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婚恋诗中女性形象变化研究

朱熹于《诗集传·序》中言：“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国风》诗多为民间歌谣，与庙堂乐歌有较大差别，因此诗中体现的感情也更为淳朴自然。《国风》中有婚恋诗一百六十首，写男女的爱情与婚恋，虽然地方风俗和题旨有所差异，但婚恋诗当中的女性形象存在共性。

本文将婚恋诗划分为恋爱诗、婚姻诗两个部分，探讨两部分女性形象的相似性，并从中探究女性形象随恋爱过程逐渐变化的原因。

一、恋爱诗中的女性

恋爱是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国风》亦是如此。在众多恋爱诗中，可以按照视角细分成男追女、女追男两类，其形象差异值得探讨。

（一）男性视角中的神话印象

在男性追求女性视角下，女性大多被笼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形象带有朦胧和不确定性。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中追求的女性，并未主动露面，而是只说与其被河水相隔，不得见面，只为人留下了美好的想象，追求者只能在“道阻且长”的路途中不断追寻这个缥缈的印象。与之类似的还有《周南·汉广》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男子对汉水之上的女子一见倾心，却可望不可得，只能用之后“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幻想女子答应自己立即准备婚事，聊以安慰，但想象与现实的对比令他更加痛苦。“游女”一词，一说指出游的女子，另一说指汉神。女子如神明不可接近、不可求取，足可见恋爱诗中描绘的女性不可捉摸的神秘形象。女性同神明的形象重合，这在《国风》的婚恋诗中也相当常见，如《陈风·宛丘》中的“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男子恋慕上以舞降神的巫女，却心知这份恋情只能沉淀在心中，不能得到结果。他不敢将恋情表达出来的原因，一是由于两人身份差异，二也是因为巫女舞蹈时“无冬无夏，值其鹭羽”的姿态，实际上与她祝祷的神明重叠起来，令人生出不可亵渎的心理。

而当两人终于达成恋爱关系时，女性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角色。《邶风·静女》中，男女相恋幽会时，女孩儿故意躲藏，让男子搔首踟蹰地寻找等候。与男子所说的“静女”不同，女孩儿显然更为活泼主动，不仅捉弄自己的恋人，还主动将彤管相赠，让恋人边回味两人相爱往事边静心等候。又如《陈风·东门之枌》一诗中，女孩儿于树下婆娑起舞，吸引往来少年目光。朱熹评：“此男女聚会歌舞，而赋其事以相乐也。”女孩儿借庆典聚会主动展现自己曼妙的姿态，万众瞩目时，将椒花赠给自己心仪的男孩儿。男性在恋爱中必须等待女性的首肯与响应，两人地位之间的差距也使女性显得神秘且不可捉摸。比起平等的恋爱关系，这更像带有宗教色彩的信徒等待神明给予恩赐。

无论是懵懂恋慕还是开始追求，男性视角中的女性都是略带神话色彩的形象，这或许是因为两者之间在爱情关系上的差距逐渐形成的。

（二）恋爱中的主动角色

与后世文学作品中女性多是被动承受、等待男性欣赏的角色不同，《诗经》中的女性面对恋爱时更为主动自如，这在以女子视角所写的恋爱诗中尤为明显。

《邶风·简兮》中，女子观看舞狮表演时被舞者吸引，大胆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意。“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寥寥几句，便将舞者矫健有力的舞姿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心生倾慕。于是，女子不由自主地说出：“云谁之思？西方美人。”道出了自己对舞者的思慕与情意。这份大胆在男性视角的恋爱诗中也相当罕见，足见女子与男性不同的真挚、热情。《唐风·绸缪》中也有相似的场景，新婚夫妇共度良宵时，女子笑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盛赞自己的丈夫为“良人”，夫妻间逗趣调侃的情境跃然纸上。

