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业与爱情，我在疫情的世界中奔波

2020年1月起，我辗转无锡、上海、香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悉尼，加拿大温哥华以及美国的多个城市，在疫情中见证了各个国家的防疫和百姓生活，感慨万千。

2020年1月底，美国首先切断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航班，随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20年2月1日澳大利亚宣布，凡是14天内到访过中国大陆的旅客，只有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能够入境。这意味着，所有中国大陆留学生和旅澳工作者，均需要在第3国隔离14天以上才能合法入境澳大利亚，否则将被取消签证立刻遣返。我当时在澳大利亚留学。为了继续学业，我需要回到澳大利亚。

我的未婚妻刚刚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于是我买了一张上海经由香港飞往温哥华的机票，踏上了第3国中转返回澳大利亚之路。

在加拿大隔离14天，赴美转机

在美国、澳大利亚纷纷限制出入境时，加拿大官方则认为不应当高估新冠病毒的杀伤力，总理特鲁多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边控措施，还前往多伦多唐人街与华人朋友们一起过了个好年。

2020年2月16日，我从老家无锡出发，来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办理登机。除了花桥收费站前稍有拥堵，来时的高速公路上异常空旷，一改京沪高速沪宁段往日的繁忙。进入机场大厅，大屏幕上满是红色的航班取消信息，值机柜台十分萧条，只有寥寥数位工作人员和正在办理值机的旅客，其中不乏临时回国探亲的老华侨。

我的飞机按时起飞，落地香港国际机场时夜幕已然降临。令我意外的是，香港机场繁华依旧，候机厅人头攒动，多数店铺仍然对外营业，就连吸烟室都挤满了人。

1个小时后，前往温哥华的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空姐反复确认我的签证状态，随后询问我是不是从内地来的，她还通知了同事，希望将我安排在最后一排，与其他乘客隔离开。

我乘坐的从香港直飞温哥华的航班，机舱里空空如也，经济舱的乘客可以每人选一排躺下。整个12小时的航程里，没人敢摘下口罩，不少乘客还面戴护具、穿着防护服。落地温哥华后，我向海关阐明来意，被顺利放行入关，开始了为期2周的第3国隔离之旅。

实际上，加拿大是西方国家中最后采取边控措施的国家。在此之前，整个国家照常运转，赌场和餐厅人头攒动。

3月6日，我已经在加拿大连续居住满14天，这也意味着我已离开中国大陆超过14天，此时我已可以合法入境美国和澳大利亚。

当天晚上，我租了一辆车，从未婚妻住处出发，准备驾车开往美国西雅图，再搭乘航班中转夏威夷，最终到达目的地悉尼。

在道路畅通的情况下，经陆路从温哥华到西雅图的总程不会超过3个小时，然而我却整整花了5个小时才在西雅图酒店住下。出发不久，我就按照导航开上了边境公路，在车里排队等候通过美国海关。正在执勤的海关工作人员是一名亚裔男子，看样子很像退伍士兵。他反复检查着我的护照，用粗糙的英语质问我为什么来美国。

我向他解释了一遍又一遍澳大利亚的政策，但他抛出疑问：为什么你要选择在加拿大隔离，再从美国飞回澳大利亚，而不是去菲律宾隔离？我又解释道：因为我的未婚妻恰好居住在加拿大，而且我没有菲律宾签证，没办法前往菲律宾。

虽然被问得有些郁闷，但最终我成功通关，在西雅图酒店住下。我发现西雅图和温哥华差不多，人们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夜晚商业区人不少，大家该吃吃该喝喝，仿佛疫情没有出现过一样，如果不是穿越加美边境，也感受不到太多疫情带来的不便。

严控下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西方世界中唯一实现过“清零”的国家 ，当我在3月初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澳境内暴发了一轮严重的疫情，并开展了史上最严格的“封国”措施。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切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航班，入境显得愈发困难。另一方面，政府宣布，永久居民倘若选择离开澳大利亚，则会失去绿卡。

为了安抚民众情绪，几乎在同一时间，联邦政府拨发了大额财政补助，凡是因疫情失业或收入受到严重影响的国民，均可以申请到每周750澳元的直接补贴，从申请到下款通常只需要耗费几个小时。

澳大利亚的州际公路上有警队重兵把守，跨市跨州的人口流动被完全禁止。就这样，澳大利亚成了一座疫情中的孤岛。

整个3月，澳大利亚境内都传递着一种极度悲观的情绪。网上有惊悚言论不断传来，有人认为，下个月的澳大利亚将会是疫情初期意大利的模样，病毒遍地开花，每日感染人数超过5万。还有不少居民疯狂抢购生活必需品，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平日里繁忙的商业街人迹罕至。

事实上，到了3月，全世界已深刻领教过病毒的杀伤力，然而口罩和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仍处于紧俏状态。我深知口罩稀缺，当时我从国内带了10只口罩，其中1只被我从上海一路用到了澳大利亚，途径中国香港、加拿大和美国。

