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婚恋诗中女性形象变化研究

作者: 王语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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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于《诗集传·序》中言:“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国风》诗多为民间歌谣,与庙堂乐歌有较大差别,因此诗中体现的感情也更为淳朴自然。《国风》中有婚恋诗一百六十首,写男女的爱情与婚恋,虽然地方风俗和题旨有所差异,但婚恋诗当中的女性形象存在共性。

本文将婚恋诗划分为恋爱诗、婚姻诗两个部分,探讨两部分女性形象的相似性,并从中探究女性形象随恋爱过程逐渐变化的原因。

一、恋爱诗中的女性

恋爱是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国风》亦是如此。在众多恋爱诗中,可以按照视角细分成男追女、女追男两类,其形象差异值得探讨。

(一)男性视角中的神话印象

在男性追求女性视角下,女性大多被笼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形象带有朦胧和不确定性。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中追求的女性,并未主动露面,而是只说与其被河水相隔,不得见面,只为人留下了美好的想象,追求者只能在“道阻且长”的路途中不断追寻这个缥缈的印象。与之类似的还有《周南·汉广》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男子对汉水之上的女子一见倾心,却可望不可得,只能用之后“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幻想女子答应自己立即准备婚事,聊以安慰,但想象与现实的对比令他更加痛苦。“游女”一词,一说指出游的女子,另一说指汉神。女子如神明不可接近、不可求取,足可见恋爱诗中描绘的女性不可捉摸的神秘形象。女性同神明的形象重合,这在《国风》的婚恋诗中也相当常见,如《陈风·宛丘》中的“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男子恋慕上以舞降神的巫女,却心知这份恋情只能沉淀在心中,不能得到结果。他不敢将恋情表达出来的原因,一是由于两人身份差异,二也是因为巫女舞蹈时“无冬无夏,值其鹭羽”的姿态,实际上与她祝祷的神明重叠起来,令人生出不可亵渎的心理。

而当两人终于达成恋爱关系时,女性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角色。《邶风·静女》中,男女相恋幽会时,女孩儿故意躲藏,让男子搔首踟蹰地寻找等候。与男子所说的“静女”不同,女孩儿显然更为活泼主动,不仅捉弄自己的恋人,还主动将彤管相赠,让恋人边回味两人相爱往事边静心等候。又如《陈风·东门之枌》一诗中,女孩儿于树下婆娑起舞,吸引往来少年目光。朱熹评:“此男女聚会歌舞,而赋其事以相乐也。”女孩儿借庆典聚会主动展现自己曼妙的姿态,万众瞩目时,将椒花赠给自己心仪的男孩儿。男性在恋爱中必须等待女性的首肯与响应,两人地位之间的差距也使女性显得神秘且不可捉摸。比起平等的恋爱关系,这更像带有宗教色彩的信徒等待神明给予恩赐。

无论是懵懂恋慕还是开始追求,男性视角中的女性都是略带神话色彩的形象,这或许是因为两者之间在爱情关系上的差距逐渐形成的。

(二)恋爱中的主动角色

与后世文学作品中女性多是被动承受、等待男性欣赏的角色不同,《诗经》中的女性面对恋爱时更为主动自如,这在以女子视角所写的恋爱诗中尤为明显。

《邶风·简兮》中,女子观看舞狮表演时被舞者吸引,大胆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意。“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寥寥几句,便将舞者矫健有力的舞姿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心生倾慕。于是,女子不由自主地说出:“云谁之思?西方美人。”道出了自己对舞者的思慕与情意。这份大胆在男性视角的恋爱诗中也相当罕见,足见女子与男性不同的真挚、热情。《唐风·绸缪》中也有相似的场景,新婚夫妇共度良宵时,女子笑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盛赞自己的丈夫为“良人”,夫妻间逗趣调侃的情境跃然纸上。

