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文艺思想管窥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同时又兼收各家，其思想整体显现出一种独特的综合性。荀子关于文艺的见解，除《乐论》一篇为专论之外，其他均散见于《荀子》各篇之中，往往是和其政治、哲学、美学等思想结合在一起的，需梳理剔抉才可得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荀子的文论具有开创性和系统性，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均有所涉及，关于文艺本质、文学创作、文艺功用和文艺审美的论述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并奠定了封建时代的传统文艺观。

一、文艺本质论

荀子在继承儒家“诗言志”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加入了新的成分—“情”。可以说，荀子认为文艺源于“情”，有着“情本位”的文艺发生论。在《乐论》中，荀子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文艺源于人情”这一观点。“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探寻乐的形成，认为乐是“人情之所不免”，源于人情，发自内心，强调了文艺的情感特征。《性恶》篇中也谈及了人的自然本性对“情”的需要，“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言文艺源于人类本能的情感需求，肯定了人对文艺之美的内在合理性。荀子把乐的产生，不归于外物的作用，直接归于人之心、人之情。而“情”又是自然感发的，不依靠外物和人为产生，是人自然本性的需要。在荀子看来，音乐的产生源于人内在的感情，根植于人本性的自然抒发，是人心有所触动的感情流露。荀子“以情论乐”，实际上是提出了文艺方面的“主情说”，即文艺来源于情感。“情”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灵魂和核心，在《乐论》中，荀子明确而深刻地揭示出情感这一文艺的基本特征，触及了文艺的本质，发前贤所未发，足见荀子所立足的高度和所能见的深度。

荀子还提出了“情文俱尽”的命题，他在《礼论》中涉及的“礼”视域下“情”与“文”的关系，在文艺史上意义重大。“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王先谦《荀子集解》作解：“情文俱尽，乃为礼之至备。情，谓礼意，丧主哀，祭主敬之类；文，谓礼物、威仪也。”荀子认为，礼始于疏略，成于文饰，终于愉悦。最完备的礼达到了“情文俱尽”的境界。“情”即意，是人内心的情感；“文”即载体，是外在的文饰、仪式等。在荀子看来，“礼”分为三种层级。首先，是“情文俱尽”，情与文兼备，互为表里；其次，是“情文代胜”，情胜于礼或礼胜于情，只注重一方有所偏失；最后，是“复情以归大一也”，虽无文饰，但情感归于质朴。荀子的论述逻辑结构严谨，三种礼类在比较之中高下尽显，荀子也最推重第一类“情文俱尽”的中和之美，情文皆备，达到了最完满的状态。若延伸到文艺思想方面，也同样适用。“文”涵括了诗歌音乐等文学艺术作品，要求文艺作品和表达的情感合一，强调情文俱尽，文质皆备，以达到一种“中和之美”。荀子在文艺的发生和本质的问题上，提出了“情本位，情文俱尽”的文学观。从人情的角度论述文艺发生的根源，开后世“诗缘情”说的先河，并强调“情文俱尽”的文学观，这在诗学史和文艺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

二、文学创作论

荀子关于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是“征圣”“明道”“宗经”。荀子最推崇“圣人”，强调将圣王作为老师，效法他的法度，寻求他的纲纪，效仿他的为人。而“征圣”的最终目的是“明道”，圣人是大道的纲要，天下大道、百王之道都统一在这里。无论自然规律还是人类社会的治理之道，都要遵循儒家之礼义。引申来说，文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在所蕴含的引导人们道德完备、人格完善的“道”，这就是“明道”的内蕴。“宗经”可以说是“征圣”“明道”的具体途径，荀子明确将《诗》《书》《礼》《乐》《春秋》以“五经”并称，并极为推崇儒学经典。“征圣”“明道”“宗经”背后的根本目的相同，都是以圣人的礼义之道为标准，并将礼义精神内化于文艺作品中，这是荀子谈创作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奠定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观。

荀子“重文”，《礼论》篇言“不敬文，谓之野；不敬文，谓之瘠”，不敬文，就会流于粗鄙和轻薄。荀子还主张“君子必辩”，十分语言的作用和辩说的语言艺术，充分肯定了“言能尽意”，并在创作上尽力去开掘语言的表意、表达功能，语言可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知。“言能尽意观”上升到文论方面，充分肯定主体的作用和语言的表现、表达功能。荀子擅长论说性散文，他的论辩体系，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虽然《荀子》读来少了些文学华彩，不似《孟子》那般情感充沛，引人入胜，甚至有些晦涩，不易理解，但也正是理性的阐释、论说的集中，构成了荀子文辞独有的特点。《荀子》成熟严谨的论说文，完整详密的鸿篇巨制，每篇有一个揭示全篇主旨的标题，篇中围绕中心观点，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证。其构思之缜密，结构之严整，论证之周详，条理之明晰，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先秦思想家中，荀子可谓是唯一留下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家，对后世影响颇深。但是荀子的文艺思想，却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和赞扬，这是有失公允的。荀子的文学创作大有可观，他在自身的创作中就充分发挥了言能尽意的作用，重视文辞的功用，其文风醇厚渊雅，文采斐然，具有文质彬彬的特点，带有浓厚的学者之气。荀子创作的第一篇说唱文学作品《成相》和最早以“赋”名篇的《赋》，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作品，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和赋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成相》是一篇通俗文艺作品，它的形式是民间歌谣，而内容则是荀子的思想概要。《成相》批判当时黑暗的社会，抒发了荀子的忧愤之情，并说明了选贤任能、推行仁政的迫切性。荀子还创作了“赋”体，是赋体文学的萌芽，为赋体文学在汉代形成蔚为大观的繁荣局面奠定基础。《汉志·诗赋略》有“荀卿赋之属”，此类赋共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由此可见，荀子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以赋名篇的作家，对赋体的影响是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荀子《赋》善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为“赋”的骈俪之美做铺垫，并以隐语式的“问答”结构作为骨架，这种“主客问答”的形式日后也就成了散体大赋的稳定结构。此外，“以四言为主，间节杂散体”韵散结合的形式，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韵散结合”与“主客问答”一起构成了赋体文学的关键性要素，并在后世赋文学中不断发展、成熟。