由于做饭技能欠佳，我从大型仓储超市一次性购买了30公斤大米和几十块牛排，放置在冰箱里，足够1个月的食品需求。实在想换换口味的话，就去社区里的越南河粉店，打包一份牛肉粉和油炸鹌鹑，回到家独自面朝墙壁大快朵颐。长此以往，不免给我的潜意识里留下了一道印记——吃饭是一件极其隐私的事情，以至于解封后，我来到饭店正常就餐，仍然会感到一些不习惯。

不久后，澳大利亚国内的海外输入病例又有新增，悉尼和堪培拉重新进入封城状态，餐饮店开始在门口摆上一张长桌，把外带的客人和外卖员隔离在店外，所有打包好的饭菜都会放置在长桌上。

疫情对华人烟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华人习惯抽中国产烤烟，而澳大利亚市面上很难找到，中国产香烟基本来自旅客夹带或走私。2020年3月后航路切断、物流渠道收紧，导致市面上千金难求一包中国产香烟。在悉尼的Zetland区，一包国内卖23元的“芙蓉王”，竟炒到了65澳元的天价，折合人民币高达325元。

疫情前，悉尼市场上走私来的苏烟通常是20澳元一包，直到我离开澳大利亚的那一刻，航路和物流通道依然没有恢复原来的运力，苏烟的价格在每包35—40澳元之间浮动。

许多烟民选择铤而走险，他们偷偷在国际包裹里夹带了香烟，企图利用铁盒和密封袋来逃脱海关抽查。一次两次没有问题，次数一旦多了，难免被海关盯上，邮寄地址彻底被拉入黑名单，每逢有海外包裹寄来，必被开箱。

我是个烟民，回澳大利亚的时候带了4条烟报税入境。封城期间，我终日窝在家上网课，很少外出，烟草成了缓解孤独的忘忧草，不到1个月就抽得差不多了。当我发现烟快要抽完的那一刻，我突然变得坐立难安。经过四处询问好友，查阅华人论坛，终于找到了几个悉尼的烟贩。

晚上10点，我拨通烟贩的电话。对方告诉我，他那里还有9条“利群”烟，每条报价220澳元，如果我想要的话，尽量在今晚交易，他不能保证可以留到明天。于是，我立刻从堪培拉出发，在午夜驱车300公里赶往悉尼，凌晨1点我才达到烟贩所在的Campsie区。

由于私下贩卖香烟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烟贩都不敢暴露自己的住处和行踪，只是让我在火车站旁的停车场等待。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女人从暗处走了过来，她从黑色塑料袋里拿出香烟，让我试抽一根，验明真伪后才付钱。我拆开一包“利群”，深吸一口，缓缓吐了烟气，满意地付了钱。我开到堪培拉的时候，天蒙蒙亮，路上我吞云吐雾好不惬意。后来，我有很多次连夜奔赴悉尼买烟的经历，买到过假烟，也买到过45澳元一包的高价烟。

除了抽烟解闷儿，所幸堪培拉100公里外有国家公园，平时去游玩的人很少。在屋里闷久了，时不时渴望出门透透气，又不敢去人群密集处，国家公园便成了我散心的绝佳地点。

有一回，我和一位朋友在国家公园里散步，我们都感慨已经很久没去悉尼享用美食了。那天，我们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国家公园恰好位于悉尼和堪培拉的中间，干脆一路开去悉尼。

路上人烟稀少，到了超市发现货物还算齐全，但整个超市同样空荡荡，好像美剧《行尸走肉》里的场景。我们买些可口的饭菜带回去吃了一整个星期，虽然没机会跟陌生人交流，但能够冒险跑到悉尼采购、开车兜风，也是疫情下难得的乐事。

2020年圣诞节前后，悉尼再次进入封城状态，彼时我恰好在悉尼游玩。虽然海外输入病例引发的社区感染不算严重，1周之内只有100多人感染，但悉尼市政府仍然重新启动了口罩令。那天，我在Eastwood区购买海鲜，当我站在街尾回头望去，震撼地发现，即便没有警察巡视罚款，整条街的人无一例外都戴着口罩。澳大利亚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和配合，令我感佩不已。

澳大利亚令我更感动的地方在于社会互助意识，“伙计文化”（mateship）是澳大利亚精神的核心。在澳大利亚，人人都是伙计（mate），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照看。2020年，我住在堪培拉郊区的小镇上，那里有一座大型高层公寓。在疫情流行之初，公寓里有一名老人被感染了，电梯里贴出公示提醒了风险。即便如此，公寓楼里并没有发生恐慌，许多同层的邻居不畏风险，上门询问病患是否需要帮助，并热心提供了生活物资。

2020年下半年，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暴发了一轮由海外输入病例导致的社区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