在面临感情上的变故时,女性既有哀愁抑郁的心情,也有洒脱自如的心态。《郑风·狡童》中,女性因失恋而“不能餐”“不能息”,这看似是埋怨恋人不理睬自己,以至于废寝忘食,实际上也是表达对恋人难以割舍的爱意。而《郑风·褰裳》中的女性,却能用戏谑的口吻嘲笑情人变心。她一边说情人移情别恋,一边又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这种爽朗且豪迈的心态,是建立在对自己占据绝对主动地位的自信上。《召南·行露》中的女性更为坚强可敬,面对已婚男子以官司要挟逼她成婚时,她大声喊出“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在后世有相似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女子拒婚多为守贞持节,《召南·行露》的女性单因对方已有家室便坚定拒绝,这种反抗不平等婚姻关系的精神,是女子总体弱势的古代社会中较罕见的。

当然,女性也并非一直是主导,也有因种种原因爱而不得的情况。《郑风·将仲子》里女子拒绝情人求婚,并非出自自己本愿,而是由于父母、兄弟、旁人的言论“亦可畏也”。这个拒绝与男性求爱不成的境况相似,都是受到现实因素的阻挠。在恋爱无法完全自由的社会背景下,许多恋情因此无疾而终。

在这些女性视角的恋爱诗中,女性的行为更加主动,面对爱情也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与后续结婚嫁人的她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婚姻诗中的女性

与恋爱诗相比,婚姻诗中的女性形象则急转直下。《周南·桃夭》写女子出嫁时言:“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是否自愿,女性只有嫁与他人才算得到归宿,这也使男女的婚姻意义出现了差异。对男性而言,婚姻或许只是锦上添花,女性却必须面临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风》的婚姻诗中最典型的女性形象为思妇和怨妇。

(一)眺望远方的思妇形象

思妇诗是中国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战乱频生的历史背景下,“思念征人”则成为《国风》的重要内容。已嫁作人妇的女性们与丈夫分离,在生命中唯一的依靠离去后,这些女性不得不终日眺望远方等候丈夫归来。

《周南·卷耳》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女子思远图。开头女子正在采摘卷耳,可劳作半天都“不盈顷筐”,可见心思并不在此,而在自己远行的丈夫身上。而后女子将筐子弃置路旁,想象丈夫路途中的情境,认为他必然遇到诸多困难险阻,登高望远,借酒消愁,并思念起了家乡亲人。可惜这终归是她一人的想象,丈夫是否真的会思家?我们不得而知。《召南·殷其雷》与《召南·草虫》也同样表达了妇人思念丈夫的心情。“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喓喓草虫,趯趯阜螽。”两首诗都用了借物起兴的手法,从外界的雷声、虫鸣联想到妇人远行在外的丈夫。这种联想皆是因妇人思念之情无处排遣,烦闷、忧愁无以诉说,只得托于外物。

在思妇形象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卫风·伯兮》中的妇人。开头几句,她先夸耀丈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地位崇高,表达了对丈夫炽烈的感情。然而,这种情感在与丈夫分别后立即化为思念,她先因丈夫离去无法静心打扮自己,以至于“首如飞蓬”,而后又在日出时盼雨、在北堂种忘忧草,为情所苦,日益憔悴,俨然已因思念丈夫患上心疾。这首诗对后世思妇诗影响深远,此后闺怨诗大多用无心妆容以表达妇女相思之苦,如温庭筠的《菩萨蛮》中写道:“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女为悦己者容,丈夫既远行在外,女子不多做打扮是挂念丈夫无心于此,也是对感情忠贞的体现。

而当夫妻终于重聚,女子们的欣喜之情总会溢于言表。《郑风·风雨》就描绘了夫妻团圆的场景。屋外风雨如晦,屋内两人团聚,此刻任何事物都无法扰乱她的喜悦。“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简单一句话,概括了无数女子与丈夫阔别已久重聚后的心情。“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陇西行》四首)能在战乱后等到丈夫归来,对于从属于家庭的妇女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