在面临感情上的变故时，女性既有哀愁抑郁的心情，也有洒脱自如的心态。《郑风·狡童》中，女性因失恋而“不能餐”“不能息”，这看似是埋怨恋人不理睬自己，以至于废寝忘食，实际上也是表达对恋人难以割舍的爱意。而《郑风·褰裳》中的女性，却能用戏谑的口吻嘲笑情人变心。她一边说情人移情别恋，一边又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这种爽朗且豪迈的心态，是建立在对自己占据绝对主动地位的自信上。《召南·行露》中的女性更为坚强可敬，面对已婚男子以官司要挟逼她成婚时，她大声喊出“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在后世有相似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女子拒婚多为守贞持节，《召南·行露》的女性单因对方已有家室便坚定拒绝，这种反抗不平等婚姻关系的精神，是女子总体弱势的古代社会中较罕见的。

当然，女性也并非一直是主导，也有因种种原因爱而不得的情况。《郑风·将仲子》里女子拒绝情人求婚，并非出自自己本愿，而是由于父母、兄弟、旁人的言论“亦可畏也”。这个拒绝与男性求爱不成的境况相似，都是受到现实因素的阻挠。在恋爱无法完全自由的社会背景下，许多恋情因此无疾而终。

在这些女性视角的恋爱诗中，女性的行为更加主动，面对爱情也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与后续结婚嫁人的她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婚姻诗中的女性

与恋爱诗相比，婚姻诗中的女性形象则急转直下。《周南·桃夭》写女子出嫁时言：“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是否自愿，女性只有嫁与他人才算得到归宿，这也使男女的婚姻意义出现了差异。对男性而言，婚姻或许只是锦上添花，女性却必须面临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风》的婚姻诗中最典型的女性形象为思妇和怨妇。

（一）眺望远方的思妇形象

思妇诗是中国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战乱频生的历史背景下，“思念征人”则成为《国风》的重要内容。已嫁作人妇的女性们与丈夫分离，在生命中唯一的依靠离去后，这些女性不得不终日眺望远方等候丈夫归来。

《周南·卷耳》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女子思远图。开头女子正在采摘卷耳，可劳作半天都“不盈顷筐”，可见心思并不在此，而在自己远行的丈夫身上。而后女子将筐子弃置路旁，想象丈夫路途中的情境，认为他必然遇到诸多困难险阻，登高望远，借酒消愁，并思念起了家乡亲人。可惜这终归是她一人的想象，丈夫是否真的会思家？我们不得而知。《召南·殷其雷》与《召南·草虫》也同样表达了妇人思念丈夫的心情。“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喓喓草虫，趯趯阜螽。”两首诗都用了借物起兴的手法，从外界的雷声、虫鸣联想到妇人远行在外的丈夫。这种联想皆是因妇人思念之情无处排遣，烦闷、忧愁无以诉说，只得托于外物。

在思妇形象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卫风·伯兮》中的妇人。开头几句，她先夸耀丈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地位崇高，表达了对丈夫炽烈的感情。然而，这种情感在与丈夫分别后立即化为思念，她先因丈夫离去无法静心打扮自己，以至于“首如飞蓬”，而后又在日出时盼雨、在北堂种忘忧草，为情所苦，日益憔悴，俨然已因思念丈夫患上心疾。这首诗对后世思妇诗影响深远，此后闺怨诗大多用无心妆容以表达妇女相思之苦，如温庭筠的《菩萨蛮》中写道：“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女为悦己者容，丈夫既远行在外，女子不多做打扮是挂念丈夫无心于此，也是对感情忠贞的体现。

而当夫妻终于重聚，女子们的欣喜之情总会溢于言表。《郑风·风雨》就描绘了夫妻团圆的场景。屋外风雨如晦，屋内两人团聚，此刻任何事物都无法扰乱她的喜悦。“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简单一句话，概括了无数女子与丈夫阔别已久重聚后的心情。“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陇西行》四首）能在战乱后等到丈夫归来，对于从属于家庭的妇女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

