乐带来的灵感辅助，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或浅或深沾染上音乐的因子。本科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的何士光，曾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贵阳一中，在贵阳一中的日子固然艰辛，但是却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拉二胡、弹琵琶等音乐练习，使他在中学毕业时水平已经到达能够在电台独奏的程度。同样，也正是在贵阳一中何士光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在中学时对音乐的热爱影响了何士光的一生，对其创作也产生了影响。何士光自己曾说，他最热爱的曲子是中国著名音乐家聂耳所作的《翠湖春晓》。而在其小说创作中，可见他曾经学习琵琶弹奏的古典音乐《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等曲子的基调相当明显。《种包谷的老人》中，一开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奠定小说的基调—幽美、宁静、和谐，同时却传递出一种淡淡的忧伤。这与作者善于二胡、琵琶有着本质联系。

重重青山“默不作语”“太遥远”，也“太寂静”，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人情人性至善至美是作家笔下落溪坪的基本概貌，落溪坪通过一条隐约的山路与外界相沟通，这种环境的呈现，就如沈从文《边城》中的茶峒，与世隔绝;如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富有古典诗意的乡村;如汪曾祺《受戒》中和谐的赵庄。落溪坪在时代的大变革中，仍旧保持着诗性，不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它是现代文明席卷下独存的“桃花源”，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这里的人们过着“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怡然自乐”的生活。何士光的小说中这样的环境描写具有典型的中国古典音乐当中的古朴美，是音乐化了的世界，它不单纯是诗意化的，古典音乐成为一种背景隐现在其小说中，在这种背景下隐含着一种悲凉之感，并使这种悲凉成为小说的基调音。

幽美寂静的环境和淳朴善良的人性之间相互造就。作者对刘三老汉悲凉的生命状态给予人文关怀，让老人在苦痛的经历中享受最后一丝温暖人心的光，这光就是来自作者笔下落溪坪人们骨子里的真、善、美。落溪坪的淳朴、真、善、美与之前蹇先艾的贵州农村的闭塞相异，作者规避了封建社会残留下的落后又残酷的习俗和人性的残暴，与其他乡土小说相比，不难发现何士光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温暖叙写的突出，这是时代使然，是中国社会不断解放、不断突破、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使然。与同时代的小说风格相比，何士光温情叙事的风格凸显，没有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中充满对人性回归的呼唤。何士光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在安详宁静的叙事中反映人性的真、善、美。

何士光的小说“和音乐一样具有结构的和谐、旋律的流畅”，在《种包谷的老人》中，一开头的“重重青山默不作语”与结尾的“成年累月静静的石板”的书写使得小说在结构上和谐平缓，首尾呼应。小说在情节结构上的安排避开波澜起伏、激烈的矛盾冲突，一直坚持着平缓祥和的温馨叙事风格，讲述着刘三老汉在失去妻子儿女后，独自一人在落溪坪的生活。这种叙事风格跟小说中老人的性格格外相似，老人在外貌上“似乎总是一个模样，仿佛他不曾年轻过，也不能变得更老”，在神态上“不曾见过他分外高兴或者忧伤”，他情感上的忧伤或者欢乐都总是默不作声，不外露。这种平静如水的生命和小说在整体上的叙事风格合二为一，成就了文字与音乐之间的通感，在平静的背后流露出淡淡的忧愁，共同构成了何士光小说的温情叙事风格。无论是书写生死，还是书写人情世故，何士光一直保持自己的风格。

何士光的成就源于他自小就喜欢阅读的习惯，其在小学和初中时期就已经阅读完所有的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和演义小说，随后又受到鲁迅和俄国文学的影响。《种包谷的老人》与俄国作家蒲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的叙事风格有相似之处，都讲述了远离政治、都市等的生活。两部小说都成就了一幅风景小品画：人性的淳朴善良和大自然的独特美景在小说中得以展现。在何士光的小说中对自然景物的书写是他传达情感的重要手法，无论是喜悦之感还是惆怅之情，都是在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象中呈现。在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中，把“道”看成世界万物的本质。在作者后期的写作中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在这种看似淡泊宁静的叙事中，潜藏着作者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看法，从他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经历和语言文字之间呈现的张力，内心是不满于现状，但是通过与语言文字表现的却是一种出奇的宁静安详。

纵观何士光的作品，营造柔和安宁的氛围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种包谷的老人》规避了刘三老汉自然生命的消逝，如果把老人生命存在的世间比作一天中白昼的部分，那么他的一生可谓是“白日苦短行”。这种宁静安详的，带有悲凉基调的叙事，毫无疑问受到作者从小学习音乐的影响，以此规避一切关于人生不幸的存在。这种规避的背后，实际上正是体现米兰·昆德拉所言用小说揭示被人们遗忘的存在。何士光在规避的背后揭示出自然生命终结的现实。生命的死亡是客观规律，是人本身无法抗拒、不可改变的，然而人物之间关系的“死亡”消逝则是更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作者对以上二者死亡消逝的规避，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对精神生命的拯救，是一种精神上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