(二)深陷怨恨的弃妇形象

古代社会女性成婚之后,生活重心全部转移到家庭内部,在面临婚姻变化时要受到比男子更为沉重的打击,由此诞生了一系列表达妇女被抛弃后怨恨的诗作。

《国风》当中,《卫风·氓》一诗是弃妇诗中的经典。诗篇以妇女回忆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同丈夫相恋、成婚、多年后遭弃的过程。两人相恋时假借“贸丝”来提亲,成婚时共同占卜未来,可女子为家庭夙兴夜寐操劳多年后,最终落得个“及尔偕老,老使我怨”的悲哀下场。男子“二三其德”未受到任何非议,女子被丈夫驱逐出家却要受到旁人的讥笑,足见男女婚姻中的不平等地位。所幸这位妇女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说“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毅然与负心丈夫决裂。

和《卫风·氓》的详细叙述有所差别,《邶风·终风》同样是以弃妇视角所作,但更偏重对弃妇的心理挖掘。当面对丈夫“终风且暴”的性情时,她却安慰自己只要“顾我则笑”“惠然肯来”;当她因被丈夫抛弃独自一人时,她仍盼望着丈夫就在身边,“寤言不寐,愿言则嚏”,远不如《卫风·氓》中女子的洒脱。

三、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

从恋爱诗到婚姻诗,不难看出女性形象经历了巨大的下滑,从高不可攀的神话到家庭、丈夫的附属品,究其原因,应是其角色意义出现了变化。

在恋爱关系中,女性作为男性爱情投射的对象,必须保持吸引男性的特征,所以《国风》恋爱诗中的女性,才会成为男性无数美好想象的集合体。而《礼记·昏义》中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礼”内化于人心,也使男女的交往必须保持克制,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便逐渐有了诗意、朦胧的神话色彩。然而,在先秦时代,礼教的作用尚未完全束缚于人,女性仍然享有一定的婚恋自主权,这使她们在恋爱关系中更为奔放、大胆。

但是,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由于生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等原因,女性就必须从属家庭,成为其丈夫的附属品。《礼记·内则》言:“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这一点在《诗经》中涉及农桑劳作的家庭诗中可以察觉。除却上文所提的思妇、怨妇诗外,《国风》中已婚的女子往往与其家庭同时出现,督促家人参与劳作,且大多只是担任荷箪携壶的“饷田”一职,而非亲自进入农田从事稼穑。在《豳风·东山》这一首以归家征人视角写就的诗中,征人思及自己离家出征,仅留妻子在家后,定会“伊威在室,蠨蛸在户”,家园农田荒凉破败。足可见男子在农业劳动中的重要性,是女性无法替代的。

在《诗经》中的众多家庭诗里,可以察觉社会要求女性婚恋后自愿囿于家室,不要为其他事情分心。与《国风》诗相似,《小雅·斯干》一诗直白地提出了这一要求:“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男孩儿的培养方向是希望他成为合格的君王,女孩儿就不要议论家里的是非,安心操持酒食之事。地位崇高、衣食无忧的王室子弟尚且如此,在必须亲自参与农业劳动的农家,这种关系不对等只会进一步加剧。

正因在家庭体力劳动中地位低下,面对感情变化时,女性没有足够力量改变现实处境,只有或悲伤抑郁,或恼怒愤恨,却无法做到真正的抗争。也因为婚姻关系的两人不必像恋爱时保持距离,神秘感消逝,女性在男性视角中的形象便逐渐走下神坛,沦为庸俗妇人中的寻常一员。

《国风》中的女性从保持独立的个体,经历婚姻后成为家庭的附属,其形象也不再如初陷爱情时灵动自如,变成依附丈夫的妇人,是一个逐渐下滑的过程。在求爱期间,女性如同神女般若即若离的形象令男子充满遐想与向往;而追求成功后,女性的神秘面纱被追求的男子亲手揭下,男子却无法保持恋爱时的新鲜感。历经长久的家庭生活磋磨,女子被迫安于家室,最终沦为“思妇”甚至“弃妇”,唱响了数千年来仍在回荡的感情悲歌。

在《诗经》之后,女性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基本固定,此后的文学形象大多无法脱离这些固有印象,甚至无法像《诗经》中的女子一样自由选择配偶,只能被动地等待男性选择、挑剔,丧失了自己的恋爱自主权,彻底成为男权社会文学中的感情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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