（二）深陷怨恨的弃妇形象

古代社会女性成婚之后，生活重心全部转移到家庭内部，在面临婚姻变化时要受到比男子更为沉重的打击，由此诞生了一系列表达妇女被抛弃后怨恨的诗作。

《国风》当中，《卫风·氓》一诗是弃妇诗中的经典。诗篇以妇女回忆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同丈夫相恋、成婚、多年后遭弃的过程。两人相恋时假借“贸丝”来提亲，成婚时共同占卜未来，可女子为家庭夙兴夜寐操劳多年后，最终落得个“及尔偕老，老使我怨”的悲哀下场。男子“二三其德”未受到任何非议，女子被丈夫驱逐出家却要受到旁人的讥笑，足见男女婚姻中的不平等地位。所幸这位妇女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说“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毅然与负心丈夫决裂。

和《卫风·氓》的详细叙述有所差别，《邶风·终风》同样是以弃妇视角所作，但更偏重对弃妇的心理挖掘。当面对丈夫“终风且暴”的性情时，她却安慰自己只要“顾我则笑”“惠然肯来”;当她因被丈夫抛弃独自一人时，她仍盼望着丈夫就在身边，“寤言不寐，愿言则嚏”，远不如《卫风·氓》中女子的洒脱。

三、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

从恋爱诗到婚姻诗，不难看出女性形象经历了巨大的下滑，从高不可攀的神话到家庭、丈夫的附属品，究其原因，应是其角色意义出现了变化。

在恋爱关系中，女性作为男性爱情投射的对象，必须保持吸引男性的特征，所以《国风》恋爱诗中的女性，才会成为男性无数美好想象的集合体。而《礼记·昏义》中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礼”内化于人心，也使男女的交往必须保持克制，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便逐渐有了诗意、朦胧的神话色彩。然而，在先秦时代，礼教的作用尚未完全束缚于人，女性仍然享有一定的婚恋自主权，这使她们在恋爱关系中更为奔放、大胆。

但是，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由于生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等原因，女性就必须从属家庭，成为其丈夫的附属品。《礼记·内则》言：“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这一点在《诗经》中涉及农桑劳作的家庭诗中可以察觉。除却上文所提的思妇、怨妇诗外，《国风》中已婚的女子往往与其家庭同时出现，督促家人参与劳作，且大多只是担任荷箪携壶的“饷田”一职，而非亲自进入农田从事稼穑。在《豳风·东山》这一首以归家征人视角写就的诗中，征人思及自己离家出征，仅留妻子在家后，定会“伊威在室，蠨蛸在户”，家园农田荒凉破败。足可见男子在农业劳动中的重要性，是女性无法替代的。

在《诗经》中的众多家庭诗里，可以察觉社会要求女性婚恋后自愿囿于家室，不要为其他事情分心。与《国风》诗相似，《小雅·斯干》一诗直白地提出了这一要求：“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男孩儿的培养方向是希望他成为合格的君王，女孩儿就不要议论家里的是非，安心操持酒食之事。地位崇高、衣食无忧的王室子弟尚且如此，在必须亲自参与农业劳动的农家，这种关系不对等只会进一步加剧。

正因在家庭体力劳动中地位低下，面对感情变化时，女性没有足够力量改变现实处境，只有或悲伤抑郁，或恼怒愤恨，却无法做到真正的抗争。也因为婚姻关系的两人不必像恋爱时保持距离，神秘感消逝，女性在男性视角中的形象便逐渐走下神坛，沦为庸俗妇人中的寻常一员。

《国风》中的女性从保持独立的个体，经历婚姻后成为家庭的附属，其形象也不再如初陷爱情时灵动自如，变成依附丈夫的妇人，是一个逐渐下滑的过程。在求爱期间，女性如同神女般若即若离的形象令男子充满遐想与向往;而追求成功后，女性的神秘面纱被追求的男子亲手揭下，男子却无法保持恋爱时的新鲜感。历经长久的家庭生活磋磨，女子被迫安于家室，最终沦为“思妇”甚至“弃妇”，唱响了数千年来仍在回荡的感情悲歌。

在《诗经》之后，女性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基本固定，此后的文学形象大多无法脱离这些固有印象，甚至无法像《诗经》中的女子一样自由选择配偶，只能被动地等待男性选择、挑剔，丧失了自己的恋爱自主权，彻底成为男权社会文学中的感情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