三、文艺功用论

作为儒家的荀卿，他的思想特点完全可以用一个“礼”字来概括。循着儒家的脉络来看，孔子的思想突出“仁”，孟子的思想突出“仁义”，而荀子最突出的思想便是“礼”，并加入了“法”的思想，既“隆礼”，又“重法”。

《劝学》篇“《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至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认为，《礼经》是法律的规范，条例的纲领，可以称作是道德的顶点，将“礼”的作用和统摄性推崇到极点。荀子扩大了礼的支配范围，礼不但包括法的因素，甚至包括天地日月等自然现象，“礼”成为社会和自然的最高准则。“礼”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说，礼能够调养人的欲望，并使人修身自省。从社会和国家的层面上来看，礼是促进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修身》篇中有“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王霸》篇中有“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礼”对治理国家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由此可见，荀子是真正将“礼”的意义和功用推到了极高的位置。荀子的礼论无疑溯源于孔子，但因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荀子“礼”的意义与孔孟大有不同，孔子的礼更多显示出对西周文明的留恋与向往，孟子的学说则以性善论为出发点，将礼的实现更多地寄托于人内心的自觉和自我的道德修养。而荀子的礼则不同，加入了一些“法”的思想，不但“隆礼”，而且“重法”，十分强调法律的约束和制裁作用。他的礼论以人性恶为思想基础，强调法律上的赏罚，是由于人之性恶，由于生而有好利而恶害之性，因而要用“法”来约束和制约。荀子是由礼到法过渡的践行者，搭建了礼与法的桥梁。身处社会变革的前夜，这是荀子必须要做出的改变。荀子“隆礼重法”思想背后的深层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论。所谓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应时而兴，荀子也不例外，其学说的功用论意图明显。《乐论》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音乐－人心－治道”的模式。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社会治乱。这样就把文艺的政治功用提到了极高的位置。

总的来说，荀子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从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特别强调文艺服务于政治，用“乐”来使天下“大同”，把“乐”作为礼的辅助工具。在荀子看来，文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为严肃的封建等级制度服务。它可以作为等级的标志，是天下和同的需要。荀子所处的时代，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他的文艺观侧重于功利性因素，为统治阶级的集权和政治的统一服务，对封建时代文艺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

四、文艺审美论

审美问题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但荀子文艺思想中的“中和之美”“全粹之美”都非常接近审美理想的精神实质，是对儒家传统审美理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荀子的审美理念对孔子有所继承，强调“中和之美”。《乐论》篇：“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强调音乐的中正和谐，和睦而不淫荡，最终使社会和同，这显然是对孔子“中和”思想有所继承。但荀子所阐释的“中和”，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指向性的。他所谈的“中和之乐”在于引导人的情感走向正道，以丝竹之音引导人的道德，使君臣和敬、父子和亲、长少和顺，达到“天下之大齐”的最终理想，这种价值导向和价值判断是荀子“中和之美”的显著特点。

荀子继承了孔子“尽善尽美”这一思想，将文学的真、善、美统一起来，并阐述得更加详尽和完整，他进而提出了“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即“全粹之美”的观点。“全粹之美”蕴含极大的包容性，这是一种广阔而完美的境界。《劝学》篇中：“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荀子在这里强调了君子要葆有道德操守，内心才能够静定，然后能够应物自如。这才是完美的人，而君子贵在德行的纯美。荀子以做学问为例，说明了君子要在人格上达到全、粹的至高境界，需要以“礼义”之道为标准，守住德行的操守，才能成为“全美”之人，而真正的美是涵括“真善”的全粹之美。

终荀子一生，他的文艺思想自始至终都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荀子之所以用功利的眼光看待文艺，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使然，因而他投入了比孔孟更多的政治现实关注。荀子隆礼又重法，使他被视为儒学的“歧出者”，但这也正体现出了荀子对政治的关切和对人治制度的反思。荀子的文艺思想整体展现出一种儒学向政治靠近的趋势，学术由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为封建集权政治服务的性质愈发强烈，他对于诸子各家的继承与批判，归根结底是希望能够达到一统的目的，这是荀子文艺政治化的深刻体现。

总的来说，荀子的文艺思想终究是从其整体思想中抽绎出来的，是总结归纳得出的。荀子的文艺思想是十分丰富且具有系统性的，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体现出学者式的渊博厚重。他文学观中涉及的关于文艺本质、文学创作、文艺功用和文艺审美相关理论，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他自身的文学创作《赋》篇和《成相》篇，对汉赋和俗文学的启示很大，有着开创性的意义。荀子也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传统，成为先秦百家思想的批判者和熔铸者，开儒家思想的新方向和新格局。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荀子的文学思想受其时代限制，具有局限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艺的自由发展。但是瑕不掩瑜，这位伟大的学者，终触及了文学的本质并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千年来的传统文学观，我们绝不能忽视荀子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是珍贵的财富。